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虫剂的春天和秋天

农业杀虫剂是以农业病虫害为针对目标的农药，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农业的面貌，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产量和农产品品质，曾被认为是20世纪农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20世纪40年代以前，人们所使用的杀虫剂，一般仅含有天然植物、矿物和无机化合物成分，杀虫效力较低，但对环境的破坏力也较小；地二次世界大战带来化学科技的大发展，二战结束后，随军工技术发展起来的化学科技迅速“军转民”，推动了有机合成杀虫剂的大普及，令化学杀虫的效力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杀虫剂一度成为各国农业生产部门和农民的最爱，是否普及杀虫剂，杀虫剂单位施用的多少，一度甚至成为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标尺。

然而渐渐有人发觉，有机合成杀虫剂在高效灭虫的同时，也对人体健康构成伤害，并对环境造成难以逆转的污染，甚至破坏了所施用地区的生态。1962年，美国科学家蕾切尔.卡逊发表了其代表作《寂静的春天》，系统分析了杀虫剂对环境的破坏，甚至称“前所未有的是，如今人类从胎儿至死亡，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危险的化学杀虫剂”。从而掀起了杀虫剂大讨论。

支持普及杀虫剂者指出，杀虫剂对人类贡献巨大，如美国土豆产量自1945年的每公顷10.4吨提升到1966年的24.3吨，很大程度上要拜普遍适用杀虫剂所致；而著名的农药滴滴涕则通过杀灭害虫和病毒，对控制全球范围内疟疾传播起到决定性作用，世界卫生大会的资料显示，自战后至1972年，37个国家因普及滴滴涕而消灭了疟疾，另80个国家疟疾发病率大幅下降，因此英国首相丘吉尔将滴滴涕称为“神药”。

对于农场主们而言，大量使用杀虫剂可产生1:4的投资效益，他们当然不愿听到控制杀虫剂使用的意见，这意味着更多的投入和更少的产出。

早在40-50年代，就有许多科学家、尤其美国科学家对有机合成杀虫剂（尤其DDT）的危害公开示警，他们指出，这类杀虫剂属于长效，不能很快分解，残留成分会造成持久污染和严重生态后果。但由于美国国内农场主势力庞大，政府因杀虫剂效率高也持支持态度，而发展中国家则急于提高粮食产量，摆脱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对限制使用杀虫剂的呼吁不以为然。

《寂静的春天》问世后产生巨大影响力，1962年8月，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表示，将敦促有关部门对杀虫剂问题进行调查，这是从政府层面限制杀虫剂的开始。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称，《寂静的春天》是“继汤姆叔叔的小屋后最具革命性的著作”、“20世纪最重要的作品”。

然而在冷战时期，限制杀虫剂被赋予过多政治色彩，在美国，代表农场主利益的政客将限制杀虫剂称为“华约代理人的阴谋”，并得到农药巨头们的支持。但在环保学家和肯尼迪政府的支持下，最终美国科学顾问委员会在长达8个月调查后，于1963年5月15日公布调查结果，提出“应有秩序减少、并最终停止施用长效毒性杀虫剂”，这标志着全球范围内控制杀虫剂的开始。

事实上，美国早在1910年就制订了《杀虫剂法》，禁止假冒伪劣杀虫剂生产、销售，1947年又制订了更完善的《联邦杀虫剂、杀菌剂、灭鼠剂法案》。但这些法案有致命漏洞，最重要的是，规定除非政府部门能确切证明杀虫剂有危险，否则不得禁止该产品生产（“抗议登记”制度）。1964年美国国会修订了《联邦杀虫剂、杀菌剂、灭鼠剂法案》，废除了“抗议登记”制度，规定农业部可否决、注销、延长杀虫剂产品的登记，厂家必须证明产品安全性，否则不得上市销售；1972年，《联邦环境杀虫剂控制法》通过，扩大环保署（EPA）在杀虫剂监管中的权限，规定将杀虫剂分常规使用、限制使用两类，每5年复查一次。

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高残留农药被先后停用。1972年，美国环保署宣布禁用滴滴涕；2007年，杀虫剂谷硫磷也被宣布禁用。

几乎在《寂静的春天》给美国带来冲击同时，全球范围内的杀虫剂反思也随之开始。

1962年，在这本身影响下，英国杀虫剂厂商、政府和农民达成三方君子协定，规定春播时不再使用有机氯杀虫剂浸种；1966年，有机氯被“志愿禁用”，同年艾氏剂和狄氏剂被禁用；日前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针对沸沸扬扬的烟碱类杀虫剂吡虫啉、噻虫嗪等“危害蜜蜂种群”大讨论发表公告，称尽管目前尚无充分数据支持这种假说，但欧盟正考虑重设杀虫剂标准，并责成专业委员会在12月前对可尼丁、噻虫嗪、吡虫啉、啶虫脒、噻虫啉等产品进行深入审查，并发布调查报告。另一种杀虫剂——氟虫腈因证实的确对蜜蜂种群构成威胁，已被EFSA宣布，将自12月31日起禁止适用于户外终止作物。

上世纪60年代，加拿大通过并实施《农产品法》，正式对杀虫剂加以管制。在加拿大，包括杀虫剂在内的农残标准系由联邦环境保护署制订颁布，联邦农业和食品检验署（CFLA）负责实施，并就标准的修改、完善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技术支持、服务。联邦环境保护署根据CFLA所搜集、提供的资料，向国会提交各种农药在不同农产品中的“残留限量标准”（MRLs），国会审议批准后，该署颁布生效，并由CFLA通过其在全国的网络，担负起推广、监督、执行的使命。

根据规定，加拿大把农作物分为7大类，制订不同的MRLs标准，这7大类分别为核果和浆果类水果、其它水果干果、果菜类和食用菌、芸苔菜类、其它根茎叶蔬菜、豆类蔬菜和油料种子，以及谷物、薯类及糖料作物等。

加拿大联邦的MRLs标准普遍比WTO规定的“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以及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的类似标准严格得多，且随着一次次修改，趋于越来越严格，在2004年的修改中，许多农作物类别、农药品种的MRLs标准被限定为“0”，即只要发现残留，便被认定为不合格。

这些标准目前仍在不断收紧：就在几天前，加拿大联邦卫生部有害生物管理局宣布，拟将杀虫剂氟啶虫酰胺在黄瓜中最大残留限量为由当前制定的0.4ppm修订为1.5ppm；规定杀菌剂苯噻菌胺在葡萄干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1.0ppm；在番茄中最大残留限量为0.45ppm；在葡萄中最大残留限量为0.25ppm；拟定杀菌剂烯酰吗啉在葫芦类蔬菜最大残留限量为0.5ppm。

1969年日本颁布《农药取缔法》，1971、1972两年又两度修改，滴滴涕、六六六、对硫磷等6种高残留剧毒农药杀虫剂自1972年起被完全禁用，另有艾氏剂等9种农药杀虫剂被严格限制使用。

对杀虫剂的限制还从发达国家延伸至发展中国家。如埃及早在1971年就禁止使用滴滴涕，比日本还早一年。

耐人寻味的是，为了取代有机合成杀虫剂的功能，美国积极研究生物农业科技，并开发出防病虫害的转基因作物，而后者却和其拟取代的有机合成杀虫剂一样，面临着一场“是农业革命还是生态灾难”的大讨论，其激烈程度，较诸当年的杀虫剂大讨论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