在埃及之外，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恐怕是知名度最高的埃及在野政治家了。

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他的确在国际社会很有名；其次，在过去两年半埃及政治风云的巨变中，他不止一次被境外分析家认定是主持埃及未来政坛的“下一位”；第三，尽管“夺标呼声”如此之高，他却一次也没成功过，一直是“在野政治家”。这正应了中国汉代的一句俗语：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2013年7月6日，他的“在野政治家”生涯，原本似乎将告一段落：当天傍晚，导致穆斯林兄弟会穆尔西政府下台的政变后上任仅3天的代总统、前最高宪法法院院长阿德利.曼苏尔（Adly Mansour）的顾问、记者阿赫迈德.穆斯利马尼（Ahmad Al-Mouslimani）宣布，代总统已任命巴拉迪为临时政府总理，并授权组阁。一时间国际传媒纷纷出动，评论、专题、人物简历、背景材料，不一而足。解放广场上支持巴拉迪的示威者则发出阵阵欢呼。

然而媒体的喧嚣声尚在高潮，一盆冷水却兜头浇下：当晚曼苏尔突然出面澄清，说自己并未任命巴拉迪为代总理，也未决定任何人选，代总理和临时政府何时组建，目前尚难下结论。

穆斯利马尼随后透露称，当天下午曼苏尔的确会见了巴拉迪，讨论了组阁等问题，但因为“种种原因”，巴拉迪与总理职位暂时擦肩而过。

许多消息都显示，议会第二大党——萨拉菲光明党的激烈反对，是曼苏尔收回成命的关键。

萨拉菲光明党是亲沙特的伊斯兰主义保守政党，在原教旨和保守方面，较兄弟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该党原本是穆斯林兄弟会在议会中的松散盟友，但因不满兄弟会对其打压、排挤，政变前夕与之分道扬镳，转而支持政变。该党一位高级干部称，巴拉迪“是位技术人才，缺乏让街头平静下来的能力和魅力”，不适合在当前形势下出任临时政府总理，而该党副总裁努尔.艾哈迈德.哈利勒（Ahmed Khalil）则更加直言不讳，称任命巴拉迪违反了政变前军方公布的“政治过渡路线图”，如果巴拉迪上任，光明党将撤回对临时政府的支持。

巴拉迪自“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以坚持鼓吹世俗主义、自由主义为世人所熟知，一些国际分析家认为，光明党对其过于世俗化的政治色彩不满，因此不能接受。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埃及军官团同样是世俗色彩浓厚的阶层，正是这个阶层的倒戈，先是在2011年2月11日，导致统治埃及30年的穆巴拉克下台，继而又在今年7月3日通过政变，让穆尔西和兄弟会丧失政权，而对于此，光明党的态度是默认甚至支持的。

道理很简单，军方的“世俗干预”对光明党有利：“2.11”革命，让光明党从边缘社会团体一跃而成在埃及下议院508个议席中拥有107席、举足轻重的第二大党，仅次于 拥有235席的兄弟会下属政党“正义与发展党”；“7.3”政变导致兄弟会政府倒台，兄弟会政要纷纷被捕，光明党事实上成为埃及最大的合法政党。与之相反，任命与自己政治、宗教、文化理念格格不入的巴拉迪担纲组建临时政府，对光明党有害无益，他们当然会拼命阻止。

说起来这已经是巴拉迪第若干次和高级领导人职位擦肩而过：“尼罗河革命”期间，巴拉迪是埃及自由派声音最高亢、国际关注度最高的反穆巴拉克领袖，当时众多国际分析家认定，他将成为穆巴拉克之后新的埃及领导人，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AFSC）夺权后，他出任临时政府首脑的呼声一度最高，但结果却是临时政府总理走马灯般转换，却始终转不到他头上；2011年底，因不满AFSC交权迟缓，兄弟会、光明党和被俗称“广场派”的激进派示威者“青年革命同盟”、“四月六日运动”等联合发动所谓“二次革命”，巴拉迪也投入其中，成为向军方“逼宫”最积极的人物，当时一度风传，军方将和他在谈判后达成妥协，有他出任总理收拾残局，结果和军方“成交”的，却是在“二次革命”中，反对阵营中最低调的兄弟会；当兄弟会锋芒毕露，开始在一系列选举、公投中摧枯拉朽，他又开始站在兄弟会的对立面，呼吁“抵制修宪”、“抵制选举”、“抵制公投”，要求军方将权力先移交给以他为首的过渡政府，然后再组织修宪和选举，结果同样未能如愿；此次自6月26日起，他就作为由自由派、世俗派和左翼反对派组成的“救亡阵线”（NSF）旗手，站在“倒穆”的前列，政变成功后，再次成为临时政府首脑的热门人选，不料同样一波三折，迄今尚未能如愿。

之所以如此，正如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巴拉迪虽然在海外拥有很高人气和知名度，但在埃及却曲高和寡，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领袖魅力。自由民主派在埃及本就是小众，还分成“自由派”和“民主派”两部分，巴拉迪自称“民主派”实则是自由派，由于支持者势力单薄，他们普遍害怕普选，在长达17个月的后穆巴拉克过渡期里，他们多次抵制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甚至要求当时执政的军方直接将权力交给由他们组成的“过渡政府”，闹出“民主派害怕民主”的笑话。由于实力单薄又热衷掌权，巴拉迪在过去两年半中曾多次和不同政治派系联手，兄弟会、广场派、军方，都曾在某一时刻受到他的欢呼，也都曾在另一时刻受到他的指责。这样的一个人选，为众多政治势力所不放心、不信任，也在情理中。

当然，军方和代总统选择巴拉迪并非没有道理。大多数国家对政变的口径，是呼吁尽快恢复文人政府，并将之视作政变合法性的试金石。巴拉迪显然是国际社会普遍能接受的文人政府首脑人选，让他干一趟临时政府首脑的苦差，对一直渴望高位的巴拉迪而言求之不得，对各国而言也交待得过去，这对百废待兴的新政府留住国外援助，避免国际孤立，是很有好处的。

但巴拉迪的国内政治基础实在单薄：“广场派”绝对人数并不多，且本身派系复杂，人数最多的几个左翼和工团组织，和巴拉迪的政治立场并不合拍，一起当反对派没问题，一起当“建制派”就勉为其难；光明党志在通过选举，取兄弟会而代之，当然不会轻易接受一个和自己不对调门的临时总理；被赶下台的兄弟会虽元气大伤，但基础依然雄厚，他们公然指责巴拉迪的总理提名是“美国意志”，表示坚决抵制。

如今埃及乱局并未结束，当前的无政府状态显然是绝不能持久的，越早组成文人过渡政府，对兄弟会以外的埃及各方越有利，以此而言，巴拉迪未必没机会当上过渡政府总理，但即便当上，他也难以平息社会矛盾和国内冲突，并将继承一个濒临破产、政治上分歧严重动辄导致致命冲突的国家，在这样的氛围里推动立法进程和安排总统选举，也绝非一个轻松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