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巴布韦：当一个民主派变成“半个执政党”

今年7月31日，津巴布韦大选拉开帷幕，外界普遍认为，大选将出现“龙虎斗”的激烈竞争局面，总统穆加贝（Robert Mugabe）和总理茨万吉拉伊（Morgan Tsvangirai）5年前就在选战中旗鼓相当，不得不在时任南非总统姆贝基的调停下，组成了尴尬的联合政府，一直维持到本届大选前，照理说，5年后再次对决，胜负也应在一线间。

然而8月3日津巴布韦选举委员会公布的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

结果显示，89岁高龄、执政已达33年之久的，穆加贝以61%的过半选票，一次性当选新一任总统，而无需再进行第二轮决选，他所属的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ZANU-PF）则在201个众院议席中夺下超过2/3立法多数的158席。反观茨万吉拉伊，他在总统选举中的得票率仅34%，其所属政党民主变革运动（MDC）则只获得49个议席。

这和5年前的选举结果可谓冰火两重天：当时茨万吉拉伊在总统选举中获47.9%选票，压倒了穆加贝的43.2%，在众议院210席中，MDC占105席，ZANU-PF只有104席（另一席由独立候选人占据）。且即便这样的结果，在反对派和许多外国观察家看来，还是执政党作弊的结果。

尽管败选后茨万吉拉伊立即表示“不服”，部分国际观察家也对选举公正性提出质疑，但南非总统祖玛（Jacob Zuma）、非盟主席德拉米尼.祖玛（Nkosazana Clarice Dlamini-Zuma，南非总统祖玛前妻），以及非盟观察团团长、前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均承认了选举结果（尽管对某些细节提出批评或保留），甚至“不服”的茨万吉拉伊本人也一方面宣布“两不”（不承认选举结果，不与新政府合作），另一方面强调强调“不寻求暴力对抗”、“确保法律、政治、宪法和外交秩序完整”。这些都表明，选举结果还是有相当说服力的——毕竟倘若选举存在不公正性，此次和5年前的一次在这方面的问题应大略相当，但同等条件下，茨万吉拉伊却交出了截然相反的两份答卷。 

5年前：民主、政治和经济的胜利

严格说，在此次大选前，不应将MDC称作“反对党”、“反对派”，将茨万吉拉伊称作“反对派领袖”，因为他们不仅参政、入阁，在众议院中的议席甚至还领先于ZANU-PF，应该将他们正名为“民主派”。

5年前的茨万吉拉伊意气风发，他的手中可谓满把好牌。

首先自然是政治牌，更确切说，就是民主牌。

当时穆加贝已从1987年起、连续当了21年总统，加上1980-1987年的连续7年责任内阁制总理，执政已达28年之久。尽管作为独立运动先驱，他仍得到许多津巴布韦人的支持，但长期的大权独揽、任人唯亲、排斥异己，早已在国内外引发广泛不满，茨万吉拉伊的“民主派”引发广泛共鸣。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惟有在津巴布韦实现民主化和政党轮替，结束穆加贝一人专权、ZANU-PF一党独大的局面，才能有效解决人们积怨已久的诸多政治问题，如贪腐、专权和政治迫害等。

其次则是经济牌。

由于独立时英国用于换取穆加贝“10年不土改”承诺的资金补贴到期，且拒绝继续支付，穆加贝为解决本方退伍士兵生计，维系这些基本支持者对自己和执政党的支持，自2000-2002年强行推动所谓“快速土改计划”，强制性将原本由善于耕作的白人农场主所有的农场分为小块，分配给退伍黑人士兵，导致经济基础——农业大崩盘，而“土改”等激进措施又导致欧美加强对穆加贝政权制裁，加上经济作物、矿产品国际市场价格适处低谷，导致津巴布韦经济陷入绝境，通胀率至2008年选举僵局发生时已高达2200000%，失业率更高达80%，可以说，当时津巴布韦民众对经济和民生的不满已达到绝望和出离愤怒境地，大权独揽的穆加贝和执政党自然而然成为问责主体，并产生“穆加贝既然做不好就该下台换人”的强烈冲动。可以说，MDC和茨万吉拉伊正是在选民走投无路、群情激愤的背景下，高举“变革”大旗，聚拢到险些推翻穆加贝的庞大人气的。 

当一个民主派变成半个执政党 

5年前的选举最终闹到相持不下、剑拔弩张的地步，并最终以“和棋”敷衍告终。

对茨万吉拉伊当初选择妥协，而非“斗争到底”，是不应苛责的：津巴布韦在大选乱局爆发后，国内矛盾激化、经济和金融形势加速恶化，整个国家正向破产深渊加速滑落，倘两派继续缠斗，势必同归于尽。穆加贝毕竟执政多年，树大根深，既然不能“一步到位”让其下台，暂且接受“半个胜利”，不失为公私两便的稳健之策。

问题是，一旦接受了这“半个胜利”，原先的“民主反对派”，就自然而然成了“半个执政党”。

既然不再是反对派、反对党，而是“半个执政党”，是议会第一大党，原本惯用的政治批评路数，便自然而然不再好使。的确，5年间茨万吉拉伊和MDC活动家们一如既往地抨击穆加贝的专制和政府高层的贪腐，但“半个执政党”的地位让这种抨击变得难以着力：2008年透明国际腐败感知指数（CPI），津巴布韦在全部180个被调查国中排名166,；2012年则在全部174个被调查国中排名163，可谓既乏善可陈，又改善无几，如果说，联合政府组建前，政府贪腐的责任，只能全部归咎于穆加贝和ZANU-PF，那么一旦联合政府组成，贵为内阁总理的茨万吉拉伊，和议会第一大党MDC，就势必无法只怪别人，不怪自己。

既然已是总理、“半个执政党”，津巴布韦经济上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就同样无法专责穆加贝一方，而仍如在野时一般把自己放在“无辜受害者”地位以洗脱责任。

问题在于，事实上由于穆加贝的强势，茨万吉拉伊的总理不过“伴食首相”，“半个执政党”也比徒具虚名好得有限，大政方针仍是穆加贝说了算，“半个执政党”的尴尬地位，让茨万吉拉伊和MDC挨骂有份，分权无门，可谓尴尬。

更尴尬的是，在这种局面下，津巴布韦的经济却反倒有了起色。

2008年底，津巴布韦的通胀率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89000000000000%，整个国民经济几乎陷入崩溃，当时赞比亚《每日邮报》曾预言，只消轻轻一推，穆加贝政府就会土崩瓦解。然而此时的MDC和茨万吉拉伊却囿于自己“半个执政党”和内阁总理的身份，无法完成这“最后一击”，反倒在无可奈何下同意了穆加贝的豪赌：废除津巴布韦元。

2009年1、2月间，津巴布韦宣布废除本国货币津巴布韦元，改用美元和南非兰特，国民原先的本币存款转为记账，这张几乎等于将全体国民财产清零的冒险牌，因国民早已输无可输，反对党入阁后投鼠忌器，居然一击得手。原本最危险的“经济定时炸弹”——高通胀经此极端手段得以根除，至2012年已回落至3-5%的区间，虽仍处高位，较诸以往已“正常”了很多。

经济方面更是如此。尽管不情愿，但眼见穆加贝政权暂时无法动摇，工业化国家也缓慢恢复了对津巴布韦的经济援助，联合国机构和各非政府组织也积极参与，其中尤以粮农组织（FAO）最为积极。FAO在欧盟资金支持下，在津巴布韦推广了行之有效的“保护性农业计划”，参与计划的30万户津巴布韦农民玉米产量较前增长到3倍，豆类产量翻番。津巴布韦有7成国民务农，穆加贝当初执意推行“土改”，正因为无法解决黑人农民人多地少的死结，而不惜铤而走险，但不善经营的黑人新农民非但未因获得土地脱贫，津巴布韦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却因传统白人农场主经济遭到破坏，而陷入灭顶之灾。FAO的计划看似并不新鲜、先进，却恰契合“土改”后黑人小农经济的需求，因此不但缓解了经济压力，也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执政党和黑人农民间的关系。

在此期间，欧美爆发金融危机，而新兴国家的崛起，却令矿产品、农产品的需求量大增，国际市场价格飙升，这让津巴布韦受益匪浅。

在农业复苏、矿业兴起的带动下，原本就有较好基础和较均匀结构的津巴布韦经济，在欧美一些经济学家的一片看空声中，居然获得一定程度的复苏。“看空派”曾预言，2012-2013年津巴布韦失业率将突破85%，IMF曾预测2011、2012年度津巴布韦GDP增速均不会超过4%，但事实却截然相反：失业率方面，世行2011年便称，津巴布韦失业率已回落到50%以下，今年6月，津巴布韦财长比蒂（Tendai Biti）更扬言，津巴布韦失业率已降至9%，这虽被认为有夸诞、粉饰之嫌，但失业率的大幅下降却是公认的事实；GDP增速方面，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今年3月援引经济学家理查森（Craig J. Richardson）的数据，指出2009-2011年间，津巴布韦年均GDP增速达到7.3%，是全球经济增速同比最高的国家之一。而非洲银行的数据更显示，2011、2012两年，津巴布韦GDP增速分别高达9.3%和9.4%。尽管许多国际经济学家认为，津巴布韦的经济成绩存在许多水分和偶然因素，但毕竟较诸前几年已有很大改善。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IMF等境外机构一直对津巴布韦经济看空、唱空，茨万吉拉伊和MDC也口径相似，经济、社会回稳的功劳却被穆加贝和执政党照单全收，“半个执政党”并未沾光收益。

本届大选：失败的经济牌 

或许意识到“半个执政党”地位让政治牌、民主牌再难奏效，此次茨万吉拉伊选择主打经济牌，提出“以黄金储备为基础恢复本国货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振兴制造业和矿业”，以及“上任百日后推行免费医疗”四条政纲。

然而5年前很灵的经济牌，此次如何一点也不灵了？关键在于没对准焦点。

四条政纲中，恢复津巴布韦元本是个可提振民族情绪的不错建议，但津巴布韦元曾在币改前几度大幅度贬值，至停用时已不如废纸，民众余悸未消，选举前以此为号召，尽管加上“黄金储备”等保险系数，公众也很难产生共鸣；创造就业机会、振兴制造业和矿业口号倒是娓娓动人，但缺乏细节，难以激发大多数国民的热情；至于免费医疗则恐是最大的败笔——世行和IMF已几度对津巴布韦的高额政府赤字提出警告，今年初津巴布韦财政部更闹出“给公务员发薪后国库仅结余217美元”的尴尬，此时强调免费医疗，再不动脑子的选民恐怕也会本能去问“钱呢，钱从哪里来”。

至于茨万吉拉伊的“重磅经济牌”——重新检讨“土改”，5年前固然杀伤力无穷，如今却也大为减色：且不说黑人终究是津巴布韦870万选民中的绝大多数，5年来历尽坎坷，以“土改”后黑人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新农业结构在国际援助下刚刚成形，希望再“折腾”一把的津巴布韦人，恐怕终究不会太多。

在政治层面上的失策同样很明显，最大的失策，在于没有利用“半个执政党”的有利时机，扩大民主派的群众和社会基础。

5年前，MDC的基本支持者，就主要集中在工商业者、中高收入者、都市白领和城市知识分子当中，外省民众、乡村居民和城市中低收入者虽普遍对穆加贝、对执政党不满，但尚未完成从“不选ZANU-PF”的抗议票、阻击票心态，向“选MDC”的政党轮替票过渡。5年过去，“半个执政党”及其领袖在这个关乎选票和政党支持率的关键性问题上乏善可陈，从选举中兹万吉拉伊所提出的、亲工商业者和企业家的政策、经济纲领看，他们甚至未必具有了明确的、争取非传统阶层支持的意识。

既然是民主派，本应将争取各阶层民意，代表各阶层、各地方利益当做首要使命，因为选票的胜利是其政治胜利的前提，只有如5年前那帮先战胜于票箱，然后才进可攻、退可守，才能理直气壮地挑剔选举程序、计票过程，如今连选举且惨败，其余的话，又有多少意义？ 

教训不仅限于津巴布韦一国 

事实上，MDC这种“出头了反不会过日子”的民主派，在近年来、尤其“阿拉伯之春”中实现政权更迭的几国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如正“天下大乱”的埃及，以华夫脱党为代表的老世俗民主派，和以贝布拉维、穆萨、巴拉维等为代表的新世俗民主派，群众基础始终薄弱，政治斗争中又惯于取巧、借力，推翻穆巴拉克时借助“广场派”、兄弟会和军方，和军方争权时借助兄弟会，被兄弟会打压后再度借重军方，自己始终形不成一个稳定、基础广大的“票仓”，结果因对选举无信心，闹出“民主派怕民主选举”、拒绝立法选举、立宪公投的笑话，整日憧憬实力派成立过渡政府，并由自己担纲，而当“7.3”事变发生，穆尔西兄弟会政府被推翻，民主派果真被借重组建过渡政府后，他们却手足无措，连“政治花瓶”都做不好。8月14日的“清场”造成严重后果，而民主派中一大部分出于利益考虑支持或默认“清场”这种毫不民主的做法，一小部分（如巴拉迪）则退缩超脱，待价而沽，再度背负起“变色龙”的名声。

也门、利比亚等国的民主派在本国“阿拉伯之春”运动中，曾扮演和平抗争主角和道义号召者角色，但随着运动的深化，他们从文的、武的两方面被组织严密、群众基础强大的伊斯兰宗教势力压倒，难以引领“革命”潮流。如果说“阿拉伯之春”开始之初，至少从形势和场面上，还带有不少“民主自由运动”的色彩，那么如今其伊斯兰化、原教旨化的本色，已几乎无所掩饰。最极端的例子则出现在突尼斯，这里的“革命”自发色彩最浓，民主派很早就投入斗争，但最终掌权的，却是直到独裁者本.阿里逃走才匆忙赶回国的原教旨派系突尼斯复兴党(Nahda)，近日，突尼斯接连传出民主派领袖遇刺身亡

“阿拉伯之春”的星火燎原，最初是从经济斗争开始的，而“经济牌”原本也应是这些国家民主派最好打的一张牌，一则当局经济治理无方是“明牌”，无法推诿抵赖，而民主派系在野之身无所顾忌，二则这些中东、北非国家民主派中不乏经济学家、专业人士，三则这些国家民主空气淡薄，许多民众不熟悉民主，选择经济作突破口号召力更强。

但现实却是残酷的：在“阿拉伯之春”各国中，有幸成为执政者或“半个执政者”的民主派，在经济治理方面同样乏善可陈，徘徊于IMF的“紧缩换援助”（会因福利减少而得罪穷人）和民粹派的“全民大派糖”（会因财政赤字大爆炸而油尽灯枯）间无所适从，利比亚的几届过渡政府固然无所作为，埃及“7.3”后好容易盼来掌权机会的世俗民主派组成清一色“海归”+经济学家政府，却同样拿经济危机毫无办法。

和“阿拉伯之春”诸国相比，津巴布韦更早进入变革-动荡期，也更早完成了反对派从在野到“半个执政党”，再回归在野身份的轮回，或许，剖析津巴布韦这只“完整麻雀”，以研究、印证民主土壤贫瘠国家民主派嬗变的轨迹，能让我们看得更清晰、更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