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七日三公”意味着什么

7月3日发动政变、推翻执政刚刚一年的穆尔西(Mohammed Morsi)穆斯林兄弟会政府的埃及军方，以及国防部长西西(Abdel Fattah al-Sissi)，当初恐怕未曾想到，政变后的日子，竟会过得如此之艰难。

早在政变前，军方向穆尔西发出“48小时最后通牒”后不久，就推出了所谓“过渡期路线图”，并定下9-12个月的过渡期时间表。但自政变成功、政府和宪法中止迄今，时间已差不多过去一周，本应作为“路线图”第一步和过渡期基础的临时政府，却仅有军方指定或旧政府留任的寥寥数人，如临时总统曼苏尔（Adly Mansour）、临时外长阿姆鲁（Mohammed Kamel Amr）等，最关键的人物——负责实际政务和组阁大任的临时政府总理，竟然三次难产，正所谓“七日三公”，乱作一团。

政变仅3天，7月6日，代总统曼苏尔就宣布任命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为过渡政府总理，但几小时后便矢口否认；7月7日，他又试图任命埃尔丁（Ziad Bahaa ElDine）为总理，巴拉迪为副总统，但同样无疾而终。

7月9日，曼苏尔第三次尝试组阁，任命自由派经济学家、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贝布拉维（Hazem el-Beblawi）为总理，巴拉迪为“负责国际关系事务的副总统”。组阁同时，他还宣布了修正后的过渡时间表：15天内组成修宪委员会，此后4个月内对修改后的宪法举行全民公投，明年2月举行立法选举，待立法选举产生的议会召开后，再着手举行大选。

政变当局之所以不顾阻力，一再匆匆强推过渡政府总理，目的是尽快造成“文人政府接手”的既成事实，减少国际间对军人干政的恶感。政变爆发后，美、欧各国普遍的态度，是默认政变，但敦促军方早交权、早过渡、早选举，至于交权、过渡和选举后局势会如何演变，则暂时无暇顾及。非盟和世行等也相继施加压力，要求军方尽快还政于民，恢复宪法。

自“尼罗河革命”后，埃及经济形势每况愈下，社会矛盾激化，穆巴拉克政府也好，穆尔西政府也罢，在某种程度上都因解决不了这一问题而陷入绝境。政变当局在这一问题上面对的形势更加复杂：卡塔尔和土耳其这两大“金主”，都是兄弟会和穆尔西的支持者，也是“尼罗河革命”后埃及财政的主要来源，但前者刚刚经历国家元首更迭，又逢其力捧的兄弟会被推翻，在“尼罗河革命”中作用巨大的半岛台被排斥，虽审时度势，姗姗来迟地“祝贺”了政变，但势必不会如以前那般全力援助，后者，埃尔多安政府本身面对国内政治压力，且十分忌惮军方可能的干预，迄今对埃及政变持批评立场，能否继续其一年20多亿美元的援助不得而知；沙特是第一个祝贺政变的国家，但其支持的，是在埃及议会中席位仅次于兄弟会的原教旨主义政党——萨拉菲光明党（Al Nour Party），援助不会停，但也绝不好拿；美国每年向埃及提供13亿军援，但美国国内法律规定，不得向政变当局提供军援，尽管目前奥巴马政府并未定性“政变”，不过倘“文人过渡政府”迟迟不能出炉，后果很难预料；IMF的48亿美元纾困款，虽然系以削减福利、削减政府开支、提高税收等“毒药条款”为代价换回，争议颇大，但在几大“金主”来源成疑之际，也终究是救命稻草，但这根救命稻草也因政变的爆发和政局的不稳被推迟拨付。在此情形下，军方越早转入后台，由文人组成的过渡政府越快成立，对支持政变的各方而言就越有利。

问题在于，政变各方对过渡政府人选的看法，因各自利益、立场差异太大而大相径庭。

前两位总理人选的搁浅，主要因为光明党的阻挠。光明党本是兄弟会的松散政治盟友，因“金主”不同（光明党背后是沙特，兄弟会则是卡塔尔），立场有异（光明党比兄弟会更原教旨），穆尔西执政后期饱受兄弟会排挤，最终分道扬镳，在政变前夕倒戈默许政变。但光明党支持政变的目的，是取兄弟会而代之，该党是议会第二大党，群众基础仅次于兄弟会，他们希望在政变后的过渡区获得更大发言权，为日后选举抢占“制高点”。巴拉迪是老牌世俗自由派活动家，“尼罗河革命”以来为争取上位，曾多次转变支持对象，但大多时间扮演着“广场反对者”的角色（只是反对的对象从穆巴拉克变成军方，又变成穆尔西和兄弟会，而支持对象则从军方变成兄弟会，又变成军方）；埃尔丁是中左派温和政治家，穆巴拉克时代的著名投资经理，小党派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两人都是由自由派、世俗派、工团活动家和左翼反对派组成的“救亡阵线”（NSF）旗手，属广义的“广场派”，光明党接连“倒灶”，实际反映了政变阵营内部的迅速分化，和各方对“后政变时代”政治先手的志在必得。

7月8日清晨，支持兄弟会的示威者在开罗共和国卫队军营门前和军警发生激烈冲突，导致至少51人死亡，435人受伤，兄弟会和军方相互指责对方应对事件后果负责。

事件发生后，光明党再生波澜，该党发言人巴卡拉（Nader Bakara）在facebook上宣布退出临时政府组建谈判，理由是“大屠杀发生后政治对话已变得没有意义”。此举表明，在至关重要的过渡政府主导权方面，光明党绝不肯轻言退让。

“军营血案”发生后仅一天，“七日三公”的第三位总理提名又应运而生。此次提名的贝布拉维曾留学法国，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穆巴拉克时代曾长期任职于埃及国营出口发展银行（EDBE），穆巴拉克倒台后，他曾担任了3个月的副总理兼财长（2011年7-10月，但直到12月才正式离职）。

很显然，政变当局仍然将“争取国际好感”当作头等大事，过渡政府总理人选虽数易其稿，却总是在自由派、世俗派中打转。此次遴选的贝布拉维并非“广场派”人物，显然汲取了前两度提名失败的教训，而他经济学家的身份，则意在安抚对经济前景忧心忡忡的人们。

然而贝布拉维年事已高（76岁），且个人虽低调，长期在穆巴拉克政府任职的履历，在当前特殊而敏感的氛围中仍可能授人以柄（他上次丢官就因为此）。被推翻的兄弟会虽元气大伤，但实力犹存，必不肯善罢甘休，而翻云覆雨、为“翻身做主”不惜一切的光明党，又岂能容忍又一个“不合口味”的过渡总理？

至于“负责国际关系事务的副总统”巴拉迪，这样的职务几乎是公开标明的“政治花瓶”，在一般政治语境中本无关宏旨，但光明党等原教旨反对派，又怎能容忍总理、副总统两个高级职位，都被世俗派所占据？更何况，迄今被提名的几位世俗派领导人，在去年的总统选举中不是根本没出战，就是名落5甲之外，或“墙内开花墙外香”，或国际、国内知名度都没有，又如何服众？

很显然，随着修宪这道“大坎”的逼近，政变当局将不得不面对现实，将过渡期重心从“国际公关”转移到国内协调方面来，尽快拿出能“站住脚”的过渡总理、内阁人选，否则修宪公投或流产、或再现去年兄弟会主导下投票率低下（去年仅32.9%）的一幕，埃及的乱局，恐仍未有已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