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在全球的传播渠道

8月25日，伊拉克境内突然发生一系列爆炸、枪击等恶性袭击事件，造成近50人死亡，逾百人受伤，这是自2008年以来，伊拉克所发生的最严重恐怖袭击事件。而就在不久前的斋月期间，伊拉克境内还发生了有组织的监狱袭击事件，仅7月23日针对巴格达附近阿布格莱布和塔吉两所监狱的袭击，就导致至少500名危险的极端分子囚犯越狱，另有至少7月23日造成113人死亡、250人受伤

许多迹象表明，斋月期间的袭击监狱事件，系“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分支“伊拉克伊斯兰国”（ISI）所为，并由身在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AQAP）负责人艾曼.扎瓦赫里（Ayman al Zawahiri）和身在也门的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负责人乌海伊希（Nasser al-Wuhayshi）协调组织，此次伊拉克境内的事件虽至今尚未有组织出面负责，但许多人都推断同样和“基地”有关。

自“9.11”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反恐力度，军事上不惜血本，发动声势浩大的全球反恐战争，并在伊拉克、阿富汗长期用兵，政治上和世界各国广泛开展“反恐外交”，甚至一度以“是否参与国际反恐”划线站队，还通过无人机袭击、特种作战等“定点清除”手段，击毙了包括拉登本人、曾经的基地组织二号人物拉赫曼（Atiyah Abd Al Rahman）、“死亡教士”奥拉基(Anwar al-Awlaki)等人，并一度宣布“基地”已一蹶不振。

事实上也不怪美国人夸口，由于“9.11”让“基地”由暗转明，其在欧美范围内的恐怖威胁反倒变小，一如美国《大西洋月刊》一篇文章所言，基地组织在欧洲最后一次成功的大规模恐怖袭击，还要追溯到2005年的伦敦地铁袭击案，而在此后，据欧洲刑警组织去年的报告统计，像样的袭击只有3次，且均不成功，而在美国，自“9.11”后，人们看到的、与基地组织有关的恐怖活动，就多是类似时代广场的蹩脚“化肥炸弹”，和被挑唆的尼日利亚少年失败的自杀炸机。

然而在欧美以外则大不是这样，“基地”加强了在非洲、中东的整合活动与力度，其活动越来越带有隐蔽性、协调性和网络化的特点。

“基地”的跨国血统

事实上从一开始，“基地”就带有浓厚的跨国血统。

“基地”的创始人本.拉登是沙特人，但“基地”却脱胎于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和苏联军队作战的“圣战者”组织；拉登死后，新的“基地”负责人扎瓦赫里是埃及人，22岁就加入了“伊斯兰圣战者”；曾经的基地组织二号人物阿布.叶海亚.利比是利比亚人，作为 “理论家”负责协调“基地”在巴基斯坦境内的活动，以及“基地”总部和各分支、尤其在阿拉伯半岛各分支的联系；前面提到的拉赫曼是利比亚人，曾是当地极端组织“北非伊斯兰战斗组织”的核心；去年底、今年初一度占领大半个马里共和国、建立“阿扎瓦德国（Azawad）”的“圣战者”，头目也大多是国际背景，所谓“阿扎瓦德三巨头”没有一个是本地人，阿布.赛义德（Abou Zeid）、莫克塔尔（ Mokhtar Belmokhtar）和哈马姆（ Yahya Abou Al-Hammam）都是阿尔及利亚人；“死亡教士”奥拉基则是拥有美国国籍的也门人。

拉登的“理想”，是打破国家、民族的疆界，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政教合一、教法治国的伊斯兰原教旨国家，而其基本队伍，则是由各国逊尼派极端分子组成的“圣战者”队伍，对“教法”和“圣战”的认同，而非国家、民族的认同，是“基地”长期聚而不散的关键，因此长期以来，“基地”都以“非国家性”和“国际性”著称，他们可以因为“教法”和“圣战”的理念，不惜金钱和生命，去遥远的阿富汗、危险的车臣浴血奋战，在戒备森严的美国和欧洲搞恐怖袭击，也可以因为这些，和中东、北非、南亚各国的统治者、政府军大打出手，和当地土著反对派反目成仇。

“基地”的跨国整合

“基地”的跨国整合，从拉登时代就已开始。

这一整合首先发生在北非。

自中世纪以来，北非和中东就存在很深渊源，中东的阿拉伯等民族连同伊斯兰教一起传入北非，曾盛极一时的埃及君主萨拉丁，本人就是一名库尔德人。这些进入北非的中东民族、宗教和当地原有的游牧民族、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比中东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信仰狂热和尚武精神，奥斯曼土耳其时代，马木留克兵是土耳其苏丹仰赖的精锐部队，而这只部队正是发源于埃及等北非地区。

进入近现代，英、法、意势力入侵北非，法国吞并了阿尔及利亚并把突尼斯、摩洛哥占为保护国，毛里塔尼亚和马里等则成为法属西非的一部分，英国控制了埃及，意大利占据利比亚，西撒哈拉被西班牙控制，表面上看，这些殖民地、保护国的人民被迫接受了宗主国的语言、文化和制度，但恰因如此，阿拉伯语和清真寺-宗教学校体系，成为他们保持民族传统、尊严，反抗殖民者的平台和依托，这种迫切感和需要感，是居住在半殖民、准殖民化中东的阿拉伯人所不及的，这也让北非的宗教原教旨社团特别有生命力和战斗力。

二战后北非各国纷纷独立，最初这些原教旨社团和世俗社团并肩作战争取独立，但独立后走怎样的道路，双方很快产生分歧，几乎在北非所有国家，上台的都是世俗政体，而原教旨团体则或走上宗教对抗、议会斗争道路，或在高压下开始转入武装抵抗。

在利比亚，原教旨团体和奉行“绿色社会主义”的前领导人卡扎菲发生尖锐冲突，最终转为武装冲突和武力镇压，当地穆斯林极端组织“北非伊斯兰战斗组织”（LIFG）和卡扎菲血战多年；在埃及，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三代领导人不仅依靠军方镇压武装极端分子“伊斯兰圣战者”组织，而且在政治上打压已放弃恐怖主义斗争方式的穆斯林兄弟会；在阿尔及利亚，原教旨组织“伊斯兰救世阵线”（FIS）在1991年大选中差点上台，迫使该国军方发动军管，随后发生的血腥冲突让阿尔及利亚一度成为全球恐怖活动的焦点，FIS随后裂变为“伊斯兰武装集团”（GIA）和“萨拉斯呼声与战斗宣教团”（GSPC），后者更凶狠、更极端激进，也更国际化，不仅包括阿尔及利亚，也包括马格里布诸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广义范围还应包括利比亚和毛里塔尼亚）和萨赫勒地区（从大西洋直到红海的撒哈拉狭长地带）的原教旨恐怖分子，活动十分猖獗。

当这些北非“土著恐怖组织”在各国专制政府打压下损失惨重，“基地”也因反恐战争而声势受损之际，本就血脉相连的两家便开始“抱团取暖”，在同时具备两家血统的拉赫曼奔走撮合下，2005年，“萨拉斯呼声与战斗宣教团” 被“基地”收编，改称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网络的重要一环。

这一事件成为“基地”跨国整合的里程碑事件。通过“基地”和AQIM的关系，大量北非极端分子参加了在阿富汗、伊拉克、车臣、也门等地的“圣战”，因为这些北非极端分子好勇尚武，战斗力和组织力强，很快成为“基地”的骨干，而这些人中有的返回北非，便成为当地恐怖袭击的骨干；其次，由于AQIM的枢纽作用，“基地”开始将整合范围扩散到更广阔的领域：他们攘夺了马里北部分离运动的主导权，和另一个源自北非西部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后卫（Ansar Dine）”沆瀣一气，更通过西非的极端恐怖组织“西非圣战组织”（MUJAO）向南渗透，并与西非腹地的极端恐怖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 ”相联系，更通过一脉相承的清真寺-宗教寄宿学校平台，将影响力扩充到整个非洲，建立了所谓“萨赫勒恐怖走廊”。

这个“走廊”向东，一直延伸到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在这些国家，政局长期混乱，土著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Shebab)在伊布拉西姆.哈吉.贾玛Ibrahim Haji Jama的牵线下和“基地”接上头，称为“基地”全球恐怖主义版图的组成部分。号称“非洲之角”的索马里离“基地”猖獗的也门只隔窄窄的、海盗猖獗的红海，“恐怖走廊”实际上已经贯通亚非。

在中东，自拉登死后，“基地”将各国极端组织逐渐整合为“阿拉伯半岛盖达组织”（AQAP），并一改拉登时代“不建国”传统，先后在也门、伊拉克建立了割据性、象征性的“伊斯兰国”。

“基地”和中东、非洲以外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联系也在加强，车臣、菲律宾、印尼、印度、中亚各国的伊斯兰极端组织，许多都和“基地”声息相通。

“基地”国际传播的新特点

“基地”国际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现了全球恐怖网络的资源大整合。

“基地”拥有寄生于传统清真寺-宗教寄宿学校平台的动员和募捐系统，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秘密的兵员、资金、后勤物资整合，这套系统在车臣、阿富汗等战事中曾发挥巨大作用，在全球反恐压力增大的今天，更是许多地方恐怖势力生存的血脉所系。

“基地”新时代的一大特点，是借力打力。当中东、北非“阿拉伯之春”方兴未艾，欧美对在阿拉伯世界“铁板一块”中能掀起“民主浪潮”兴奋不已时，“基地”已打着“民主诉求”、“和平示威”旗号悄然渗透，并在多个反对派夺权的国家趁乱兴起。如在也门，基地分支“阿拉伯半岛盖达组织”（AQAP）趁政局混乱，当局和军方自顾不暇，以拉登前私人秘书吾亚希Abou Basir Nasir al-Wuyashi为首，在多个省份实现了夺权和割据；在利比亚，曾臭名昭彰的“基地”同伙、伊斯兰圣战者头目贝尔哈吉Abdelhakim Belhadj把自己标榜为“民主斗士”、“政治家”，趁卡扎菲政权瓦解之际扩大势力，割据一方，称为新政权的不安定因素；在马里，他们借北方图阿雷格人和中央关系紧张而渗入，并一度反客为主；在叙利亚，“胜利阵线”（(Jabhat al-Nusra)趁欧美普遍支持叙反对派推翻巴沙尔政权、对极端势力暂时掉以轻心之际喧宾夺主，在叙境内建立了占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总兵力的1/3-1/5、战斗力远超过其它派系的庞大极端武装；在埃及，有“基地”背景、长期盘踞西奈半岛的“安萨尔教法团”（Ansar el-Charia）也趁埃及军方和穆斯林兄弟会矛盾激化，在当地趁火打劫、浑水摸鱼，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血案，使埃及政局更加复杂化。

这一往来最大的特点，是是只讲教派和“圣战”，而漠视国界和国籍概念，一处得手则呼啸而来，稍有蹉跌则呼啸而去。利比亚内战持续不过半年，聚集的“圣战者”便号称“数以万计”；内战刚刚结束，他们便转而南下马里，北上叙利亚，去支援别处“圣战”，马里北部的原教旨割据政权被法军扫荡，他们又分别南下西非，东去乍得，北上阿尔及利亚，并在阿尔及利亚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大规模人质绑架案。不久前的“斋月大劫狱”，涉及国家多达9个，而随后发出的“8月攻势号令”，竟迫使美国等西方国家一度关闭了其在22个国家的使领馆。年初的阿尔及利亚人质劫持事件，恐怖分子被击毙、抓获的不到20人，却有阿尔及利亚人、埃及人、突尼斯人、利比亚人、马里人，甚至3名加拿大人（其中一名韩裔），而叙利亚“胜利阵线”的“圣战者”国籍更为复杂，其主要成员几乎都是外籍极端分子，德国之声引述叙利亚问题专家亚西姆.穆罕默德估计，由该组织带入叙境内的恐怖分子人数多达7000，分别来自西非、东非、中亚、高加索、阿富汗、巴基斯坦，甚至欧美，欧盟各国自去年以来，已多次发现本国极端分子通过秘密渠道，进入叙利亚参加“圣战”。

通过这一平台和网络，基地可借助设立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界、也门或非洲某地的秘密训练营，或通过在线培训，训练各国“圣战者”，甚至通过在线指导和小册子，传授制造炸弹、发动恐怖袭击的“专业技术”。美国波士顿马拉松赛上发动炸弹袭击的高加索人特萨尔纳伊夫兄弟，其制造“高压锅炸弹”的技术，就是从这类渠道学会的。

由于网络和平台跨国、人员和财源也来自世界各地，因此他们可以方便地通过清真寺-宗教寄宿学校体系，将各国信众秘密聚集到指定营地受训，再集中派遣到特定的“圣战”战场，其中经战火考验幸存下来的佼佼者，大多会在一段时间后撤回，转战其它“圣战”战场。这种体系使得和这一网络关系密切的各地原教旨分支，常常拥有大量实战经验丰富的老兵，且可在极短时间内突然“战力爆棚”，打对手一个冷不防。

这种飘忽的特点常常会让欧美国家陷入尴尬，如法国人就发现，自己在马里的军事行动，遇上的居然是持崭新法国武器的“圣战者”，因为“圣战者”中有不少人在此前推翻卡扎菲的利比亚内战中以“反政府民主派武装”面目出现，接受了法国军援，转而却跑到马里北方，和帮助马里政府军的法军大打出手。

“恐怖网络”的局限性

然而“恐怖网络”并非天衣无缝，事实上其局限性十分突出。

由于经常采用“输入性圣战”的手法，有跨国“圣战者”参与的“圣战”常常表现得战局诡异，武装组织的战斗力大起大落，既能在短时间内攻城拔寨，又常常在瞬间土崩瓦解，前者通常出现在大量外国“圣战者”涌入，本土反对派急于借助外力之际，而后者则往往出现在外国“圣战者”和本土反对派矛盾激化，尤其出现强有力军事干预之际，如塔利班政权在阿富汗的溃败，和法军进军北马里时，MNLS作壁上观导致“圣战者”不得不四散，都是典型的例子，而“圣战者”不以一国一地得失为意，一遇挫折便主动撤退，通过跨国网络-平台迅速疏散，等待出现新的节点、时机，也让这种特性变得更加突出。

正如许多观察家所指出的，这类“圣战者”的真正目的，并非帮助当地反政府组织推翻原政府，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是趁虚而入，在当地建立原教旨国家。正因如此，他们在所在国往往喧宾夺主，引发当地“土著”反对派的不满。在阿富汗，拉登带去的“阿拉伯客人”曾和土生土长的塔利班发生矛盾；在马里，“西非圣战组织”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以及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以善于策划绑架外国人质事件著称的“伊斯兰后卫（Ansar Dine）”曾和本土分离组织“解放阿扎瓦德民族阵线”（MNLS）并肩作战，并在马里北方建立了原教旨的“阿扎瓦德国”，但不久后这些“外国人”便开始在当地发号施令，不顾当地民族的习俗、传统，强推各种原教旨政策，干了许多毁灭古迹、发掘古代陵墓的事，甚至在当地召开所谓“阿訇大会”，主持的“三巨头”竟都是外国人。在叙利亚同样如此，“胜利阵线”战斗力虽强，却得不到叙利亚民众、甚至支持反对派的大多数民众拥护，不少反对派派系也对他们颇为不满。

诸葛亮征南时，曾采纳马谡“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兵战为下心战为上”的方略，并取得成功，而要切断“基地恐怖网络”，除了“兵战”、“心战”外，通过国际协作，切断其国际间资金、物资和人员流动的渠道，让全球呼应的极端主义网络，变成一个个互不相连、收尾不能呼应的散乱节点，应可收事半功倍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