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普利策奖的平衡术

早在3月底、4月初，本届普利策奖的奖项归属就引发人们广泛关注。

正如许多媒体评论人所言，近年来、尤其“阿拉伯之春”中诸多争议性报道让人“吃药”后，普利策奖的受关注度已随着所谓“美式媒体语言垄断”的松动而江河日下，不少获奖者的名字、事迹转瞬间即成明日黄花，鲜为人提及甚至记得。

但本届的情况却是极其特殊的：在过去的一年里，媒体界出了件公认的轰动性新闻——有关斯诺登和“棱镜门”的报道。任何一个客观不抱偏见的媒体人都必然会坦言，本年度的普利策奖如不能“触及”棱镜门、斯诺登，不能让奖项和这一当年最大新闻事件共同记入新闻编年史，将不仅仅是新闻界最大的失望，也是这个著名新闻奖项最大的失败和损失。

然而每个人都知道，迳自将普利策奖颁授给和棱镜门、斯诺登有关联的报道和媒体人，也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正如许多观察家所指出的，棱镜门的曝光，令美国政府长期苦心经营的“尊重人权”、“保护个人隐私”形象严重受损，斯诺登有关NSA监控、窃听盟国公民海外通讯，窃取个人资料，甚至连盟国领导人也不能幸免的曝料，更影响到美国和许多重要盟国、美国领导人和许多盟国领导人间的关系，正因如此，不仅一些美国保守派政客、议员对斯诺登口诛笔伐，对相关报道怒不可遏，甚至奥巴马本人也曾亲自出面，指责进行上述相关报道的媒体、媒体人是“新闻自由的敌人”。奖项公布前，一些保守派议员就不断公开施加压力，希望普利特奖和斯诺登、棱镜门等“绝缘”，如共和党众议员彼得.金就宣称，如果普利策奖评委颁奖给棱镜门、斯诺登相关报道，就等于“奖励斯诺登，作卖国贼帮凶”，是“普利策奖的耻辱”。

但真的回避斯诺登、回避棱镜门，同样是普利策奖评委们不能承受之重。

尽管对于斯诺登的行为是否正当，美国和国际间意见分歧，褒贬不一，但对相关报道，媒体圈和社会公众却普遍持认同、理解态度，而即便在美国，历次民调结果都显示，保守派人士对相关报道“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早在今年2月，长岛大学将乔治.波尔克奖颁授给率先披露棱镜门的英国《卫报》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和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巴顿.格尔曼，就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媒体圈和公众的观感——新闻奖项，不应以任何理由，和本年度最大新闻事件及报道擦肩而过。

两难之下，普利策奖最终选择了折衷。

4月14日揭晓的奖项中，棱镜门、斯诺登果然榜上有名，所获得的却仅是14个类别奖项中的一项——公共服务奖，该奖在全部21个奖项中既有分量，又不至于太过“抢镜”，如此一来既可显示“普利策不会错过年度重大事件”，也算对反对者有个交代。

更值得注意的是，公共服务奖的获奖者并非格林沃尔德、格尔曼两名记者，而是《卫报》和《华盛顿邮报》两家报纸，其用意，是既让人一下联想到棱镜门、斯诺登，又可理直气壮地从理论上和斯诺登拉开距离，让较劲双方都无从指责（普利策奖管理者、哥伦比亚大学的希德.吉斯勒就公然强调，颁奖和斯诺登本人无关）。奖项公布后，斯诺登本人声明称赞相关报道媒体、记者“面对前所未有的恐吓和反恐法律的被滥用，表现出非凡勇气”，并对普利策奖借此鼓励公众加强对政府监督表示欢迎，保守派人士虽不满意却也无话可说。

此外，一些技术派人士也质疑，两位记者是否在报道时利用了斯诺登所携带的机密文件原件，并担心这一细节会引起争议，回避给记者颁奖，自然也回避了这一可能的麻烦。

正如一些欧洲媒体、媒体人所言，此次普利策奖在棱镜门、斯诺登问题上的姿态，应该促使美国政府重新考虑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事实证明，在棱镜门、斯诺登能够问题上采取不容置疑、不容置辩、一味高压和穷追猛打的单边主义手法，公关效果恐适得其反。《卫报》的艾伦.鲁斯布里奇在获奖后发表的感言中说得好，现在到了美国政府“表现得像一个成年人在思考”的时候了——用刑事案件的解决思路去应对斯诺登事件，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尽管延续了两个世纪的“美国媒体语言垄断”不会就此崩溃，但“美国的是非就是天下的是非”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这不，本届普利策奖的结果表明，尽管“美国梦”或许人人都有，但梦与梦之间，却可以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