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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是唯一5夺世界杯的国家,也是足球运动最普及、最大众化的国家,曾有巴西人形象地说,足球在巴西每一片沙滩上,每一座贫民窟的陋巷里,每一个穷孩子的赤脚下,足球在巴西每一个人的血液中。倘在一年前,不会有任何相信,巴西这个“桑巴王国”会对世界杯足球赛说不——何况这次赛事还在自己国度举办。

然而这一切居然真的发生了。

今年4月初,巴西《圣保罗页报》组织了一次大型民调,民调覆盖全巴西162座城市,受访人数多达2637人,民调结果令人瞠目结舌:受访者中55%认为,举办世界杯对巴西弊大于利,认为利大于弊的仅36%,而一年前这两项比例分别为44%和48%;受访者中支持巴西举办世界杯的比例仅48%,这是2007年巴西夺得世界杯主办权后,第一次出现支持举办者不过半的局面,2008年首次民调时,支持率高达79%,而反对率则仅有10%。

究竟是何原因,让酷爱足球的巴西人对祖国举办世界杯说不?

许多体育界人士认为,预算超标和施工误期,耗尽了巴西人的热情和耐心。

2010年时,巴西政府公布的世界杯12座场馆建设预算仅为48亿雷亚尔,今年初却已翻了近一倍,达80亿雷亚尔,且这还仅仅是场馆本身的费用。

“桑巴民族”热情有余,但纪律性和项目控制能力却并非强项,在政府漫不经心的组织、安排下,巴西人的长项在世界杯筹办过程中得不到充分发挥,其弱点却暴露无遗,许多新建、改建场馆工期一拖再拖,工期的拖延不仅增加了预算成本,而且加剧了工程扰民现象,引发诸多不满。

人们原本希望,巴西世界杯的申办,可以让诸多原本发展滞后的城市、社区,获得一个“搭顺风车”的机会,因为赛事的主办将新建、改建许多重要的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城市轨道交通、绿地、公园及社区活动设施等,然而预算和工期两大瓶颈的持续收缩,迫使主办方不得不收缩战线,将主要投入集中在场馆本身,这自然令许多巴西人大失所望——世界杯再好也不过是球赛,可公路、地铁却是生活的一部分。

这一论点看似理由充分,却并非没有令人费解之处。

事实上巴西2014年世界杯的筹办问题,早在2012年左右就逐渐凸显无疑,甚至,人们的担心一度比今天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如今人们好歹知道,场馆建设问题和预算问题,不足以让本届世界杯无法“开张”,而在2012年末,真有许多人因工期的一拖再拖,担心某些场馆甚至到了开幕式当天也无法交付使用。

自去年6月起,巴西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示威蔓延至国内几十座城市,走上街头的群众人数一度在百万以上,但当时的民调却显示,巴西人并不希望搞砸自己家门口举办的世界杯。去年6月6月22日美国《时代周刊》进行了一次民调,结果表明,虽然支持示威的受访者比例高达3/4,但支持举办世界杯的也高达2/3。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如今巴西街头的示威、抗议虽仍有,却远比去年这时候缓和得多,缘何世界杯的主办,反倒更没人缘了?

关键在于经济和政治。

今年是巴西世界杯举办年,也是巴西大选年,巴西政府为脸面和选票,不惜在世界杯筹办方面一掷万金,在资金投入捉襟见肘后便着手压缩教育、市政服务等与民生关系更加重大的公共服务,从而加剧了隔阂与矛盾。正如前球星罗马里奥在法国《队报》上所言,。中产阶级的年轻人不一定需要足球,但他们都需要教育,如今世界杯成了上层社会的游戏,却要民众为他们埋单,世界杯可能是伟大的一届,却并非巴西人民的世界杯——因为他们买不起门票。

去年6月的示威,起因看似微不足道:阿莱格里港当局想在联合会杯足球赛期间上浮公交票价7%,结果引发公众不良联想和愤怒抗议,巴西联邦罗塞夫总统在事发之初又低估了人们的不满,高估了当时拥有极高支持率政府的“容错能力”,结果导致不满蔓延至全国,人们开始将矛头指向政府,并迁怒于自己心爱的足球——或干脆说,政府心爱的足球赛事主办权。

正如巴西社会学家、热图里奥.巴尔加斯基金会的杜塞.潘多尔菲所认为的,政治家和选民保持距离是巴西的传统,军政府时代如此,卢拉-罗塞夫的左翼政党执政时代也如此。但随着巴西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中产阶级力量逐渐壮大,他们对“新权贵寡头联盟”的形成和自身政治、社会地位的被忽略十分不满。自2012年起,部长、议员们众多腐败丑闻相继传出,令公众不满陡增,这和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增速,忽略公众不满有很大关系。随着经济增速下滑,通胀加剧,社会矛盾便再难掩盖。

去年巴西Datafolha研究所一份民调显示,政治家们对公众的忽视是不满的根源,79%受访者认为政党忽视了他们,76%认为政府,82%认为议会。67%的人不满公交价格太高,38%不满腐败,35%对政客不满。

申办世界杯、奥运会之际,正是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当时巴西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身为“金砖”之一备受瞩目和期待,巴西人普遍受此鼓舞,希望借连续主办大型体育盛会,凸显巴西的大国形象和巴西人的民族自豪感,加上2014年举办的,又是自己所最钟爱的足球赛事,全民欢呼、支持在情理之中。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一段时间里,巴西仿佛置身金融风暴之外,仍保持着7-8%的高增长率,这让巴西政府和许多巴西人产生了“我们比发达国家还棒”的乐观心态,对世界杯主办过程中不断涌现的问题,他们普遍选择了漠视、宽容,而一味期待着2014年的举国狂欢和万众瞩目。

当时上至联邦政府,下至普通民众,人们都以为巴西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摆脱金融危机影响,重返经济增长快车道的,甚至在新兴国家行列里也名列前茅,正是出于对经济增长前景的乐观,罗塞夫政府才下决心调高本已在全球名列前茅的巴西基准利率,希望“挤泡沫”、“控通胀”。

然而2010年恰是乐极生悲的一年。

这一年,巴西经济增长率达到7.5%,第二年就令人瞠目结舌地回落到2.7%,2012年更创造出0.9%的低增长率,这让许多巴西人感到猛醒:原来巴西还没有奢侈到牺牲社会福利和基本民生,去主办如此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的“全球狂欢节”的地步。

去年的全国抗议,参加者主要是中产阶级,都市贫民并未普遍卷入。这些都市贫民既是罗塞夫、也是足球的“基本票仓”,他们能稳住阵脚,联邦政府和2014年世界杯的主办,也就有惊无险。

但一年过去,问题并没有变得轻松起来:2013巴西GDP增长率虽回升至2.3%,但在很大程度上拜了世界报场馆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提速之赐。根据巴西央行今年初的数据,2013年,巴西经常帐目下赤字已高达814亿美元,同比升幅高达50%,占GDP的比重则从前一年的2.41%,猛增至3.66%,较市场预期高出34亿美元之多。与之相比,同期巴西贸易盈余仅25.58亿美元,同比减少86%以上。

因为贫富悬殊加剧,罗塞夫及其政府最重要的支持群体——中低收入阶层对“高投入增长模式”反感加剧,中低收入阶层对政府挖肉补疮,将在他们看来本应用于增加社会福利投入的资金(巴西近年来医疗、教育等公共福利缺口越来越大,公众对此怨声载道),投到世界杯筹办上开始耿耿于怀、怨声载道,对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并进而迁怒于最喜欢的足球运动。

2014年不仅是巴西世界杯举办年,也是巴西大选年,在许多巴西人看来,政府为脸面和选票,不惜在世界杯筹办方面一掷万金,在资金投入捉襟见肘后便着手压缩教育、市政服务等与民生关系更加重大的公共服务,从而加剧了与政府间的隔阂与矛盾。正如前球星罗马里奥在法国《队报》上所言,年轻人不一定需要足球,但他们都需要教育,如今世界杯在巴西已成了上层社会的游戏,却要普通民众为他们埋单,2014年世界杯可能是伟大的一届,却并非巴西人民的世界杯——因为他们买不起门票。

通俗地说,巴西人、尤其巴西穷人依然热爱他们血液里的“桑巴足球”:他们说不的,仅仅是在他们看来损害了自己利益的2014年世界杯主办罢了。

倘经济面得以改善,政府可以通过确保社会福利、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投入稳定、增长,安抚惟恐大型赛事主办让他们实际利益受损的巴西民众,则尽管可能背上长期性财政包袱,巴西人对世界杯等大型赛事的热情会有所上升,不满则会显著下降。反之,他们会更加郁闷、烦躁和恼火,不仅会在选举中“用选票报复”,更会迁怒于两年后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毕竟,和世界杯足球赛相比,奥运会盈利可能性更低,而巴西人喜爱的项目比率则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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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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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篇文章 2年前更新

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涉猎范围广泛,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都常常见诸出版物,业余时间还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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