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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攻”申遗?找错门了吧 

日本共同社日前报道称,日本鹿儿岛县南九州市“知览特攻和平会馆”2月4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递交申请上,希望将该馆收藏的日本二战陆军飞行“特攻队”队员遗书、信件等物品333件,以“知览来信”名目列入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稍有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常识的人,看到这条消息,第一反应恐怕只能是“找错门了吧”。

“世界记忆遗产名录”(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是一项旨在保护历史性文献,避免集体性遗忘、忽视、被时间和气候条件、故意及蓄意破坏损毁的措施,负责登记的是世界委员会会议(IAC),倡导发起者,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众所周知,成立于1945年11月16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下属专门机构,而联合国本身,则是根据《联合国宣言》精神,依照《联合国宪章》宗旨所成立,旨在维护世界和平,避免世界大战,推动解决国际经济、社会、人权等各方面合作的,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这个组织诞生的背景,正是惩于此前的国际联盟未能阻止法西斯的侵略,和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联合国宣言》诞生于二战期间的1942年1月1日,上距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还不到一个月,联合国成立于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10月24日,上距日本签署投降书,也不过两个多月。可以说,联合国体系所依托和维系的,正是通过二战这一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战争,而建立起来的战后国际秩序;这一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又是以打垮和清算日本军国主义为先决条件的。

而日本陆海军飞行“特攻队”,则是在太平洋战争后期日军节节败退的不利情形下,由大西泷治郎等军国主义思想膨胀的日本陆海军将领所倡导、组织,动员、欺骗和强逼日本飞行员(其中许多不过是只经过最基本飞行训练的青少年)进行“一机换一舰”、“有来无回”的所谓“玉碎攻击”的组织,其性质不仅是为侵略战争服务,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效劳,更充斥着野蛮、愚昧和疯狂的中世纪糟粕,这样的“知览来信”,所纪念和体现的,也只能是这种恰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宗旨相悖的,充斥军国主义、野蛮和荒谬的“精神”,拿着如此“记忆遗产”,去一个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背景下发起、在日本侵略战争遭到惨败基础上成立的国际机构申请“承认和纪录”,这些申请者、倡导者和支持者的“记忆”,未免有些太奇特了吧?

纵览迄今被IAC登记入名录的299宗历史文献,其中大多为历史悠久的外交、政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文献、档案,其中涉及二战的寥寥无几,但无一不和反抗侵略、保护人权,抵制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毒素有关,如荷兰的《安妮.弗兰克日记》、波兰的《华沙起义档案》等等,“知览来信”中的军国主义炮灰,又如何能与这些二战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反抗者相提并论?

这并不是说,飞行“特攻队”的历史不算“记忆遗产”,或应该被历史遗忘。恰相反,这种野蛮的“玉碎”、“肉弹攻击”不仅给二战盟军和被侵略国家军民造成巨大损失,也对被迫成为“肉弹”的普通“特攻”队员及其家庭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这种惨痛的历史教训,以及该历史教训的罪魁祸首——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侵略战争,理应被历史和人类永远铭记。但这样的“记忆”必须“找对门”:必须用历史的、客观的、反省的笔,将“玉碎特攻”的来龙去脉,如实记录在历史著作、尤其历史教科书中,以儆今天、明天的人们,提醒人们永不忘记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侵略战争的罪恶、野蛮,和对人性、人权、人类社会法则的肆意践踏,而不是打着“申遗”的幌子巧立名目,妄图扭曲社会和历史的记忆,为昔日的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反人类行径涂脂抹粉,树碑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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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

陶短房

1894篇文章 2年前更新

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涉猎范围广泛,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都常常见诸出版物,业余时间还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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