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朔迷离的土以关系

7月5日，土耳其政府下令禁止以色列军用飞机穿越土耳其领空，迫使一个以色列军方代表团不得不修改其访问波兰的飞行路线，这被普遍认为是以色列海军突击队袭击土耳其籍救援船后，土耳其方面一系列报复行动的一环。

5月31日凌晨，以色列海军Shayetet 13突击队袭击并扣押了开往加沙地带的一支救援船队，这支船队共有6艘船只，船上载有约10000吨物资，其中包括药品和以色列禁止输入加沙地带的水泥、建材等，被以色列突击队乘直升机攻击的，是土耳其籍船只“蓝色马尔马拉海”号，船上载有支持加沙人士500多人，来自多个国家，其行动得到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济基金会”（Humanitarian Relief Foundation ，简称IHH)资助。袭击造成包括土耳其籍人士在内多人伤亡，引起国际一片哗然。

事发后，土耳其朝野反应强烈。土耳其议会一些议员，以及部分宗教团体曾呼吁，由土耳其海军派遣舰艇，护卫救援船强行闯关，土耳其外长达乌特奥卢声称，以色列要么向土耳其道歉，要么同意接受国际委员会的独立调查，否则土耳其将与以色列断交。

土耳其何以如此强硬？土以关系将如何发展？

事实上，土耳其曾是伊斯兰世界和以色列关系最好的国家。尽管是伊斯兰国家，但土耳其是突厥族政权，而非阿拉伯人政权，因此对于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阿拉伯人的那种恩怨情仇，公元1492年，实现民族统一的西班牙开始掀起天主教宗教狂热，犹太人、摩尔人和科尔多瓦阿拉伯人都成为被迫害、排挤的目标，庇护并接纳他们的，正是当时东地中海第一强权——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上世纪30-40年代，土耳其总统基马尔.阿塔土克又接纳了众多从德国流亡而来的犹太学者，这些学者投桃报李，帮助土耳其建立了土耳其学院和一系列科研单位、社科研究机构。1958年，伊拉克复兴社会党发起革命，土耳其不顾阿以矛盾尖锐，充当桥梁，帮助伊拉克犹太人集体移居以色列。

土耳其是支持1948年阿以分治决议的唯一穆斯林国家，也是最早承认以色列（1949年3月28日），和最早与以色列建交（1950年3月9日）的伊斯兰国家，一度曾是以色列在中东唯一的邦交国。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土耳其迫于伊斯兰世界的强大压力，召回了驻以色列大使的，但两国、两军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冷战时期，美国牵头在中近东建立“中东司令部”，土以都是司令部成员，彼此互动频仍。

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标志着阿以关系进入新阶段，一方面，曾为中东伊斯兰盟主的埃及战后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受到其它阿拉伯国家的孤立，另一方面，一度和以色列眉来眼去的土耳其，却因为塞浦路斯问题被西方孤立，开始寻求多元化外交。1980年6月30日，以色列单方面宣布从特拉维夫迁都耶路撒冷，土耳其立即宣布反对，并关闭耶路撒冷总领馆，引来阿拉伯世界一片喝彩。

然而作为美国在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盟友，和北约唯一的穆斯林国家，与以色列保持友好关系，毕竟更符合土耳其的利益。1993年，奥斯陆和平协议签订，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一度有所缓和，土耳其趁此时机重新向以色列派驻大使，并在1996年和以色列签署了13项政府间双边协定，其中包括军事训练合作协定（这也是以色列和伊斯兰国家唯一的一个，协议规定以色列军用飞机可以在土耳其上空飞行）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等。

之所以在短短10多年里，土以关系便经历了一个戏剧性轮回，是因为当初土以关系破裂，与其说两国出现利害冲突，毋宁说是土耳其的权宜之计。当时阿拉伯国家对西方世界大搞“石油价格战”，这让土耳其苦不堪言，而埃及从阿拉伯世界盟主上被驱逐，又让一些土耳其政治家依稀看到，恢复当年奥斯曼在中东一呼百应的盟主地位，并非没有可能。然而中东局势错综复杂，土耳其的一番努力，并没获得满意的回报，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欧元区的成型，追求融入欧盟一体化，成为当时土耳其政界的主流意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不和以色列恢复良好的关系，以表明土耳其和欧盟各成员国具有“统一的价值观”。

1997年，以色列和土耳其实现总参谋长互访，当年土耳其军舰访问特拉维夫，次年，土以两国和美国在东地中海举行联合军演，标志着以色列和土耳其正式进入“准军事同盟”关系。

然而土耳其在中近东的角色是多元化的：一方面，土耳其是民选代议制国家，和西方、以色列政治体制和价值观相近，且土耳其扼黑海通往地中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门户，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苏联-俄罗斯通往“温暖海洋”的第一道防线，因此它迫切需要强化自己“西方盟友”的角色，这就必然要发展和以色列的关系；另一方面，土耳其的前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是地跨欧亚非三洲的伊斯兰教大帝国，目前中近东的各穆斯林国家，大多和土耳其渊源深厚，土虽实现世俗化，但国内宗教势力依然强大，民间对阿拉伯世界和巴勒斯坦人也普遍持同情态度，这就迫使土耳其必须和阿拉伯世界保持一致立场，对以色列持批评态度。这两个“必然”、“必须”间相互矛盾，一遇重大事件，就可能造成双边关系的重大转折。

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矛盾显得更加突出。

在土耳其政治生活中地位重要的军方，比较重视土以关系，由于美国迫于希腊压力，不愿向土耳其出售较先进武器装备，土耳其许多武器都从以色列获得，包括坦克、战斗机、导弹，甚至步枪。自基马尔时代以来，土耳其军方一直充当着压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捍卫世俗政治的保护神角色，加强与以色列的关系显然对他们更有利。

与之相反，在土耳其民间，伊斯兰保守势力的影响自本世纪初以来不断提升。由于塞浦路斯问题上，土耳其的立场一直得不到西方的认可，更由于土耳其不论怎样委曲求全，却始终不能被欧盟接纳，而土耳其的宿敌希腊尽管许多条件并不符合，却被欧盟和欧元区慨然吸收，这让土耳其国内支持回归伊斯兰阵营、与西方拉开距离的呼声渐高。2002年，带有浓厚伊斯兰保守背景的现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土以关系随即进入又一轮微妙期。

由于军方是最激烈反对宗教干预政治的，甚至一度试图以军事政变对抗宗教化，打压军方就成为新政府的当务之急，而军方最不得人心的软肋，恰是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关系。近年来，土耳其以“军事多元化”为借口，开始减轻对以色列的军火依赖，从韩国甚至俄罗斯、中国购入新装备。去年10月，土耳其政府突然宣布，不欢迎以色列军参加在土境内举行的“安纳托利亚雄鹰”军演，并表示除非以色列和叙利亚改善关系，土耳其将不会加强和以色列的军事互动。此次废除持续14年的、允许以色列军机飞越领空协定，可视作这一打压军方努力的一部分。

近年来，在土耳其社会，“泛突厥化”、“泛伊斯兰化”的思潮开始重新抬头，重归伊斯兰阵营，并寻求重执中近东牛耳的论调不绝于耳，而要获得中近东伊斯兰世界的好感、支持和追捧，对中近东穆斯林公敌——以色列采取强硬态度，就成为不可或缺的“投名状”。自2008年底以色列空袭加沙以来，土耳其就不断加大对以色列抨击的力度，尽管土耳其方面也承认，“国际救援船”不可能为以色列所接受，甚至清楚组织“国际救援船”行动的“自由加沙运动”流品复杂，一些组织者和积极分子甚至抱有刺激以色列动手，以扩大国际影响的动机，却最终选择了支持和赞助，没有土耳其的努力，一度连出发港都找不到的“国际救援船”，不可能凑成6艘船、10000吨物资的惊人规模。

然而土耳其政府的行为并非没有分寸。

尽管多次选择刺激以色列，但事后土耳其官方往往会悄然降低声调；尽管支持、资助了救援船队，但船队出发前，土耳其政府却将船上原本打算一同前往的土耳其政客、议员“劝退”；尽管“蓝色马尔马拉海”号事件发生后，土耳其官方口气强硬，但新一轮的救援船行动却改由其它国家资助。

据土耳其长卡亚大学地缘政治专家古赞的分析，土耳其政府原先判定，由于外交形势孤立，以色列不可能放弃土以关系，而美国处于在伊朗核问题上争取支持的考虑，也不可能在土以矛盾中偏袒以色列，因此适当对以色列施压，可以获得伊斯兰世界更多利益，却不至于过分损害土耳其和美、以的关系。但自救援船事件发生至今，以色列的立场始终保持强硬，而在此事，以及此后黎巴嫩真主党精神领袖法德拉拉去世后的一系列风波中，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再度表现出对以色列一边倒、近乎无保留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政府势必将更加谨慎从事，毕竟中近东穆斯林阵营四分五裂，土耳其过分向这一阵营靠拢，可以获得更多喝彩声，却未必能得到多少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