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一家欢乐一家愁，7月14日，正当3天内“难产”两次的埃及政变后过渡政府终于呱呱坠地，在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前一次过渡时期当过过渡政府几个月副总理的技术官僚贝布拉维（Hazem al-Beblawy）正式就任，屡屡在选举中受挫、和代理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宝座多次擦肩而过的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终于挂上副总统头衔之际，被政变推翻的前总统穆尔西(Mohammed Morsi)和另外14名穆斯林兄弟会（al-ikhwān al-muslimūn）领袖的财产被冻结。此前一天，从埃及总检察长办公室传出消息，穆尔西和据说是兄弟会最高领导人的巴迪（Mohamed Badie）等共9名兄弟会领袖的起诉书“已被收到”，对兄弟会的指控，包括“间谍行为”、煽动杀害示威者和经济管理不善。

同样在7月14日，政变后一直保持低调的军官团终于开口，政变的核心人物、国防部长思思(Abdel Fattah al-Sissi)为政变辩护，称推翻穆尔西是“军方执行人民的意愿”，因此不算政变，穆尔西政府已“丧失执政合法性”，他曾试图给穆尔西机会让他顺应民意，但遭到拒绝，因此最终选择是“迫不得已”。

兄弟会对此解读显然不可能接受。经过政变前后的大起大伏，如今伤筋动骨的兄弟会，仍活跃在开罗乃至全埃及的大街上。

在支持穆尔西示威阵营的“大本营”、开罗东北清真寺广场上，仍有成千上万的兄弟会支持者集中守夜，誓言“直到穆尔西复职为止”。由于穆斯林传统的斋月业已开始，日出到日落期间信徒们都不进饮食，晚祷后的夜间才是他们起居活跃的时段，且斋月期间宗教活动频仍，人群易聚集，人们的情绪易激动，抗争的韧性也比平时更高，可以想象，兄弟会信徒们的街头抗争不会很快沉寂，“逢周五出大事”的“阿拉伯之春传统”更不会轻易销声匿迹。

然而兄弟会似乎至今并未制订出协调、统一的应对战略。

一方面，他们似乎仍相信选举游戏规则和合法斗争程序，将政治抗争的重点放在“恢复合法总统权限”、“追究政变责任”上，尽管政变后的暴力对抗迄今已造成92人死亡，但大多发生在最初几日，其中仅7月8人清晨的开罗共和国卫队营房门口血案，就造成53人死亡，而此后街头运动虽仍有相当规模，甚至“7.8血案”事发地也仍有兄弟会支持者聚集，但组织者已更多强调“不流血”、“和平抗争”；另一方面，他们又在7月9日后多次重申，拒绝过渡总统曼苏尔提出的过渡时期“路线图”和选举时间表，拒绝加入过渡政治进程——或干脆说，拒绝向“后兄弟会时代”过渡。

兄弟会仍活跃在前台的领导人，言行姿态反差也相当大。兄弟会发言人哈达德（Gehad El Haddad）多次在推特上号召“所有埃及勇敢的爱国者”起来发动“武装起义”，而另一名仍在公开活动的兄弟会领袖埃里安（Essam El-Erian）则不断强调“和平斗争”。7月15日，美国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访问埃及，成为政变后首位访问埃及的美国高级官员，有消息称，伯恩斯在当天即会见了兄弟会领导人，鼓励他们放弃暴力，“重新参与到埃及政治进程之中”，但尽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莎琪(Jen Psaki)公开承认了这一传闻，兄弟会方面却不置可否，开罗及埃及各地的大街上，支持兄弟会的示威者继续高举着形形色色的反美标语，呼喊着仇视美国的口号——在这一点上，他们和他们的对立面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很显然，树大根深的兄弟会虽未丧失活动能力，但骨干损失严重（埃里安15日宣称，仅被监禁的兄弟会骨干就达240人以上），决策能力似乎暂时进入一个空窗期，目前正处于“惯性斗争”的阶段，全部斗争的诉求和意义，集中在显示存在感和力量、以及希望回到穆尔西和兄弟会执政时代上。但7月14日过渡政府的组成表明，新过渡时期的“路线图”虽磕磕绊绊，但业已开始运转，前一日穆尔西的被起诉，和同日思思的声明，事实上从不同侧面堵死了“回归”的可能性。正如许多观察家所指出的，随着人心思定，公众对街头运动又开始倦怠，近日兄弟会和反兄弟会双方的示威人数都在大幅下降，对兄弟会而言，能否接受“兄弟会执政时期业已结束”的既成事实，将政治斗争目标从“让穆尔西回任”这一越来越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回到一个更务实的定位上，如何在新过渡时期迅速找到自己的政治位置，是攸关其未来政治气数的关键。1928年3月就诞生的兄弟会历史上几起几落，最终都能重新崛起，其复杂的组织结构和庞大的群众根基是关键，此次虽遭遇重挫，但尚不足以致命，而能否迅速、顺利实现转型，则将决定其将付出代价的多少，和痛苦的大小。

和兄弟会一样，政变一方似乎也仍忙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打补丁”，而尚难顾及长远布局。

折腾了三次才组成的过渡政府内阁中，充斥了经济学家和技术官僚，其最大的特点是世俗派多（总理和副总统都是世俗派），搞经济、与欧美关系良好的多（如拥有波士顿大学博士学位的财政部长加拉尔Ahmed Galal，曾任驻美大使的外长法赫米Nabil Fahmy），和兄弟会对着干的人多（如文化部长的人选，是几周前刚被穆尔西解职的前开罗歌剧院负责人达耶姆Ines Abdel-Dayem）。政府组成次日，就匆匆和来访的美国特使伯恩斯闭门会谈；组成第二日，“负责国际公关的副总统”巴拉迪就开始其第一个“国际公关”——前往以色列协商西奈半岛和加沙边境治安问题。很显然，政变一方目前脑中纠结的问题，一是让政变成为国际公认的既成事实，让政变后的过渡机构、过渡进程和过渡时间表，成为国际社会（主要是迄今态度模棱两可的美国和欧洲）承认的路线图，二是争取获得、或至少不流失各方援助，度过危险的经济困境（赤字已超过GDP总量11%，进口粮食储量只敷两月之需，埃及官方宣布的总粮食库存仅361.3万吨，只够维持到11月，美国农业部驻埃及专员甚至认为能维持到10月就不错了），三是在“放”兄弟会重归政治游戏版图之前，尽可能削弱其能量和杀伤力。

在如此浅近的政治目标下，过渡政府就不免显得太具过渡色彩：大量亲美、却缺乏政治基础和支持率的技术官僚充斥内阁，而美国方面却因自身问题（“尼罗河革命”是奥巴马一手缔造的外交“样板工程”，自我否定代价高昂，但政变方亲世俗、反原教旨的色彩又符合美国战略利益）态度模棱暧昧，这些过渡人物为争取美欧认可做得太多，很可能遭到支持群众的不满（不论支持或反对政变的示威者都怀疑美国在埃及政局中所扮演的角色，伯恩斯访问期间，街头亲政变示威者的大喇叭里，美国大使安妮.帕特森Anne Patterson被称作“巫婆”，并被高呼“滚回去”，而亲兄弟会示威者则表示，倘非美国从中捣鬼，根本就不会发生政变），反之，倘做得太少而得不到预期外交成果，他们又将蒙受“无能”的指责，成为埃及过渡进程的下一批替罪羊。

不仅如此，后穆巴拉克时代历次选举、民调均显示，埃及社会中世俗派和宗教保守派的力量对比，后者要稍占上风，此前兄弟会垮台的关键，是执拗推动社会生活原教旨化，并因权力斗争原因和同属保守派的光明党翻脸。倘过渡时期的过渡机构忽略保守派的存在，就很可能矫枉过正，过犹不及，丧失过渡期权力机构所必须具备的广泛代表性。

兄弟会当初能在后穆巴拉克时代执政，并一意孤行一年之久，卡塔尔前后三次、多达80亿美元的援助至关重要，而其盛极而衰，在某种程度上与卡塔尔国内政局变动、雄心勃勃的前埃米尔哈马德.本.哈利发.阿勒萨尼Hamad Ben Khalifa Al-Thani退位，在“阿拉伯之春”中表现活跃的外交大臣谢赫.哈马德.本.贾布尔.阿勒萨尼Hamad Ben Jabr Al-Thani也被解职遥相呼应。政变前后，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虽坚持挺兄弟会到最后，新的埃米尔和政府却几经犹豫，最终承认了政变当局。这对于兄弟会而言恐非福音，另一个中东大户沙特青睐的是萨拉菲光明党（Al Nour Party），而让兄弟会选择亲美路线，则几近政治自杀。作为源于本土的强大政治组织，兄弟会不可能因外援枯竭而就此一蹶不振，但“过几年苦日子”怕是难免。

与之相反，率先祝贺政变成功的沙特，以及科威特、阿联酋等沙特在海合会的伙伴，迅速填补了后穆尔西时代，埃及经济援助的空白。政变后短短10天内，政变当局收到的最大援助，就是沙特为数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其次是科威特的40亿美元和阿联酋的30亿美元，而科威特援助埃及、价值两亿美元的石油，也已被两艘油轮运抵埃及，这显然同样和沙特有关。这些钱当然不会白花，有了这笔钱，过渡政府就可以暂时日常开支，应对社会福利最基本的燃眉之急，也可以在美国以取消13亿美元军援要挟就范，和IMF将本就不得人心的“紧缩换纾困”48亿美元救助方案奉为可居奇货之际，有了更多周旋的余地和底气——尽管根据埃及投资银行EFG-HERMES经济学家芭莎（Mohamed Abu Basha）的计算，埃及需要至少350亿美元援助，才能度过未来两年的经济困局。

然而如前所述，沙特所青睐的未来埃及政治主角，是比兄弟会原教旨色彩更甚的光明党。该党在政变关键时刻弃前盟友兄弟会而去，让政变成功成为可能，又在政变成功后两次杯葛过渡政府，更借“7.8血案”宣布退出路线图，和政变当局保持一定距离，纵横捭阖，无非为抢占“后兄弟会时代”政治制高点，这对于世俗派扎堆的过渡政府，仍沉浸于胜利喜悦的“广场派”，乃至埃及未来政局，都将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