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西、以北的塔吉和阿布格里卜监狱分别遭到武装分子的袭击，长达10小时的战斗中，安全部队和袭击者分别死亡至少25和40人，受伤者达近70人，包括“基地”组织成员和部分外国极端分子在内的500多名囚犯趁乱越狱。

对此国际社会高度紧张。国际刑警组织发出安全预警信号，认为此次伊拉克越狱事件“可能危及全球安全”。

一次越狱行动就算规模再大，又何至于对全球安全构成威胁？

这次事件并非孤立和偶然：整整一年前，“基地”组织的伊拉克分支“伊拉克伊斯兰国”发表发起“破墙运动”的声明，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帮助狱囚越狱，以从事“圣战”。7月23日，“基地”组织承认，此次行动系他们所为，并经过长达数月的策划，目的是“救人”和打击伊拉克司法体系。

“基地”组织在后萨达姆时代大规模渗入伊拉克，一度在其境内势力大张，1006-2007年期间达到巅峰。但在此之后，以彼得雷乌斯为首的美军及其盟军改变了一味军事打压的方式，转而采取“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策略，说服伊拉克居民相信政府，不与极端分子合作，令其国内治安形势显著好转。正因如此，奥巴马政府才敢在2011年12月18日从伊拉克全部撤军，并认为“大局已定”。

然而“基地”等极端势力得以生存的基本土壤——逊尼派和什叶派间的矛盾，却并未从根本上得到弥合。

伊拉克是个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占总人口95%，其中什叶派54.5%，逊尼派40.5%，不过逊尼派中包括和第一大民族——阿拉伯人流派不同、独立意识强烈的库尔德人，倘扣去他们，则逊尼派只占总人口20%左右。历史上伊拉克一直是少数逊尼派把持政权，多数什叶派处被压制地位，萨达姆时代更变本加厉，逊尼派中的提格里特集团独揽大权，什叶派则遭到无情镇压。不过这一时期，“基地”等外来逊尼派极端势力并未得到大的发展，这是因为萨达姆希望建立以他为核心的“大伊拉克”，对主张建立跨越国界逊尼派原教旨天下的“基地”持很深的敌意。

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却同时释放出两股危险的政治空气：一方面，长期被压制的什叶派轻而易举地凭借人数优势，在“一人一票”的战后伊拉克获得一次又一次选举的胜利，并在北方库尔德人逐渐专注于经营自己“一亩三分地”——库尔德自治区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大部分伊拉克地区推行厚什叶派、薄逊尼派的政治、经济政策，而萨达姆的社会复兴党崩溃后，人数本就处于劣势的逊尼派对此几无抗衡能力；另一方面，原本被“国家逊尼派”和世俗特色明显的萨达姆集团压制的“跨国逊尼派”——原教旨的“基地”，却迅速崛起并填补了逊尼派内部的政治空白，并一度令伊拉克成为中东治安形势最混乱的地区。尽管彼得雷乌斯的努力一度取得显著成效，但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让一切变得重新紧张起来。

尽管外界赋予“阿拉伯之春”种种意义，但这些意义中有许多都是表里不一、甚至外界一厢情愿强加的，如今回头“复盘”不难看出，几乎所有实现“变天”的国家，都是清一色由逊尼派原教旨派系上台，推翻原先专制但较世俗的共和政体，而在个别什叶派试图从逊尼派夺权的国家（如巴林、沙特），或试图颠覆逊尼派君主政体的国家（如摩洛哥、沙特），则无一例外被“阿拉伯之春”舆论攻势边缘化，甚至遭到积极鼓吹“阿拉伯之春”的沙特、卡塔尔等国镇压，这就让“阿拉伯之春”不可避免地被染上逊尼派对什叶派的教派争斗色彩，而这种色彩却因“不合胃口”，被欧美国家和众多国际传媒长期刻意忽略。

伊拉克的什叶派和逊尼派本就积怨很深，连任的马利基政府又在美军及盟军撤出后，变本加厉地推行亲什叶派政策，令倍感失望、又少了美军这个“婆婆”的逊尼派再度转向“基地”；邻国叙利亚的内战更让局势雪上加霜，叙利亚的教派构成恰与伊拉克相反，什叶派少而逊尼派多，最初打着“和平示威”、“民主斗争”旗号的叙利亚反对派随着战事的旷日持久，逐渐凸显出教派斗争的真实面目，并吸引了数以万计各国逊尼派原教旨分子参战，这些人中许多都系“基地”背景的有组织、有经验武装分子，构成反政府武装的主要战斗力。

伊拉克和叙利亚有漫长且难以防守的共同边界，对伊拉克逊尼、什叶两派而言，均担心对方教派在邻国坐大，因此均采取了明里暗里支持邻国“自己人”的措施。如果说，马利基政府作为合法政府，囿于阿盟决议，还只能在台面上保持克制，那么本就是“黑名单”榜上有名的“基地”，就无需任何顾忌。一些伊拉克问题专家指出，此番及以往越狱的囚犯，大多是有战斗经验的逊尼派极端分子，他们在伊拉克什叶派政府追逐下，势必大多数流入叙利亚，充实反对派武装中由“基地”控制的派系，从而令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构成更加复杂，也令国际社会对叙利亚问题更难取舍，说“可能危及全球安全”，并非夸大其词。

问题在于，这只是伊拉克教派冲突问题的冰山一角。

刚刚卸任的联合国驻伊拉克特使、德国人马丁.克伯勒指出，近两年来，伊拉克境内暴力冲突发生率明显增加，平均每个月死于暴力的人数多达700-800人，虽未达到2006-2007年水平，却和彼得雷乌斯计划卓有成效的几年相比翻了4、5番，而在美军及其盟军撤退的背景下，马利基政府缺乏足够的实力和执行力，去应对急转直下的治安局势。

比问题更严峻的是前景。

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是奥巴马的竞选承诺，也是他两届执政迄今最大、最少争议的独立外交成果，是民主党压制共和党的命门，加上美国经济尚未完全复苏，战略重心转移，势必不可能重返；派系繁杂的马利基政府自保有余，整肃治安则力不从心，控制边界、防止狱囚和其它极端分子的国际间往来，则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长此以往，伊拉克很可能成为各派极端势力中转人、物，休整喘息的中继站，和中东地缘政治的“盲肠”，甚至成为一个大号的黎巴嫩。

至于至今被一些国家和政治势力倚为长城的“一人一票”，恐对伊拉克局势的恶化无济于事：在当前伊拉克人口教派构成不变的情况下，什叶派可轻而易举获得一次又一次胜选，但无论“德”或“威”，都不足以将占总人口20%、且得到强大外援的逊尼派彻底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