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加息还是减息？

4月3日，巴西央行政策委员会一直决议，将基准利率Selic从原先的10.75%上调至11%，这是自2013年4月以来，该国央行连续第九次上调基准利率，在此一年间的九次上调，已令巴西央行利率上调达375个基点，达到近两年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巴西之所以要加息，是为了应对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

事实上，巴西这一轮加息紧缩的金融政策，已实行了近3年时间，之所以要紧缩，是因为居高不下的通胀率。

作为“金砖国家”之一，自2004至2008年，巴西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速，年GDP增长率最高曾达6.1%，最低也达到3.2%.2009年，巴西受金融危机影响，GDP出现0.3%的负增长，但随后在政府多方有效刺激，和国际原材料市场的一路旺势下，巴西经济在2010年创造了奇迹，当年GDP增速高达7.5%，创21世纪以来新高，也是1985年以后巴西年GDP增速的最高纪录。

然而，如此高的经济增速，却是以海外热钱的源源涌入，和政府大量增加公共开支为代价换来的，随之伴生的便是高通胀率。2012年，巴西通胀率高达6.5%，2013年初罗塞夫政府制订了4.5%的通胀目标区间通值，希望用3年时间将巴西通胀率降至目标区间通值以下。但事与愿违，由于食品价格居高不下（2013年上半年食品价格涨幅高达20%），巴西2013年通胀率在一再加息下依然难以抑制，年终盘点仍在6.1%左右，许多金融学家悲观预期，由于接下来巴西要相继举办2014年世界杯足球赛和2016年夏季奥运会，这两项重大体育赛事活动按一般规律，都很可能令通胀调控难度加剧，要在3年时间内完成调控目标，前景不容乐观。

通胀的连带作用，包括社会不满情绪增加，贫富悬殊加剧，公众对贪腐、裙带作风等的容忍度下降，食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对穷人所造成的压力远超过富人，令固有的社会矛盾凸显无疑，去年6月初，政府试图上调公交价格，结果引发全国范围内的百万人大抗议，余波至今绵延不绝。酷爱足球运动的巴西人甚至因这种不满情绪迁怒于即将在家门口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令渴望通过连续举办重大国际赛事，凸显巴西新兴大国形象的罗塞夫政府感到十分尴尬。

2014年对罗塞夫而言意义重大：今年不仅要举办对巴西新型大国形象、地位至关重要的世界杯足球赛，更要举行对自己政治命运举足轻重的大选。很显然，倘任由通胀加剧，一旦导致民怨沸腾，甚至酿成更大公众事件，对巴西、对自己，都将构成严重威胁。

正因如此，罗塞夫政府才不顾美国和IMF等方面的一再警告，不顾原本已高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的基准利率，一年九次动用上调杠杆，企图借这根杠杆，将高企的通胀“撬”下来。

然而巴西国内和国际间对罗塞夫的“加息赌博”前景并不看好。

首先，巴西的基准利率本已处于高位，“杠杆”的使用空间有限。

九次加息后，巴西基准利率高达11%，与之相比，同为“金砖国家”的印度仅8%，俄罗斯3月3日刚进行了一轮加息，基准利率由5.5升至7%，南非是1月29日加息的，由原先的5.0%升至5.5%，“金砖国家”中，中国没有可比的基准利率，但总体利率水平在五国中处于低位。国际间其它大经济体的基准利率更低，如欧洲为0.25%，美国0.25%，日本0.1%。如此高的基准利率长期维持，将令政府财政不堪重负，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事实上为期3年的高利率已令巴西政府筋疲力尽，许多知情人士都暗示，目前的高利率标准可能撑不过今年前半年。

其次，加息的“杠杆作用”效应并不理想、明显。

如前所述，为期一年、连环九轮的大力度加息，对抑制通胀这一直接目标所产生的效果，往好了说也不过聊胜于无，说严重些就是隔靴搔痒。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巴西政府、央行单纯将“减少流动性”当作调控物价、减少通胀率的手段，将通胀居高不下的症结，简单归咎于市场供需因素的作用。在屡次加息却疗效惘然的背景下，不是怀疑“加息尚未到位”，并因此下决心排除一切杂念，努力咽下可能“最终解决问题”的“下一个馒头”，就是将“杠杆”失灵的问题简单归咎于巴西国内的空前旱情和因之造成的粮食减产，而实际上问题远非如此简单。

尽管是拉美经济结构较完善、经济较发达，在全球范围内增长势头良好的“金砖”、新兴的经济大国，但巴西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不断加息，并令利率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一大副作用，便是令大量“食利”的国际游资源源涌入巴西，并因贪恋高利率而盘桓不去。如此一来，巴西的加息效果，等于让国内资金市场变成一个同时用小管子放水、大管子接水的游泳池，想借这样的“杠杆”调控国内通胀率，自然是事倍功半的。

更严重的是，对于巴西究竟该加息还是减息，从政府决策层，到国内国外的专家，都有两极分化的争议。

众所周知，加息的“杠杆”作用是多重的，一方面，它会减少流动性，抑制通胀，另一方面，它也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抑制作用。

2010年是巴西经济增长率的近期顶峰，当时国内外普遍乐观认为，巴西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摆脱金融危机影响，重返经济增长快车道的，甚至在新兴国家行列里也名列前茅，正是出于对经济增长前景的乐观，罗塞夫政府才下决心启动了延续至今、为时3年多的加息调通胀周期，按照其最初的想法，加息不至于对GDP增速构成严重影响，又可平抑通胀。

但事与愿违，加息的结果，通胀率依然居高不下，GDP增速却应声回落。

2011年，也即本轮加息周期的第一年，巴西经济增速就从前一年的7.5%，回落到2.7%，2012年更创造了0.9%的低增长率，2013年GDP增长率虽回升至2.3%，但在很大程度上拜了世界报场馆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提速之赐。

因为贫富悬殊加剧，罗塞夫及其政府最重要的支持群体——中低收入阶层对“高投入增长模式”反感加剧，去年的社会动荡，表面上看是公交加价所引发，实际上却是中低收入阶层对政府挖肉补疮，将在他们看来本应用于增加社会福利投入的资金（巴西近年来医疗、教育等公共福利缺口越来越大，公众对此怨声载道），投到世界杯筹办和大兴土木的基建项目上，并因此迁怒于最喜欢的足球运动。应该看到，这还仅仅是投入分配的矛盾，继续维持高息走势势必进一步减少流动性，从而导致总投入的缩水，后果恐将更加不堪设想。

一些巴西社会分析家指出，尽管不满加剧，但贫民阶层对罗塞夫政府的总体支持率，仍维持在5成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增长换福利”政策所致，倘延续加息政策，并因此造成巴西经济持续滞涨，“增长换福利”政策也将因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难以为继，这一原本意在安抚公众、巩固支持率的政策，弄不好会戏剧性地导致事与愿违的相反效果。

很显然，不论加息、减息，对巴西、对罗塞夫政府和巴西央行而言，都是难以取舍的棘手选项。关键在于，目前的基准利率已长期处于令人尴尬的高位，加息固无开阔空间和余地，减息怕也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经济刺激效果。

不仅如此，作为资源型、外向型经济体，巴西经济和金融市场表现，很大程度上还要看全球市场和全球经济形势的脸色，而这些都不是巴西一国所能把握和决断的。

根据巴西央行今年初的数据，2013年，巴西经常帐目下赤字已高达814亿美元，同比升幅高达50%，占GDP的比重则从前一年的2.41%，猛增至3.66%，较市场预期高出34亿美元之多。与之相比，同期巴西贸易盈余仅25.58亿美元，同比减少86%以上。这样的一组数据，无疑会令正为“加息还是减息”两难选项困惑不已的巴西政府、央行决策层更加左右为难，艰于取舍。

事实上巴西所遇到的问题，也是各新兴经济体普遍的遭遇：一方面，美联储流动性的“开”与“收”，都会给这些经济体的货币和金融市场构成冲击，并造成通胀压力；另一方面，一旦通过利率杠杆进行调控，又会立即面对“加息则影响经济增速，降息则加剧通货膨胀”的两难，除中国、巴西外的另三块“金砖”中，俄罗斯、南非都在1季度进行了加息，而印度则在艰难“长考”后宣布维持现行基准利率不变。随着美联储政策的后续调整，这道“两难选择题”的取舍，也将变得愈益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