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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格律诗创作

日本的格律诗包括汉诗、和歌、俳句等。

汉诗即以汉字创作的诗篇,其中既包括古风、乐府等非格律诗,也包括律师、绝句、排律等格律诗,自江户时代以来,汉诗的创作主体已变为格律诗。

江户时代前期,由于德川幕府提倡儒学,汉诗风气大盛,出现了各种汉诗流派,如受朱熹等宋诗影响、说教意味浓重的“载道派”(代表人物有藤原惺窝、林罗山、新井白石等),主张“诗以言情”的“古学派”(代表人物伊藤仁斋等)和主张“诗必盛唐,文必两汉”的“古文辞派”(代表人物荻生徂徕、服部南郭等),其中以后者影响最大;后期学术昌盛,江户等大城市出现了许多汉诗诗社,上层社会甚至以不会汉诗为耻,涌现出菅茶山、赖山阳、广濑淡窗、梁川星岩、大沼枕山、小野湖山等名家。明治维新之后,尽管西学成为主流,但汉诗仍在上流社会中广泛流传,明治天皇本人就善于汉诗,当时的文武名人,如军国主义狂人乃木希典、海军名将东乡平八郎和秋山真之、文学家夏目漱石、正冈子规等,都能创作中规中矩的汉诗。

如今汉诗在日本仍然有一定数量的爱好者,石川忠久的“圣社诗会”,每月定期在东京汤岛圣堂(孔庙)进行诗词讲评,1997年香川县举办的日本国民文化节上,首次将汉诗作为正式项目纳入了大会。要求的参赛作品为一首七言绝句,共收到来自日本各地一千多首诗作报名。

自江户时代以来,大多数日本汉诗创作者本人并不会汉语,他们掌握格律诗音韵的方法,是平安时代(公元8-9世纪)发明的“训读法”,即在日文中原封不动保留汉语实词,而虚词则与日本文言助词、助动词一一对应,即使不懂汉语的日本人也能自如地掌握汉诗的诵读、理解和写作,但这种方法无法解决格律诗词最重要的平仄、韵部问题,翻书和死记硬背是必须的,因此日本汉诗爱好者往往都是闭门创作,然后拿着创作好的诗词集中讲评赏析,而不流行中国近体诗爱好者的雅集酬唱。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日本汉诗爱好者承认汉诗的中国血统,但坚持认为日本汉诗属于日本传统文化,理由是汉字同样是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而采用训读法创作的格律诗词,其创作手法和中国人写格律诗是完全不同的,应视为另一种创作艺术。

和歌和俳句同源,都起源于日本古老民歌,在日本,和歌流传的历史要早于汉诗,在公元8世纪前后盛行于日本宫廷和上流社会。中世纪以后,汉诗成为上层流行诗体,和歌发展缓慢,直到近世,和歌中的短歌才再度兴盛,而短歌的别体——连句中作为酬唱开篇的“发句”,则发展为在日本格律诗中影响最广、知名度最大的俳句。

短歌和俳句的共同特点,是用假名创作,尽量避免使用汉字,区别则主要在句数和音节数:短歌为5句,每句音节分别为5-7-5-7-7,而俳句则只有3句,即短歌的前三句5-7-5。由于短歌、俳句体裁灵活,且使用日本人常用的假名,因此普及率要高得多,在安土-桃山时代,几乎所有的武士都能附庸风雅来上几句,甚至一些僧侣、商人、妇女也可以写出俳句。

今天日本仍有许多短歌和俳句的爱好者,他们往往以诗社、雅集或踏青连句的形式创作和交流,短歌、俳句同时也是日本许多中学的选修课程,“百家诗纸牌”和印有短歌、俳句的卡片、纸扇,是日本名胜古迹常见的纪念品。

韩国的格律诗同样分汉文和韩文两种。

汉文格律诗即汉诗(和日本一样,韩国汉诗也有格律与非格律之分,这里只谈前者),自新罗时代(9世纪)即兴起,和中国唐宋诗词几乎同步发展,涌现过崔致远、李奎报等著名诗人,其中崔致远还在以诗赋取胜的唐代进士科举中脱颖而出。

韩国曾长期使用汉字,如今汉字在韩文中的使用率虽然大为减少,常用韩国汉字只有几十个,但韩文的谚名可以将汉字逐字注音,因此通过谚名注音,基本不会汉字的当代韩国人,学习汉诗写作,反倒比使用大量汉字的日本人要容易一些,如今韩国在成均馆等机构中仍有汉诗教学,端午祭等传统活动期间,也常能看到韩国汉诗的影子。

一些韩国汉诗爱好者也在网上和中国格律诗爱好者交流,总的说来,韩国汉诗的普及率不如日本,但流畅性和水准甚至要高一些,最主要的困难,是谚名对汉字虽可逐字注音,但一个谚名表现的并非一个汉字,而是同音(包括同调和不同调)的几个汉字,这对于不懂汉语的汉诗爱好者而言,显然是个很大的难题。

和日本一样,韩国汉诗爱好者也认为韩国汉诗是韩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韩文格律诗称为“时调”,源出韩国民歌,源流比汉诗还要早,但韩国文字是1446年才定型,此前的时调采用“吏读法”,即用汉字给韩语注音来保存。18世纪,韩国文人申光洙首次提及“时调”的名称,此后到20世纪日本占领时代,时调一直是韩国诗歌的主体形式。

韩国独立后,时调受到新诗的强烈冲击,让出了主体地位,但仍然十分流行和普及,号称“战后时调四支柱”的赵炳华、徐廷柱、朴斗镇和金寿洙都在1990年出版诗集,而新一代的时调诗人也层出不穷。韩国目前经常发表诗歌的作者有数百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可以写作流畅的时调。

时调的格律比较宽泛,要求全诗分为三行,每行14-16音节,分为4个“气口”,全诗不得超过45个音节。此外还有两个变体,即允许第一行和第二行加长的“衣时调”,和三行都可以加长,但第三行加长有限制的“辞说时调”。

越南是全世界最晚废除科举制度的国家,直到1919年才最后废除科举制度,而越南科举完全仿照中国形式,使用汉字,考诗赋、策论和八股文,因此自古至近代,越南涌现出许多善于写作汉诗的诗人,尽管这些越南汉诗被分为“向心派”(诗词中有浓厚的仰慕中国文化情调)和“离心派”(强调越南文化和政治的独立性),但共同的特点是严格符合中国汉诗的各种格律、规范,并具有相当水准。尽管18世纪以后,拼音文字取代汉字,成为越南的官方文字,但拼音文字仍能反映汉字读音,且民间汉字、汉语普及程度较高,许多知识分子和老一辈文人都能写规范的汉诗,如胡志明的父亲是越南最后一代进士,他本人可以写流畅的绝句、律诗,晚年定居中国的黄文欢也能诗,70年代末在女篮亚锦赛上,一路领先17分的中国队最后一分惜败韩国,黄文欢赠诗一首“中国女篮并不凡,功亏一篑在投篮;若能练好投篮术,世界高峰可登攀”,这首诗曾被列为“打油诗”,但实际上是一首通俗的七绝,平仄只错了一处而已。

越南同样有源于本土的格律诗体裁。

早在使用汉字时期,越南就在民间流传起一种“六八诗体”,即一句六个字、一句八个字交替出现的诗,通常为四句三韵,对句第六字押句间韵;后来,又在六八诗体和汉诗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格律诗体裁“双七六八诗体”,即两个七字句、一个六字句和一个八字句为一组,循环组合形成的诗体,双七六八体通常第三句押平韵而其余三句押仄韵,但头句可以不押韵,八字句的第五个字也要押平韵。“六八诗体”和“双七六八诗体”既可以写成短诗,也可以写成很长的诗篇,甚至剧本、故事和长篇诗歌体小说,直到今天仍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越南在推广格律诗方面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即“格律诗本土化”,许多中国古代诗歌、戏剧和曲艺,都在翻译成越南语时,被刻意套写作“六八诗体”或“双七六八诗体”,读来别具意味。

西方的格律诗则是十四行诗,自中世纪便开始流行,比较常见的有“意大利体”和“英国体”。

两种体裁都是14句,但前者分为两段,前段8句,后段6句,每句11个音节;后者分为4段,前3段各4句,最后一段两句,每句10个音节。

十四行诗是十分严格的格律体,押韵方面要求严格,称为“韵牌”,意大利体的韵牌有两种,第一种为ABBA,ABBA,CDE,CDE,即前段1、4、5、8句都押同一个韵脚,其它四句押另一个韵脚,后段第一句和第四句、第二句和第五句、第三句和第六句各押一个韵脚,第二种为ABBA,ABBA,CDC,CDC,前段和第一种一样,后段只有两个韵脚,即第三句、第六句和第一、第四句的韵脚相同。英国体系经过莎士比亚改进的简化体,韵牌为ABAB,CDCD,EFEF,GG,即前三段每隔一句押一个韵,韵脚不重复,最后一段两句押另外的韵。

18世纪以后欧洲通俗文学兴起,自由体取代格律体,成为诗歌的主流,但在大多数欧美国家,古典诗词赏析仍然是必修课,因此大多数西方人都多少懂得一些十四行诗的常识。今天在许多欧美国家,仍有不少十四行诗的爱好者,他们组织诗社,印刷专门的书刊,还成立了一些专门的十四行诗交流网站。由于许多古典戏剧系用十四行诗体创作,因此许多十四行诗的爱好者,同时也是古典戏剧的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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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

陶短房

1894篇文章 2年前更新

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涉猎范围广泛,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都常常见诸出版物,业余时间还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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