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的传说和非传说

石达开恐怕是太平天国首领中传说最多、名气最大的一位，却也是“山寨传说”最丰富的一位，他的身世、才能、生死，他会不会写诗，有没有干女儿，他究竟是亲洪秀全还是亲杨秀清，为什么要“离家出走”，他究竟是“义王”还是“分裂主义者”，他对基督教或拜上帝教的态度如何，从他仍在人间直至今日，人们仍在热烈地争议。照理说，一个被清方俘获，且在赴死前留下供词的人物，不应有这么多的悬疑，然而事实偏偏就是如此。

他是哪里人

当石达开名声鹊起，成为太平军和清方都十分重视的人物时，他是哪里人这个问题，就成了热衷搜集情报的清方间谍，和纯粹好奇的地方文人所关注的热门话题。

曾国藩授意编纂的情报集，素以翔实严谨著称的《贼情汇纂》，把石达开称作“广西浔州府桂平县大梭村人”，湘军大将李元度1858年写信招降石达开，称之为“桂林富户”，南京、安庆和江西的文人记载则五花八门，有说他是“广西诸生”的，有说他是“广东巨寇”的，还有说他是湖南富商，在广西做买卖时被逼迫入伙的。有一位在天京不知什么机关工作过的知识分子张晓秋，特别善于搜集天国首要的事迹，很多后期非常知名的人物，如蒙时雍、赖文光，前期毫无名气，他也能找到蛛丝马迹，在当时记上一笔，成为今天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可面对大名鼎鼎的翼王石达开籍贯问题，这位档案学高手却抓耳挠腮、毫无头绪，最终提起如椽大笔，写下三个大字：广西人，算是保持了其知一说一的严谨学风。

好在石达开留下了供词，好在自民国起就不断有人去广西实地走访，今天这个谜已不再是个谜了。

小心翼翼的张晓秋最终还是只说对了一半：石达开生在广西，但原籍却是广东和平县。他生在广西贵县龙山山区东北部的奇石墟那帮村，生日则在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二月，也就是说，1850年底金田起义时，这位“首义七杰”之一，还是个不满20岁的青年。

几乎所有清方记载都说他家是个大财主，《贼情汇纂》说他捐了十多万两白银入伙，民国时歌颂他的小说都渲染他的毁家纾难，而“亲不亲、阶级分”的年代，又以此把他打成“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其实他家并不是很有钱，后来发现的《鼎建渡船碑记》是贵县鼎建渡口建成后，记载为渡口、渡船捐款者姓名的一块石碑，上面有石达开的名字，捐钱只有1000文，在石碑上列明的石家子弟不少，最多的捐了4000文，最少的仅300文，而且没有一个是主事的，可见石家只是当地一般家族，而石达开家则不过是富农而已。太平天国自己的记载倒是更靠谱一些，《天情道理书》只笼统说石达开和韦昌辉“俱是富厚之家”，而李秀成则说他“家富读书，文武备足”，这和他自己说的“耕读为业”是基本吻合的，也就是说，他是个家境殷实，丰衣足食，但田地不多，有时还需要自己下地干农活的小康之家子弟。

鼎建渡口落成时，石达开只有十几岁，还是个刚过弱冠的少年，1000文钱虽然不是个大数目，但对于一个少年而言已属难能可贵。碑文上和他并列的，许多都是“昌”字辈的石姓，即他的叔父辈，当地口碑说他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他独自操持家务，轻财好义，喜欢替人出头，善于居间调停，年纪轻轻就有“石相公”的绰号。

他并没有亲兄弟，石家在当地也不是大家族，但由于他年纪轻轻就表现出侠义心肠和出色才干，因此族人、同乡对他都很推崇、敬佩，洪秀全、冯云山在紫荆山区密谋起事时，就模仿刘备三顾茅庐，亲自登门，将这位年轻人郑重其事地请出了山。1853-1854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初，曾经编纂过一组说书体的通俗史书，其中就有“访石相公”一段，虽然这部名为《新诏书》的史书并未流传下来，甚至可能根本就没出版过，但石达开的威望、地位可想而知。

1850年阴历七月，接到金田团营命令的石达开在家乡召集了1000多人，其中有不少是石姓子弟，取道六乌山口，在白沙墟屯集一个多月后，开赴金田，这支石家子弟兵，日后成为太平军的主力之一。

先抑后扬的太平军第一名将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00多年来对石达开的政治评价起起落落，至今也还有歧见，但有一点各方几乎都没有分歧：石达开是名将，甚至是太平天国第一名将。

曾经在湖口之战中被石达开逼得跳湖自杀、在南昌城被围得一筹莫展的曾国藩，后期曾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贬低石达开远征军的战斗力，说他远离根据地，一再受挫，已经“不复当年气象”，然而就算在这份别有企图、未必客观的文件中，他也坦白地承认，虽然石达开的远征军不如当年的西征军，但石达开本人的能力毋庸置疑。1864年7月，天京陷落，李秀成被俘，曾国藩急匆匆从安庆赶去审问，仍郑重其事地问“石达开死否”，而此时石达开大渡河军覆，已过了一年有余，可见其心中对石达开的忌惮。左宗棠将石达开称为“贼之宗主”、“我所素惮”，李秀成、陈玉成都是自我感觉甚佳的太平军名将，洪仁玕更是浮夸成性，但他们无一例外地推崇石达开善于用兵。民国和民国以后的史学家、兵家、文人墨客，对石达开的用兵更是推崇备至。

然而在太平军早期，石达开的战场声望似乎并不十分响亮。

在金田、紫荆时期，清方前线将领奏报中的“悍匪”，是罗大纲和萧朝贵；在洪大全即萧亮的供词中，太平军中“最善合战”的，是韦昌辉；在《贼情汇纂》和早期一些清方文人记载中，“头号名将”的光环则同样落到萧朝贵、李开芳、罗大纲、曾天养等人头上。

相反，早期记载中，石达开给人的感觉似乎并不善战，甚至压根就不像个武将。

1853-1854年间的许多公私记载中，石达开得到的评价是“性和平”、“诚悫”，仿佛是个善良忠厚的行政干部，而《贼情汇纂》则干脆说他是“铜臭小儿，毫无智识”——一点能耐都没有。

今天翻阅史料，可以知道就算在早期，石达开也主持了许多重大军事行动。

在转战金田、东乡等地时期，石达开是左军主将，大败向荣、奠定攻取永安基础的官村岭会战，指挥者就是萧朝贵、石达开。1852年长沙之役，当萧朝贵伤重而死、太平军全军被清方援军困在湘江以东、长沙城南的狭小地域的危急时刻，石达开孤军渡过湘江，不但在湘江以西打开局面，还在随后的橘子洲头会战中设伏大败向荣，为太平军撤围转进，变被动为主动，杀开了一条血路，此后破岳州，破采石，石达开都是实际的军事负责人。可这些功绩都是在多年以后才传开，如长沙城下的功绩，是清末纂写、民国初年改写的《善化县志》所载，而石达开“一炮登采石”的军事奇迹，则也是先在民谣里唱响，几十年后才被录入史册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首先，萧朝贵和他关系微妙。

萧朝贵是“帝婿”、“代天兄传言”，半人半神的通天人物，他和杨秀清结盟，排挤冯云山等早期拜上帝会骨干，尤其忌讳贵县赐谷村王氏一族，因为这一族是洪秀全的表亲，资格老、血缘纯正，对其专权构成威胁。赐谷村和石达开的那帮村都在贵县，石家和赐谷王家关系密切，洪、冯“访石相公”的牵头人，可能就是赐谷王氏的王玉秀等人。己酉年十二月（1850年初），拜上帝会众在石达开、王玉秀等率领下和六屈团练周凤鸣部交战获胜，萧朝贵以天兄名义命令班师，石达开、王玉秀公然顶撞，“俱说不可班师”，这在整套《天兄圣旨》中是绝无仅有的。萧朝贵心胸并不开阔，他虽然继续任用石达开，却时刻提防石和王家“勾结”，《天兄圣旨》中提到石达开的次数寥寥无几，两人关系之疏远可见一斑，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自然难以出头，既不容易独当一面，即使有机会和功劳，也会被有意淡化。金田起义前夕，大病初愈的杨秀清独揽中枢大权，“退居二线”的萧朝贵只得转抓军事，这自然也要抢去石达开不少上镜的机会。等萧朝贵去世，太平军很快又进入大进军的全盛时期，全军围绕着洪、杨中枢统一东下，上有杨秀清主持一切，下有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赖汉英等具体将领冲锋陷阵，介于二者之间的“前敌总指挥”石达开，也就比较难出彩了。

其次，清方情报搜集大局观不足。

由于始终把太平军当做“草寇”，对其各种体制存有自觉不自觉的鄙夷，因此在清方情报搜集中，仅就军事一块而言，最初更注重前线将领的信息，而对高一层的战役指挥不屑一顾，因此能打能杀的罗大纲、李开芳、林启容、韦俊，甚至黄再兴曾水源等人都被重视，而几次负责战区指挥的石达开、秦日纲则被忽略其军事角色，只说他们“窜”这里、“窜”那里，却很少提及他们的“窜”，正是为了协调各部的军事行动。

等到1855年1月，连战连捷，从湖南湘江里一路杀到江西湖口的曾国藩湘军，遇到了整合各路太平军败卒、残部、守兵和援军，水陆严阵以待的石达开，并在志得意满的最高峰，被年仅24岁的石达开先是将水师大船和小战船割裂，然后连续夜袭，各个击破，紧接着千里反攻，收复武汉三镇，又在清军反击时避实击虚，转战江西，夺取8府42县，让曾国藩坐困南昌，一筹莫展，石达开“天国第一名将”的荣衔，也就一下子名至实归，毫无争议了，此时此刻，曾国藩翻阅那套《贼情汇纂》，读到“铜臭小儿，毫无智识”时，不知作何感想？《贼情汇纂》是情报总汇，属于军事需要，但这套书后来并没有编下去，只到咸丰五年（1855年）七月，即湖口兵败的半年后，总纂官张德坚也没有被重用，记载中最后的官衔，只是六品衔的即补县丞、府经历（按照县丞的品级则只有八品），或许，类似石达开信息这样的重大失误，是这个情报编纂机关被解散的导火索吧。

天京事变之谜

天京事变是太平军由盛而衰的关键，“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大量领袖、骨干的死亡倒在其次，宗教的魔力消散，“打天下”的壮志减退，才是最关键的。

除了不早不迟恰好在天京事变前夕病死的胡以晄，健在的太平天国诸王全部卷入这场混战：洪秀全先下密诏让韦昌辉杀死杨秀清，继而又下密诏让石达开勤王，讨伐韦昌辉，这已没有什么争议；韦昌辉杀死杨秀清的罪责究竟该谁承担姑且不论，他在诛杨后遭到石达开“滥杀”指责，恼羞成怒，杀死石达开全家，派秦日纲追杀，这个罪责肯定是逃不脱的；秦日纲是洪秀全的一把刀，一条狗，缺乏自己主见，但杀杨他有份，追石他也有份，双手沾满同僚鲜血，最终死于非命，也属罪有应得。

惟独石达开的角色晦涩不明。

按照李秀成的说法，石达开和韦昌辉替洪秀全打抱不平，在洪秀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合谋杀死杨秀清；而按照石达开的说法，韦昌辉见杨秀清专权，上奏洪秀全要密谋诛杨，洪秀全“口中不肯”，却故意加封杨秀清“万岁”激怒韦昌辉，最终导致韦杨火拼。而根据发现的资料显示，诛杨是洪秀全下密诏，让韦昌辉、秦日纲在朝臣领袖陈承镕的里应外合下完成的。不过石达开有没有和韦昌辉等三人一样事先得到密诏，就众说纷纭了。

不管密诏有没有得到，历史的一幕是，韦昌辉在江西、秦日纲在丹阳星夜兼程，赶回天京杀死杨秀清，而此时的石达开却仍然在湖北前线和清军作战，他的双手没有沾自己人的血。得知韦昌辉大开杀戒，他只带了曾锦谦、张遂谋两人匆忙赶回天京劝阻，结果被恼羞成怒的韦昌辉杀死全家，一行3人缒城逃脱，随即召回西征大军讨伐韦昌辉，但行军半路得知宁国被清军围困，就顾全大局先解宁国之围。韦昌辉的倒行逆施最终激起天京城内公愤，洪秀全用计除掉了他，派人带着他的首级，请石达开回朝辅政。

这段历史对于太平天国的每一个人而言，都是难言之隐，因此当时过境迁，每个当事人都会以自己的理解，以及对自己最有利的解释，来阐述这段往事，真相如何，恐怕只能是千古之谜，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石达开是这次事件中最无辜、最顾全大局的一个首领。

“远征”、“回朝”的是是非非

1857年6月2日，在天京辅政半年多的石达开借口到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讲道理”，带领亲信随从离开天京，在这一天从安徽铜陵渡过长江，前往安庆，此后再没有回去。

对于他的这一行为，太平天国官书和私下里都称之为“远征”，并没有将之视为叛逃或造反——至少表面上没有，而石达开的部队虽然越走越远，最终离天京万里之遥，却始终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石达开本人更是一直自称“真天命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石”，至死不改。

他为什么要离开是很清楚的。

他出走后沿途张贴一份五言韵文的告示：

为沥剖血诚，谆谕众军民：自恨无才智，天恩愧荷深。

惟矢忠贞志，区区一片心，上可对皇天，下可质古人。

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自谓此愚忠，定蒙圣君明。

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

用是自奋励，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德，勉报主恩仁。

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惟期妖灭尽，予志复归林。

为此行谆谕，遍告众军民：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

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

在这份沉痛委婉的告示里，他说自己虽然忠诚于太平天国，却得不到洪秀全的信任，反倒产生猜忌，不得不离开天京，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心迹。

按照李秀成的说法，洪秀全被杨秀清、韦昌辉等人“弄怕”，不敢再相信外人，便提拔自己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为安王、福王，又把一大批亲戚、近臣安排到重要岗位，以牵制石达开，这些人能力有限却手眼通天，让石达开感到莫大的威胁。

石达开说自己是避祸出走，并非杞人忧天。洪秀全只用了一份密诏，就将通天人物杨秀清满门抄斩，又只用了一道诏旨，就让杀红了眼的韦昌辉顷刻灭亡，他要真的觉得石达开构成威胁，有加害之意，石达开在天京很难反抗，因为洪秀全是君，自己是臣，反抗就是谋反。

他是开国元勋，是上帝的第六个儿子，洪秀全的“天弟”，是“圣神电”，和杨秀清、韦昌辉一样，也是半人半神的人物（尽管憎恶迷信的他几乎从未用过这个功能），洪秀全最擅长的把戏——借上帝的“神话”为自己说事，对石达开并不好使，这也让他很难像另一个被猜忌对象李秀成那样委曲求全，因为委曲也未必能求全。

当然，他还有两个选择：造反和降清。

如果造反，他就和自己公开反对的韦昌辉没有两样，真的成了残害同类、背叛天国的罪人，这和他讲究忠义的个性不符，更何况，从拜上帝教时代起，洪秀全就是太平天国的偶像，尽管许多将士对他的所作所为不满，但真要造反就是另一回事了，届时“义王不义”，昔日支持他的将士未必不会倒戈。

降清的路，不少走投无路的政治牺牲品也的确选择了，比如韦昌辉的弟弟韦俊。听说太平天国内讧，清江西巡抚福济、湘军大将李元度都写信给石达开劝降，甚至远在北方、正被第二次鸦片战争搅得焦头烂额的咸丰皇帝也特意下诏，让曾国藩相机游说。但石达开是“义王”，素以忠于太平天国相号召，他既不肯起兵造反，自然也不肯去国降帝。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又不能叛逆，又要保住性命，还得给追随自己的部下一个交代，一个说得过去的归宿，那么离京远征，和洪秀全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就成为最佳选择。从目前能看到的史料可知，石达开远征后始终和天京保持断断续续的联系，他在安庆期间，仍能以“通军主将”的名义调动大部分太平军，反攻皖北、进援九江，都是在执行他的计划；他渡江南下后，洪秀全派人送来金牌和义王金印，请他回援天京，他虽然没有接受义王的封号，却上书洪秀全，建议由自己攻打浙江，调动清江南大营分兵，再一举解围，这实际上和后来李秀成大破江南大营“围魏救赵”的“贼中得意之笔”如出一辙，他也的确包围衢州，进取浙中。直到1859年，干王洪仁玕封王、拜军师，据说他还从广西写信祝贺，并和洪仁玕、李秀成等有南北会师，收复广西的商讨。

这些配合计划最终一个也没能实现。一方面，清廷已缓过手来，充分发挥地大、兵多、装备好、粮饷足的优势，将两支太平军分隔开来，守着根据地和水道的主力太平军尚能支撑，缺乏固定基地的石达开部就只能不断游动作战，一次又一次作重建基地的尝试，无暇配合作战；另一方面，洪秀全也不愿石达开再出风头，浙南之战，他先是重封五主将，事实上剥夺了石达开指挥全军的权力，继而拉拢与石达开并肩作战的杨辅清等东王旧部，封杨辅清中军主将，使后者放弃和石达开配合，转而投奔天京。等石达开被迫放弃计划南下，和天京越隔越远，洪秀全更玩弄起驾轻就熟的政治权术，表面上，继续保持石达开的翼王封号，甚至还加封了“殿前吏部又正天僚公忠又副军师”，不称石达开为叛逆，暗地里却取消石达开姓名的避讳，取消其“圣神电”、“电师”、“天父第六子”、“五千岁”等半人半神的封号，使之成为地位在洪仁发、洪仁达、洪仁玕，甚至洪秀全那些乳臭未干的子侄驸马之下的普通朝臣。等到1860年前后，追随石达开南下的许多太平军旧部回归天京，而天京方面又大破江南大营，先后夺取苏南、浙江，实力达到后期鼎盛，在洪秀全眼里，石达开就更没有什么价值了。

许多论者承认石达开的顾虑有合理性，却不认同其出走，认为石达开应该委曲求全，继续追随洪秀全以避免分裂；另一些人则根据《李秀成供》，认为石达开将“好兵好将”都带走，弄得“天国无人”。委曲求全是行不通的，前面已经分析了，那么，石达开带走了很多“好兵好将”么？

石达开从雨花台出走时，身边只有少数随从；他在安庆时仍是通军主将，掌握军权，但渡江去江西时，带走的仍然只有张遂谋等少数部队，皖北太平军的主力（也是太平军中期最重要的机动部队）陈玉成、李秀成、陈仕章等部并未带走，地方守军也无调动，后期太平军元老、宿将最多的，正是皖北这一块，早期水军统帅唐正才、曾经当过天王御厨的侯裕宽、殿前监斩官魏超成、管过圣库的侯淑钱、洪秀全的亲戚张潮爵等，在这块地盘一直呆到英王陈玉成兵败，皖北据点丧失；他从江西进军浙江、福建时，所率领的六路人马，基本上由国宗和翼殿旧部率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除了联合作战的杨辅清等东殿旧部，就只有李寿晖、李誉生等少数失意分子和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江西方面非翼殿系统的大将，如九江的林启容，湖口的黄文金、李远继等，都没有被他调动。更何况，攻打浙江是汇报给天京，并得到洪秀全批准的行动，他作为通军主将调动各路人马协调，也并无不当。

当然，由于石达开的崇高威信，和许多将士对洪秀全所作所为的不满，苏南、皖南许多郡县的将士纷纷自行离开驻地追随石达开，造成许多地方的混乱，句容、溧水等地就在这种混乱下被清军乘隙攻破，不过这个责任，恐怕不能由石达开单方面来背。

两三年后，局面为之一变：成千上万当初追随石达开出走的将士，却万里迢迢回归天京，自称“回朝”、“起义”，吉庆元、朱衣点等67个“回朝”将领上书洪秀全，解释自己的行为是“起义出江”，是因为不满石达开“将真圣主官制礼文多更改焉”和在江西、浙江、福建擅自行动等。

前面已经说过，石达开进军江西、浙江的行动是得到洪秀全首肯的，甚至“远征”本身也为洪秀全所默认甚至乐见（这样一个危险人物和自己保持安全距离存在，总比在眼皮底下或干脆造反来得好），不能算“擅自行动”，至于改变部分官制、军制是事实，但同期太平天国中央改得更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算不上多大问题。更何况，石达开本人的官衔始终不变一字，更改官制、设置大批高级职位，满足的是追随他远征的将士们加官进爵的胃口，“多更改焉”的责任，其实更多该由这些“起义出江”者来背负。

那么何以到了1860年，当初追随石达开的将士大批“回流”？

石达开以忠义自居，始终不肯独树一帜，这固然令人佩服，但佩服是一回事，能不能继续跟下去则是另一回事。不少追随将领当初都有“攀龙附凤”的念头，想跟着石达开打下另一块天下，如今石达开始终尊奉洪秀全正朔，这些人的念头落空，一遇挫折，不免产生“与其做忠臣的忠臣，不如直接做忠臣”的念头，加上洪秀全又一直用高官厚禄相招诱，石达开又“来者不强，去者不留”，走掉的人自然不少。

这些离开石达开出走的人，目的是获得更好出路，而未必是“回朝扶主顾王”，因此不少人走到半路，觉得降清前途更光明，就不惜戕害战友，卖身投靠，如武卫军正统戎张志公就害死了不愿投降的主将，反过来追剿其他战友；另一些人，像童容海、吉庆元、朱衣点他们，回到天京，自然要为自己当初的去和如今的回归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把责任推给不在身边的石达开，就是最自然不过的选择。人在矮檐下，他们作如此选择，原也可以理解——但理解和相信是两码事。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回朝的远征将士都是主动离开石达开，如人数较多的李寿晖、谭体元部，就是被石达开派出策应攻打桂林的石镇吉部，不料行军途中得知石镇吉部溃败，归途又被清军切断，不得不辗转北上，与天京方面的李世贤部会师。

尽管是迫不得已，但1859年石达开从宝庆退往广西，对军心、士气是不利的选择，一些广西籍的核心将士多年转战都无异心，回到家乡却心生懈怠，不少人就此还乡，等石达开部离开广西，这些人在清方迫害下无法立足，或出走海外，或辗转仍回天京（如向石达开请假葬母后回天京销假的李誉生就是个例子），不论动机为何，结局怎样，这些“广西老兄弟”的懈怠，无疑进一步动摇了远征军的士气，后期石达开转战西南，手下几乎没有几员前期叫得上名字的将领，有兵无将，也严重影响了远征军的战斗力。

学历、诗人和干女儿

石达开的相貌据说平平，“面短方身中有须”，但识见不凡，在安徽、江西，都能“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改变“打先锋”、“掳掠”等粗放征收方法，实行“照旧交粮纳税”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江西有个叫邹树荣的清方文人，提到石达开时忍不住写诗赞颂“传闻贼首称翼王,仁慈义勇头发长,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清江西巡抚福济写信劝降，称赞他“往来吴楚，转战千余里，号令严肃，步伐整齐，士卒为之用命，妇孺亦且知名，未尝不心焉佩之”，直到1858年，太平军已撤出江西很久，湘军召集乡绅宴会，还有绅士当众称赞石达开“龙凤之姿，人不可及”。

太平天国最大失误之一是不善用人，尤其不善用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石达开就做得较好，他军中许多大将都是书生、科举出身或招贤而来，如大将朱衣点是招贤而来，重要幕僚李岚谷、潘含孚是科举应试出身，后期独立带兵作战、被称为“深知调度”的李复遒本是“广西土寇”，坚持到1872年的最后一支太平军首领李文彩则是横江起义、一度归附“大成国”的壮族武装首领，他善于用人这一点，直到太平天国覆灭，仍有许多将士念念不忘。

曾有华侨在1856年披阅太平天国印书，写下“一国二主，篝火狐鸣，自古从无成事”的话，许多人也对洪秀全沉湎宗教狂热，只说天话不说人话耿耿于怀，但洪秀全“认实天情”，直到临死还让“大众放心”，说自己上天领天兵天将来救天京，而石达开的远征军自1860年离开广西后，就基本摒弃了“天父天兄”的一套，与之相比，同样反感“天话”的李秀成每打下一城，仍要聚众“讲道理”，而李世贤、汪海洋部太平军甚至在天京陷落一年半后还保留上帝教，部下将士在咒骂扰民者时会不由自喊出“免得天父降灾殃”的话来。

正因为石达开见识高过同侪，而且善于和文人、士绅打交道，因此清方和民间一度认为他是有功名的，咸丰曾根据前方奏折，称石达开“广西诸生”，福济在劝降信里则说“阁下学校中人，读书明理”，同样坚信石达开有秀才、举人之类头衔，和湘军将领有的一比。

但实际上石达开读书是真，秀才却是没有的——不但没有考上，甚至根本都没有去考过。这大约不是因为他年轻，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第一次参加科举都只有20岁不到，据贵县当地口碑，石达开对清廷腐败不满，曾立誓不考清朝试，不做清朝官，这恐怕是他不涉科举的主因，当然，他父母双亡，又没有兄弟，要独自支撑全家农务，也的确抽不出身去铁砚磨穿地折腾科考。

石达开会写诗，这在当时就广为传言，但并没有什么诗流传下来。到了清末，忽然出现许多“石达开遗诗”、檄文，辞气慷慨，催人泪下，许多人正是看了这些诗文，才油然而生对清廷的敌忾之心，投身辛亥革命之中。然而这些诗文却都是假的，目的或是激发民气，宣传革命，或仅仅是寄托个人的某种情感。由于参与造假的几乎都是大才子，大诗人（有梁启超、高天梅等），因此作品的艺术价值很高，许多都流传深远。1934年，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贵港（石达开的出生地贵县）修建翼王亭纪念石达开，亭柱上的对联“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系白崇禧手书，就来自一篇伪造的《石达开檄文》，至于那首著名的七律“扬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 只觉苍天方聩聩，欲凭赤手拯元元。 三年揽辔悲羸马，万众梯山似病猿。 我志未酬人已苦，东南到处有啼痕”，更是至今仍有人坚信为石达开所作。小说家鄂华在《翼王伞》中称，石达开原作是“莫凭只手”、“人犹苦”，高天梅的赝品只改了几个字，许多人竟信以为真，其实懂得近体诗格律的人一望而知这是无稽之谈——“人已苦”格律无误，而“人犹苦”就出律了，石达开若能诗，怎会马虎至此？

不过石达开的确是会写诗的。他在1860年驻节庆远府（今广西宜山），曾率部下10人游览城郊白龙洞，共留下11首五律，1首古风，保存至今，其中他本人的五律如下：

挺身登峻岭，举目照瑶空；

毁佛崇天道，移民复古风。

临军称将勇，玩洞羡诗雄；

剑气冲星斗，文光射日虹。

从这首五律看，格律工稳，四联皆对仗，说他“能诗”并不夸张，但意境刚强有余，回味不足，是典型的“武将诗”，不能算一流佳作。

由于石达开戎马倥偬，诗词只是“业余爱好”，又因为太平天国的覆灭而大多湮灭，目前保留下来的最多只有两首半：白龙洞五律，1861年石达开在贵州化屋基和苗民欢宴，写过一首七绝“万颗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也低头。五龙抱住擎天柱，吸得长江水倒流”，所谓“半首”则是指前面提到的那篇以古风体写成的出走告示，因为这类文告既可能是亲笔，也可能是书手代劳，所以只能算“半首”。

至于近几年所“发现”的一系列石达开檄文、诗词，则一望而知都是赝品——这些“作品”词句粗疏，格律紊乱，又岂是“能诗”的石达开所会写出？

石达开的干女儿更是一桩有趣的悬案，从清末的小说家言，直到几年前央视的电视剧《太平天国》，干女儿多得数不清，能叫得上名字的就有韩宝英、石筠照、石绮湘、石益阳等等，其中“四姑娘”韩宝英更是一度弄得几乎被当作信史，说她被石达开救下，为报恩想以身相许，被拒绝后认石达开为义父，并嫁给一个长相酷似石达开的马生。石达开到韩宝英、石益阳家乡湘南时，不过21岁的青年，如何收得成年大姑娘作义女？随着史实的普及，如今一些太平天国史爱好者已经“进化”到先看有没有“干女儿”再看和石达开有关的“新史料”——如果有那多半是假货。

石达开的生死谜团

1863年6月13日，兵困大渡河的石达开走投无路，为了保全部下生命，自动投入清军大营，6月25日，在成都慷慨就义，死前侃侃而谈，面无惧色，遭受凌迟酷刑时不但自己不出一声，还劝阻了因疼痛难忍而呻吟出声的部下曾仕和，就连目睹情状的清方官员、幕僚，对此都十分钦佩。

然而石达开究竟死了没有，当时的清方、太平军方面，都有不少怀疑者，以至于处死石达开的骆秉章不得不再三向皇帝表明，自己杀死的石达开是真的，绝不会有假（1852年湖南巡抚张亮基等曾谎报在长沙“阵毙”石达开），而曾国藩、沈葆桢等人始终怀疑，以至于再三追问被俘的李秀成等，石达开死了没有，你们有何高见？

干女儿系列传说中，韩宝英让长相酷似石达开的丈夫替死，石达开则流落江湖，后来在渡船上遗下一把刻着“羽翼王制”的铁伞，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石达开精明过人，避难中怎么会带着那么明显的证物？何况“羽翼王”的字样也不合太平天国制度。还有一种变种传说，则说石达开发现韩宝英的密谋，就打昏马生，自己去成都赴死，后来行走江湖，鼓吹革命的“翼王”反倒是马生假扮的，这当然还是没影的事，前面已经说过，干女儿之说本身就全无依据。

不过清末倒的确有许多四川的会党、革命军假借翼王的名义号召，当然，此时年岁久远，他们假托的是石达开后人、旧部、继承者等等，到了民国军阀混战时，一位土匪出身的团长石定武就自称石达开后裔，派兵包围当初困死石达开的清将唐有耕后人宅院，抢走了唐府保存的石达开遗物。这些传说的另一大后遗症，就是五花八门的“翼王藏宝”传说，前几年屡屡有江湖奇人打着“进京献宝”的旗号，献的就是所谓“翼王窖藏”，当然，没有一个兑现的。

石达开在走投无路时曾经题壁“大军乏食乞谁粜，纵死涐江定不降”，但最终他还是“投降”了，也因此一度被贬为“叛徒”，另一些不愿心目中偶像“投降”的人则一口咬定，石达开是“诈降”。

他是否“诈降”，无凭无据，无法证实或证伪，但他的“投降”，按照他自己写给骆秉章的信所言，是“舍命以全三军”，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牺牲自己，保全部下姓名，是他向来秉持的“义气”体现，从某种意义上，他部分达到了目的，被困部属中得以生还的有几千人之多。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在评论李秀成写供词“投降”时曾经质问，难道为了换取部下的生存，自己放下武器并牺牲生命，是一种可耻的念头和行为么？这一质问对评价石达开的是是非非，同样是振聋发聩的。

如今100多年过去，太平天国的评价时而上天，时而入地，可谓一曝十寒，褒贬不一，但绝大多数人对石达开仍寄托深切的同情，他的“粉丝”据称是太平天国首领里最多的（有人说超过其他将领粉丝的总和），而以他名字命名的纪念建筑也同样最多——光“翼王亭”就有贵港、宜山、石棉、南宁、黄石五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