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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灾:遇险的不仅仅是江河之滨

小时候曾听祖父辈谈及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特大洪灾,据说南京城北的挹江门,洪水真的涨到可以在城门楼上“挹江(舀江水)”,也曾从泛黄的字纸堆里,看到被肆虐洪水逼到把治水当打仗、高呼“一定要把海河治理好”、“一定要把淮河治理好”投身抗洪前线者豪迈背后的悲壮和无奈。年纪稍长,披阅史书,更知道从大禹治水到洪泽湖淹没泗州城,从“石人一只眼”到花园口决堤,围绕着水的天灾人祸,给中国人造成了怎样的灾难。

近几十年来,各地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加上军队、地方好整以暇,抢险技术日新月异洪水的威胁似乎不再那么可怕,气候的变化更让许多人较著洪水,更担心河道的干涸。

然而今年夏天,突如其来、席卷南中国江河的特大水灾,一下唤醒了人们对洪水的可怕记忆:铜梁养鸭场被洪水吞噬,数以千计的鸭子死于非命;重庆著名的朝天门码头,洪水已逼到大门口;被内涝淹没的农田、村庄比比皆是,不少城市也沦为泽国,一些一再加固、本以为固若金汤的堤防出现险情,一些原本寄予厚望的水利枢纽,也在大洪水面前发挥不出应有的威力。

时代已不同,社会在进步,今天南中国的大洪灾,已不会如昔日一般,造成瘟疫横行,饿殍遍野,流民四散的人间地狱场景,但今天的中国人已不是当年“父母在,不远游”,守着家园一亩三分地的封闭群落,在远离洪灾的大都市,甚至在遥远的异国他乡,都有无数游子魂牵梦萦,为遭灾的故里家园、为仍留在那里的父母亲朋提心吊胆。自古以来,洪水就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灾害,而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能否抵御洪水,能否安排好灾后家园的重建,关乎到千里、万里之外的千百万中国人,关乎到社会的稳定、人心的安定。

随着科学的发展,今天的堤防、水库、蓄洪区,已非昔日都江堰、“瓠子堵口”等可比,这也是许多人掉以轻心,认为洪水不复为心腹大患的依据。然而今天的灾情也迥不同往昔:植被的破坏,让河流含沙量大增,河床淤浅,碰上暴雨集中,或上游洪水大至,造成十年一遇、百年一遇险情的概率,便无形中增大许多。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许多地方河道被侵占,湖塘被填埋,蓄洪区形同虚设,甚至堤坝、河道内也横亘着簇新的建筑物,一旦来水暴涨,便很可能加剧灾情,造成意想不到的损失。昔日治水不易,今日治水同样不易,许多问题盘根错节,牵扯众多部门和利益群体,非下大决心、花大力气,难以根治。

治水是一项大投入、长周期的系统工程,大禹治水据说耗时10年,汉武帝、东汉光武帝和清康熙等,都花了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一些古代水利枢纽的修建、完善,甚至花了几个朝代才最终完成。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如今洪水围城,险情不断,各级政府和各地方自然高度重视,不敢怠慢,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一旦灾情缓解,能否还做到持续关注、持续投入?抢堤防、守管涌是抗洪救灾,平时重视水利建设,日积月累地加强防洪抗洪能力同样是抗洪救灾,甚至可以说,是更重要的抗洪救灾。

洪水直接威胁的地方终究有限,只不过江河之滨的城镇乡村而已,但影响波及,却远不止这些地方、这些人,甚至远不止暴雨倾盆、洪涛汹涌的这些时日,抗洪救灾是项系统工程,急活、慢活都要认真去做,治标、治本,一样也不能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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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

陶短房

1894篇文章 2年前更新

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涉猎范围广泛,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都常常见诸出版物,业余时间还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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