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的2013年

如果说，2011年的中东是“革命年”，2012年是“动荡年”，那么2013年就是“回稳年”，在这一年里，外界曾被“革命”掀起的热情和期许，在很大程度上被冷静和务实的分析、反思所取代，中东大地上持续两年的躁动虽未平息，却也似露出明显的疲态。

埃及：翻转的陶轮

古老的埃及文献《伊普味陈辞》曾说，古埃及中王朝时期政局反复，“大地如陶轮般翻转起来”，而这一幕在2013年的“新埃及”重演了。

6月30日是埃及兄弟会穆尔西政权执政一周年，兄弟会很早就开始操办庆典，准备隆重庆祝这一“革命成果”。没想到6月26日，由自由派、世俗派和左翼反对派组成的“救亡阵线”开始在开罗和埃及各地发动大规模“倒穆”行动，在短短几天内便号称征集了2200万人签名，要求穆尔西下台，穆尔西和兄弟会以强硬手段加以抵制；7月1日，埃及国防部长塞西代表军方出手，向穆尔西发出最后通牒，再遭拒绝；7月3日夜，军方发动政变，民选的兄弟会政权仅存在1年零3天便宣告垮台。

曾几何时一呼百应、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的兄弟会，何以在短短一年间就弄得众叛亲离？

首先是经济。穆巴拉克之所以轻易被推翻，埃及之所以爆发革命，和经济、就业情况不佳息息相关，4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18%人口每日生活费不到2美元，青年失业率高达20.4%的现实，让大批年轻人走上街头，涌向解放广场。兄弟会在“革命”和选举期间许诺，上台后改善经济和民生，但上台一年来，诸如“百日计划”、“能源补贴改革”等无一达到目标，经济增速下滑，物价飞涨，停水停电成了家常便饭，政府财政拮据。对此埃及不得不向IMF求援，争取48亿美元救助金，而代价则是提高税收，削减补贴，这将意味着民众很难再吃到补贴的廉价大饼，用到补贴的廉价燃料，而倘不就范，沉重的福利负担，也迟早会压垮政府。正是“大饼综合症”导致去年10月还高达80%的穆尔西支持率在政变前跌至50以下，并让示威者、尤其年轻人在街头和广场聚集不散。6月26日，卡塔尔埃米尔阿勒萨尼（退位，次日卡塔尔主权基金管理层大改组，兄弟会最大金主的变故，无疑令穆尔西根基动摇。

其次，兄弟会在“革命”后为获得胜选，上台前曾刻意表现出温和、世俗的一面，强调多元化、兼收并蓄，尊重少数民族，高唱民主、法制，一度引发国内外一片赞誉之声。去年6月30日穆尔西就职当天，美国驻埃及大使安妮.帕特森曾在演讲中动情欢呼“埃及是阿拉伯世界唯一通过选举实现民主的国家”。

但上台后他们却倚仗大选高达51.73%的得票率，和一度高企的民意支持率（去年10月高达80%），不断强化自身权力：去年11月22日，穆尔西公布扩大总统职权、使之豁免任何司法审查的法令，引发政治危机；去年12月15和22日，强行通过带有伊斯兰色彩的新宪法公投。穆尔西和兄弟会不断插手司法、立法系统和检察院的人事安排，试图“掺沙子”、“挖墙角”，在政变前夕，埃及总共27个省中，兄弟会背景的省长已达11人。

在国内，军方、自由派、世俗派、工团组织，什叶派穆斯林、科普特基督徒，甚至正统逊尼派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和同属原教旨主义的萨拉菲光明党都遭兄弟会排挤，最终在“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宗旨下，于政变前夕暂时抱团；在国际方面，兄弟会一味追随“金主”卡塔尔，不仅得罪了另一个“金主”沙特，也让既要维系“阿拉伯之春”的“标志性建筑、又对其原教旨色彩愈益警惕的美国左右为难。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7.3”政变的爆发，和随后反兄弟会各方因权力分配矛盾而屡屡倒灶，以至于临时政府的名单在7天内换了3次。由于沙特对政变旗帜鲜明的支持，和美国吞吞吐吐地承认既成事实，兄弟会在国际上的支持者只剩下自顾不暇的土耳其，和刚更迭了君权的卡塔尔，尽管此后一段时间屡屡爆发街头抗争，并一度因“7.8”血案和“8.14”清场引发全球瞩目，但总的来看，局势正在趋于缓和，军方成为2013年埃及政坛最大赢家。

10月9日，埃及过渡政府社会团结部长博劳伊宣布，正式解散穆兄会所注册的非政府组织，这实际上意味着兄弟会已被宣布为非法。11月4日，穆尔西等15名兄弟会骨干被送上法庭受审。自8月15日埃及宣布紧急状态起，兄弟会遭到前所未有的全面镇压，其会为人所熟知的领袖，除新任负责人马赫穆迪.伊扎特外几乎都被逮捕。

兄弟会根基深厚，组织严密，保密性极强，总统穆尔西甚至并非核心权力机构“执行办公室”成员，如今这个组织由谁领导、风格如何，仍然是个谜，面对军方和过渡政府的打压，他们可能会遭受重创，却很难就此被彻底清算，事实上，自1928年成立以来，兄弟会曾多次遭受灭顶之灾，却总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如其老对手军方。

种种迹象表明，军方并不情愿呆在前台，而更希望在幕后扮演随时“踩刹车”的政治角色，政变后至今，军方都未成立诸如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或国防委员会一类埃及军管时必定成立的组织，这似乎表明军方不会直接走到政治前台实行军事统治，过渡期不论长短，最终都会导致普选，出现新的民选文人政府。

但实现民选易，实现民主难，“一人一票”上台的兄弟会政府只用1年零3天便无声地证明了这一点，而在后兄弟会时代，诸如巴拉迪等为某些外界观察家所期待的世俗民主派领袖，仍然在埃及选民中缺乏最基本的人气，能够聚拢选票的除了被取缔的兄弟会，恐怕只有比兄弟会更原教旨的萨拉菲光明党。

更麻烦的是，穆巴拉克、军方和兄弟会都没能解决的、导致埃及不断上演“陶轮翻转”一幕的两大症结——社会族群分裂、对立问题和经济民生问题，未来的任何埃及掌权者，恐也难找到标准答案，或凝聚社会共识。倘如此，“陶轮翻转”的一幕，随时可能反复发生。

叙利亚：“红线年”

去年12月11日，美国承认叙利亚反政府组织“叙利亚反对派和全国力量联盟”（简称全国联盟）为“叙利亚人民合法代表”；更早一些，去年8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挑起“化武话题”，公开划出“巴沙尔当局使用化武即动武”的红线，试图为美国“选择”制订一个“安全范畴”。然而这条“红线”却起到始料不及的作用：“红线”划出后，“使用化武”的传说非但未减少，反倒大幅度增加，而2013年对叙利亚而言，几乎成了“红线年”。

3、4月间，“政府军野蛮使用化武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反对派证词突然大幅增多，令划出“红线”的奥巴马左右为难，最终在4月25日作出模棱两可的“判词”：指责巴沙尔使用化武，但避免谈及自己“原创”的“红线”。不久后，美国宣布向叙反对派提供“自卫性”军援。

8月21日，叙利亚反对派和亲反对派组织在youtube等网站大量上传视频，指控大马士革当局使用神经性毒气沙林攻击大马士革郊区反对派控制的格胡大地区，宣称死难人数由最初的至少170人，逐步升至500-1300、甚至1700人以上。

8月30日，奥巴马发表公开讲话，不仅认为发动化武袭击的是巴沙尔当局，更原封不动照搬了亲叙反政府组织的民间团体提供的“死1429人、包括426名儿童”数字，并称其为“当然可信的消息源”，强调“要行动”，而在他之前，美国务卿克里已作了类似基调、甚至稍更严厉的表态。

然而看似明白的选择题继续吞吞吐吐。

8月30日的奥巴马基调讲话一方面将“8.21”事件责任完全归咎于巴沙尔当局，并强调“要行动”，明确美国有军事干预的意愿和决心。然而在同一个讲话里，他却自己给自己设了许多限制：“目标有限”即不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国会授权”即把打不打的选择权交给美国参众两院，自己只有在两院授权情况下才动手。如此一来，动武与否的皮球就一下被推到9月11日，即美国国会复会日期之后。

9月4日，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以10:7通过决议，同意对叙动武授权。这意味着请求授权决议可以递交参众两院讨论和表决；9月9日，许多媒体报道称，有美国国防部等机构相关官员透露，已制订对叙军事打击计划，时间由原定48小时增至72小时，将投入巡航导弹等武器，目标针对叙军事指挥系统、雷达通讯设施、化武运输手段、火炮及火箭发射装置等，此前“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已传进入红海，部署在东地中海的5艘“伯克”级驱逐舰也“进入战位”，奥巴马在此期间反复向国会和公众表示，叙利亚军事干预不会成为“第二个阿富汗或伊拉克”，干预的时间、规模都将有限，且不会动用地面武力。

然而9月9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突然抛出了一个包括四阶段、一交换内容的倡议。

所谓“四阶段”，指大马士革当局加入《禁止化学武器条约》；按条约规定，建立化学武器生产、储存申报制度；允许国际核查人员定期核查储存地点；在核查人员建议和帮助下，由叙利亚当局决定由何人负责销毁化武；所谓“一交换”，即大马士革当局承诺并开始实施“四阶段”后，国际社会应放弃就“8.21”事件进行军事干预的意图。

仅仅两天后，奥巴马发表讲话，表示“再给外交解决一个机会”，同日美国参院决定“无限期”推迟动武表决；9月14日，克里和拉夫罗夫在日内瓦经过3日闭门磋商，达成了关于叙利亚化武危机的美俄日内瓦协议，内容包括一致同意以外交方式替代外国军事干预方式解决叙利亚化武问题，责成大马士革当局在一周内提交化武清单，并提出将化武置于国际监控下的时间表；协议提出，联合国监控专家应在今年11月进入叙利亚并开始化武监控工作，最终目标是在2014年中期全部销毁叙利亚化武，并规定，如果叙利亚当局不能满足国际社会就化武问题的相关决议要求，可由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进行干预。

9月19日，叙利亚向禁止化武组织提交了化武储备清单，几天后的联大会议上，日内瓦协议受到普遍欢迎，“化武风波”暂时画上句号。

此前许多观察家曾认为，美国蓄意借化武为口实，制造武装干涉的机会，事实证明，美国一直在寻找的恰相反，是“不干涉”的理由。

按照法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说法，自美国宣布“增加军援”后，叙反对派武装获得的外来军援非但没有增加，反倒还有所减少。

“8.21”事件让美国政府迅速陷入了“不得不立即选择”的尴尬：如果承认事件责任应归咎于巴沙尔当局，那么如此大规模的事件绝不可能像此前那样轻轻滑过，动武几乎是必然的选项。

对奥巴马而言，打或不打，政治风险都不言而喻：不承认巴沙尔当局“化武责任”，则自己任期内最大自主外交成果——从开罗讲话起便鼓励、且切实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变革，就会显得不再是“政治正确”；认定“化武责任”，就要面对自己去年亲手画下的“红线”，不动手自然是政治失信，动手却又面临民调压力（路透社早先民调显示，美国60%受访者认为，即便有证据证实叙利亚政府应为化武事件负责，美国也不应进行军事干预，而认为必须采取干预行动的比例，竟只有9%）。当年伊拉克战争因“萨达姆有化武”的“乌龙报告而发动，最终让美国陷入难以摆脱的烂摊子，付出沉重代价，对此美国人至今记忆犹新，加上叙利亚内战至今两年多，反对派“和平民主斗士”、“手无寸铁平民”的光环早已在欧美褪色，对此心知肚明的奥巴马也不能不考虑军事卷入的后果。

“拉夫罗夫倡议”无异于一根救命稻草，让奥巴马无需冒“政治失信”的风险，就可以胜利者、或至少非失败者的姿态继续按兵不动。蛇无头不行，美国不动，法国等少数“配角”自也没了动武的底气，且“拉夫罗夫稻草”对它们而言同样有脱困解围的作用。

克里-拉夫罗夫日内瓦协议，是一份谁都可以宣称自己打到目的、皆大欢喜的文件：俄方可以宣布“军事干预取消”是自己努力的结果，无需再和美国吹胡子瞪眼，俄罗斯“不战而屈人之兵”，充分体现了大国的实力和风范；而奥巴马则可理直气壮地指出，既然“红线”是因化武问题而划，如今化武即将全毁，叙利亚也将加入全面禁止化武条约，美方不但是胜，而且是大获全胜，既然不用打就赢了，那又何必兴师动众？很显然，这个选项对于左右为难的奥巴马政府而言，是目前最好的权宜之计。

美国之所以如此纠结，是因为其一方面不可能接受巴沙尔继续掌权，另一方面也对叙反对派心存疑窦。

自今年2季度以来，叙利亚反对派在内战中渐趋下风，南部、中部多处战略要地失守，人员和物质损失都很大；随着时间的流逝，包括美国在内，大多数欧美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并不喜欢巴沙尔，但他们同样已开始反感反对派，两年半前曾令许多人感动不已的“和平示威”、“手无寸铁”包装，如今已很少有人取信，越来越多政治家开始将叙利亚内战视作“混蛋打混蛋”的“不义之战”，“胜利阵线”等原教旨反对派在叙利亚武装反对派中事实上成为军事主角，他们中许多人是国际恐怖分子，美国的宿敌，更有派系公开效忠“基地”，美国虽努力扶植“自由军”等属意的派系，甚至强逼反对派联盟改组，换掉不中意的领导人加利昂，换上自己青睐的哈提卜。但事实证明这种人为安排并不成功，哈提卜在宝座上只坐了半年便摇摇欲坠，而反对派各派系在2013年下半年矛盾公开化，不仅针对战俘、平民和“异教徒”的暴行屡屡曝光，且各派系之间也大打出手，在这种情况下，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选择“等等看”、“走着瞧”，是顺理成章的。

不知不觉中，巴沙尔一摇三晃地混到了其任期的最后一年——2014年，届时他是否真会如约隐退，叙利亚政局将如何演变，恐怕也真的只能“等等看”、“走着瞧”了。

伊朗：和平的曙光

2013年年初，人们对伊朗问题的看法是普遍悲观的。

由于在伊朗核问题上僵持不下，美欧针对伊朗的制裁、禁运层层加码，按照伊朗自己的统计，国际制裁令伊朗石油出口量锐减40%，石油、天然气出口所得下降45%，而根据一季度美国国会审计报告的数据，针对伊朗核计划的制裁措施削弱了伊朗经济，令其经济增长率同比下降1.4%。制裁生效后，2012年伊朗石油出口量比2010年下降了18%，而其它产油国同期出口量则增加50%。经济危机导致伊朗通胀率在2012年底高达27%，失业率在未来几年内将徘徊在15-16%。IMF的数据则显示，2012年伊朗GDP下降1.4%，HIS Global Insight预测，2013年伊朗GDP还将继续下降1.3%。不仅如此，美国和欧盟还在继续扩大制裁范围，并将金融制裁范围逐步扩张到以货易货层面，这势必引发更严重经济后果。

对此，伊朗在上半年采取了“硬碰硬”的姿态，启动了阿克拉重水反应堆项目，安装了新离心机，摆出一副毫不妥协的架势。而美欧则以加强制裁、禁运相应对，以色列更多次扬言，要发动先发制人的“外科手术”袭击。

今年6月14日，是伊朗选举的日子，由于改革派候选人中的重量级人物在投票前被手握候选人生杀大权的“宪法监护委员会”封杀殆尽，只留下胜算几乎为零的前副总统阿雷夫一人，舆论和观察家一度普遍认为，保守派将继续掌权，且最终总统人选将在两名强硬保守派代表贾利利和卡利巴夫间展开。

但结果却出人意料：6月10日，改革派孤注一掷，让唯一候选人阿雷夫退选，放弃抵制大选的初衷，转而集体支持原本并非热门的温和保守派候选人、前首席核谈判代表鲁哈尼，令强硬保守派措手不及。6月16日，第一轮选举结果公布，鲁哈尼得票过半，直接当选，并很快得到伊朗实际最高领导人——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背书”。

伊朗强硬派的一味固执，已给伊朗带来国际政治孤立、经济形势紧张、物资供应匮乏和通胀加剧等一系列民生问题，不仅国内民意渐渐不满，哈梅内伊等神权人物的利益也受到极大损害。事实上，哈梅内伊在核问题上的态度一直远比内贾德灵活，曾两次发布敕令宣布伊朗永远不谋求核武器，且这一立场有已故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的训令作理论依据。面对内外困局，哈梅内伊最终选择接受并支持了鲁哈尼这个虽非心目中最中意人选、却仍可接受的新总统。

鲁哈尼上任后，主推的是民众最关心的经济，具体说，是两项经济主张，一项“涉内”，主张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发展私营经济部门；另一项“涉外”，努力设法缓和西方制裁对伊朗经济的影响，恢复伊朗经济、尤其石油产业的活力。

作为温和派政治家，鲁哈尼上任后会调整内贾德时代重国有经济、轻私营经济的政策，对后者给予更多政策倾斜。但必须看到，在世俗经济领域，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也依然是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并重，只是不同时期政策侧重点不同，鲁哈尼的“改革”，并未见得比哈塔米、拉夫桑贾尼时代更深入、更彻底，效果如何尚待观察。

不仅如此，近年来伊朗国有经济坐大，私营经济发展举步维艰，“政府对市场干预”仅是问题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更重要的部分），则是精神体系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或按照伊朗精神领域自己的术语，是“监护”）。如果说，鲁哈尼作为当选总统，有能力遏制政府层面对市场经济的过多干预，那么作为本身在伊斯兰共和国二元政治框架内处于受制于人地位的行政首长，他又如何能遏制精神体系对市场经济的“监护”？

除了“神”的层面，伊朗国民议会、专家委员会，都仍是保守派占优势的格局，他们会对自己瞧不顺眼的经济改革措施横加阻挠、挑剔。即便通过选举或协调，鲁哈尼能成功闯过这两关，在国民议会促成一系列有助于推动经济改革的立法，根据伊朗体制，全部由教士组成、其中半数由最高精神领袖直接提名的“宪法监护委员会”有权驳回一切他们认为“不符合伊斯兰原则”的、已表决通过的法律草案，修改到他们满意为止。这种“发回重改”在某些年代，一度达到1/3的高比例，足以对总统的经济蓝图构成掣肘。

涉外问题则更严重，且伊朗经济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和国际封锁、制裁有关，可以说，涉外问题不解决，涉内问题的解决也无从谈起。

在鲁哈尼的推动和哈梅内伊支持下，11月24日凌晨，伊朗和“5+1”国家（联合国“五常”外加德国）达成历史性的核协议，协议规定伊朗停止超过5%浓度的铀浓缩活动，停止安装新的离心机，暂停阿克拉重水反应堆项目，同意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监督与核查，并承诺将就如何处理伊朗库存的20%浓度浓缩铀进行磋商。作为回报，“5+1”同意“暂时、有限、有针对性地”放松制裁，这大约涉及70亿美元，同意在6个月内，只要伊朗履行承诺便不实施新制裁，承诺暂停黄金、贵金属、汽车和石化产品针对伊朗的禁运，允许伊朗民航客机获得检修，同意解除价值约42亿美元的伊朗石油出口禁运。

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伊朗问题专家苏珊娜.马罗尼和核问题专家乔尔.鲁宾等所言，此次日内瓦核协议的达成，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谈判双方首次表现出为了达成协议而不惜作出比预期更大让步的姿态。

在伊朗方面，一如鲁宾所言，协议成功地让“时光倒流”，说服其实际上放弃了部分业已获得的核能力和核研究成果，这对于周围强敌环饲、长期处于封闭、警惕状态的伊朗而言，可谓难能可贵；在“5+1”方面，各国、尤其美国不再一味执着于100%解除伊朗核能力，在事实上承认并尊重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部分权利，在放松制裁方面作出了一些让步。

协议给伊朗核问题的和平解决带来曙光，并受到除以色列外几乎所有各方的欢迎。然而协议的落实比达成更难，个中关键，是“5+1”、尤其美国和伊朗间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的互不信任，一旦协议在落实中出现麻烦，便随时可能令本就脆弱的妥协再生枝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