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央视对东莞“性都”的暗访“曝光”引发热烈议论，不少人对央视暗访和“曝光”的手法、方式提出商榷，有不少社会学家认为，性工作者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对其处境应持同情、关切态度，更有人呼吁“确保性工作者的工作自由”。

诚如所言，性工作者的确大多数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她们从事这一“最古老的产业”，往往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对她们持同情、关切态度，在执法过程中尽量避免不应有的人身伤害、人格侮辱，是应有之义。但“性工作者的工作自由”真的存在么？

福布斯网的调查显示，中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性都”，往往伴随着制造业中心或交通旅游集散地应运而生，其共同的特点，是人口结构复杂，外来人口比例极高，酒店业和娱乐服务业发达，而在这些地方从事“性工作”的女性，则绝大多数被纳入所谓“团队管理”，《纽约时报》文章指出，某些“性都”性服务业组织严谨，服务和管理专业化，且针对不同客户群做了精细的市场划分，很显然，这样严密、发达、完善的产业链，其背后必然有庞大的黑社会、地方势力或地下财团的组织、操纵，并伴随地方和警方的“保护伞”，处于这一产业链最底层的性工作者，只能依附于这一组织才能正常“开展业务”，而游离于这一链条和网络之外的“自由的性工作者”则通常只能苟延残喘，朝不保夕，随时可能被砸掉饭碗，甚至有安全之忧，即便能够勉强“营业”，其“经营状况”也可想而知。由此可见，在中国现有环境下，“性工作者的工作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不久就取消了娼妓业，有偿性服务在任何公开场合都是非法的，这也意味着所谓“自由性工作者”固然时刻担心被取缔，“团队性工作者”也会被其操纵者要挟胁迫，因担心被“送官法办”而时刻忍气吞声，又何来“自由”可言？

有人认为，中国“性都”的性工作者是因为色情业非法，才导致“工作自由”无法获得，如果让这一行业合法化，问题就迎刃而解。事实果真如此么？

在国外大多数地方，商业性性服务仍然是非法的，但具体管制方式则有很大不同，某些国家和地区，商业性卖淫是非法的，但“自愿性服务”则是合法的，这实际上等于放开了性行业（买卖双方只要表面上在买卖其它商品，即可“出于自愿和情感进行免费性行为”），还有些国家和地区卖淫并不违法，但有偿嫖妓却是非法的。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以各种形式、借口从事性服务的性工作者，绝大多数（尤其那些“生意”较好较稳定的）也同样难获“性工作自由”，因为这些性工作者的“工作平台”往往依托酒吧、夜店、舞厅等各种娱乐场所和宾馆、酒店等服务行业，而这些平台往往被黑社会或地下财团所垄断、控制，性工作者只能依附于平台，并缴纳所谓“管理费”方能顺利开业；在有些国家、地区，“一楼一凤”的性工作者并不少见，但这些表面上“独立开业”的性工作者，其“营业场所”多半也在黑社会或“地头蛇”势力范围内，甚至就是租用其场子，所谓“自由”，同样无从谈起。

由于行业垄断和竞争的需要，在几乎世界各主要城市，性工作者出没的场所都被各种势力划分了“地盘”，所谓“自由性工作者”如果不“挂靠”，恐怕很难保证“工作自由”。

不仅如此，性行业还往往包含着大规模人口走私和买卖，如东欧国家的性工作者被走私到西欧、北美和东南亚，非洲的性工作者被走私到欧洲，等等，这种走私和买卖，通常伴随着欺诈、胁迫和奴役行为，如东欧国家波兰屡屡被爆有妇女被欺骗、胁迫到西欧，在禁锢状态下成为性奴，而非洲国家尼日利亚曾发生过跨国人口贩运集团和当地巫师勾结，以诅咒形式胁迫当地少女“自动”前往荷兰卖身的事件。很显然，这类行为与“性工作自由”毫不相关。

那么，在性交易完全合法化的少数国家，如荷兰，“性工作自由”是否存在？

应该承认，在这些地方，“性工作者安全”是可以得到更多保障的，但“性工作自由”恐怕同样谈不上。以荷兰为例，性工作者受到严格规范，必须按规定着装在能见度良好的透明橱窗里明码实价、公开展示，这样的工作，是否有“自由”可言？

正如各国社会工作者所普遍关注的，在“涉黄”问题上，真正的关注点，应该放在如何处理好规范（在性交易合法的国家）、整顿打击（在性交易非法的国家）色情业，和尊重性工作者人格尊严、隐私，保证其人身安全间的关系，以及将整顿的重点，更多放在这一产业链的上游、龙头、保护伞，和造成这一产业发达的社会根源上，而非保护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性工作自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