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挝军机坠毁：似是而非的阴谋论

5月17日，属于老挝军方的一架安-74运输机在万象飞往川圹省途中坠毁，机上17人中有16人死亡，其中包括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当斋.皮芝、公安部长通班.森.阿蓬等高官。

此次飞行，原本是送老挝党政军领导人参加当地驻军——老挝人民军第二师成立55周年庆典，结果却成为一场悲剧。事件发生后，网络上和部分媒体传出“阴谋论”的论调，认为皮芝、阿蓬等人是“亲华派”，他们此次集体坠机死亡，或许是遭到某些政治势力的暗算。

阴谋论的依据

阴谋论的依据之一，是飞机本身。

安-74是老挝较新的专机，坠毁的这架2009年刚刚交付，照理说，新飞机的失事概率，理应比旧飞机小得多，但这架新飞机居然就失事了。

作为双发涡轮螺旋桨飞机，安-74速度较慢，低空性能较好，失事坠毁后乘员的生存概率，一般而言要比喷气式飞机大得多。此次失事地点，距离川圹机场跑道不足4公里，飞机坠毁后，机上尚有3人存活（其中两人送院途中不治），而这存活的3人，竟都是机组成员，机上众多高官无一人幸免。

阴谋论的依据之二，是“摔死的都是亲华派”。

一些消息来源称，失事飞机本可以搭载68人，计划搭载43名高官，其中不仅有皮芝、阿蓬等，也包括国会主席巴尼.亚陶都等其他高官，但令人费解的是，亚陶都等多数高官在行前突然改变计划，提前搭乘另一架客机起飞，逃过了一场劫难。阴谋论者据此相信，这其中必有奥妙，皮芝等“亲华派”，很可能是“被失事”了。

阴谋论的似是而非

然而上述假说似是而非，其中存在很大的证据链空白。

首先谈飞机。

安-74固然是具有短距起降性能的螺旋桨飞机，但苏/俄运输机最大的问题，是维修、保养不便，这对于技术落后、维护条件恶劣的老挝而言，是相当麻烦的。

不仅如此，由于自身的需要，苏/俄军用运输机的共同特点，是寒区性能极佳，而高温、高原性能糟糕，安-74在这方面更加突出（长期被用于南、北极科考探险运输）。而老挝不仅地处热带，高温高湿，且失事的川圹机场，海拔在1500米以上。

至于“坠毁地点靠近机场”，本身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统计数据表明，飞机失事，绝大多数发生在起飞和降落两个高位窗口期，而巡航飞行状态下失事概率是很低的。

由于失事原因尚在调查中，5.17空难究竟成因如何，目前尚不能下结论。这里要说的是，以现有的证据，是不足以推断出“失事系阴谋所致”的结论的。

值得一提的是，老挝本就是著名的空难多发国家，北部山区更是空难密集发生区，自上世纪50年代起，老挝发生致命空难次数达30次之多，此次5.17空难是老挝历史上伤亡人数第二多的，而伤亡人数最多的空难，就发生在去年10月16日，当时老挝航空301航班ATR-72-600双涡轮螺桨客机坠毁，机上49人全部罹难或失踪。

阴谋论的另一大“力证”，是原定搭乘安-74的43名高官，最终竟有近30人未登机。不过这一看似蹊跷的“力证”也并非没有可解释的理由：未登机的高官及家属，大多数为文官，而登机的则多数带有军、警背景。安-74是螺旋桨小飞机，系军用运输机，而非专门的客机，舒适性很差，如果有诸如ATR-72之类的客机可搭乘，不习惯乘坐军机的文官改变主意，并非什么离奇的事。

只有遇难者才“亲华”么？

阴谋论者认定阴谋的关键论据，是“摔死的都是亲华派”。

照他们的说法，皮芝、阿蓬等一贯主张对华友好，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下，2011年10月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安全执法合作会议成功就四国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达成共识，在彻查10.5湄公河中国船员被杀案过程中，他们也给予中国许多配合、帮助。

但上述“亲华事迹”，实际上都是身为主管部门职能主官的职务行为，任何人处于他们的职位，都只能那样说、那样做，而他们的言行，则要对老挝党和政府负责。

如果把视野稍稍放得开阔些就会发现，“亲华”的远不止这些5.17空难的遇难者。

老挝最高领导人，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朱马利.赛雅贡自2006年任职至今已4次访华，主持推动了中老“良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并积极推动云天化中寮矿业老挝5万吨氯化钾工程、泛亚铁路老挝段等重大合作项目的立项、建设，是中老目前密切关系的“主推手”。

老挝总理通邢.塔马冯2010年就职后已3次访华，最近一次是今年4月中旬，作为政府首脑，他是中老间许多部际合作的协调者，前述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的达成，和中老两国司法合作“再上新台阶”，塔马冯是重要协调人和操盘手，他还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应学习、借鉴中国法制建设和司法工作经验，不断推进老挝法制建设进程。

此次因提前换机而幸免于难的亚陶都同样活跃于中老交流、合作舞台，今年1月还出对中老艺术家联合推出的万象“中老情.合家欢”大型春节联合晚会公开表示祝贺，她本人曾多次表示，希望中老双方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合作，共同推动两国友谊世代相传。

如果说“遇难者都亲华”并没有说错的话，那么阴谋论者却有意无意忽略了更为重要的事实——那些幸免于难的高官，按照同样的标准，也一样可算作“亲华派”。

地缘政治下的“亲华”

如前所述，遇难的几位老挝高官，其“亲华”言行很大程度上是职务行为，或者毋宁说，老挝政要几乎无一例外发出“亲华”声调，是地缘政治情态使然。

作为东南亚唯一内陆国，老挝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经济上需要“搭车”周边更有前途的大型经济体，很显然，中国是最经济、最现实的选择。

不仅如此，历史上，老挝常常被笼罩在强邻越南的阴影下，政治、经济、军事上每每受制于人，而在冷战结束，美、苏势力淡出印度支那后，本地区唯一能帮助老挝实现与越南间的“安全平衡”的，就只有和老挝、越南同样山水相连的中国。

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情态，决定了老挝党政军每一个领导人，不论其内心作何想法，在任上、台面上，都必须努力表现得“亲华”，都要大谈“中老友谊、万古长青”——一如每一个老挝领导人同样也要努力表现出对越南的亲切和善意一样。

这种出于地缘政治的“天然选择”，在中国周边并不罕见。

如巴基斯坦，由于和南亚次大陆更强大的邻居——印度处于敌对状态，且军事盟友——美国因同样需要印度的战略合作，对自己的支持始终半心半意，出于生存需要，历届巴基斯坦政府，尽管政见不同，政体各异，甚至互为仇敌（前总统齐亚.哈克就曾处死布托，而布托的女儿、女婿后来又先后担任过总统、总理），但在“亲华”方面却如出一辙地坚定不含糊。很显然，这种“亲华”，出发点是自身的安全、甚至生存，只要印巴间的对峙、隔阂一天不消除，巴基斯坦不论政局如何变化，朝野如何对立，在“必须亲华”这个问题上，就一天不会有实质上的分歧。

相反的例子是蒙古。由于一直担心被中国“吃掉”，蒙古在冷战后执政党反复更迭，却总是将更多赌注押在唯一的另一邻国——俄罗斯，和所谓“第三个邻国”——美国、日本头上。

国际政治和政治家，其言行和选择的出发点，首先是形势，归根结底是利益，而其真实想法、好恶，反倒往往是第二位的东西，一如坚决反共、对苏联全无好感的丘吉尔，在二战危难之际，也会毫不犹豫地和莫斯科结盟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