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修订”：投入与产出

据报道，中华书局“国史修订”工作自2005年启动至今，已召开了四次修纂工作会议，目前进展顺利，预计2015即可面世。

此次修订集中了全国200多名学科专家，穷10年之力，投入巨大，曾领衔这项工作、德高望重的史学前辈任继愈先生未等到工程告竣便与世长辞，这一切都让不少圈内外人士对“国史修订”的成果寄托厚望。

然而史学是项奇妙的东西，投入与产出未必一定成正比。

在中国历史上，官方投注大量人力、物力修史的高潮，出现过3次。

第一次是唐初，李世民在贞观十年下令同时设局修撰北齐、北周、梁、陈、隋五代正史，也就是说，《二十五史》的1/5都出自唐太宗的“国家修史计划”，5个修史班子的规格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北齐书》的负责人是在北齐当过官、被誉为“祥瑞”的李德林和李百药；《周书》是秦府十八学士之一的岑文本和大学者令狐德棻；《梁书》和《陈书》由名臣魏征领先，著名学者姚思廉协助；离唐代最近的《隋书》更了不得，编纂班子里出现了魏征、房玄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一长串出将入相的人物，唐太宗不仅高度关注，甚至亲自执笔作序。

第二次是元代，集全国学术界之力同时修撰《辽史》、《宋史》和《金史》，在被公认不甚尊重知识的元代，这项政府知识工程却得到政策倾斜，修纂者都是一时之选，且尽心尽力，三史总修纂揭傒斯为加快进度夜宿史馆，最终积劳成疾去世。

第三次则是清初，为了修纂《明史》，清廷不但集中了官方学者、资源，还不惜一切搜罗民间贤才，甚至像顾炎武这样对清朝不满的学者也努力网罗，最终在修史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万斯同，就一直以布衣的身份参与其间。

然而投入最大的这三组共9套正史，在整个二十四史体系中的评价均不算很高。“唐五史”虽包罗万象，却疏于订正，同一件史实在《北齐书》和《梁书》中往往记载相反，让人莫衷一是；“元三史”虽然详略得当，脉络分明，却因主撰者避讳太多，影响后人对史实真相的探究；至于《明史》的公案，则从清初一直打到今天，其中不凡唇枪舌剑，甚至血雨腥风。

“断代为史”，历史原本就是一项耐得寂寞、需得时间的慢工细活，而官方工程往往限时、限量，恰于修史的规律相悖，揭傒斯的例子固然是极端了一些，但不久前的某“献礼”工程，不也因为要赶在某个“节点”出“阶段性成果”，弄出一锅夹生饭来么？不仅如此，修史不同于考古，甚至也不完全同于历史研究本身，而更多带有一种修史者对历史现象的解读色彩，这从“春秋三传”，从二十四史发端的《前四史》就已见端倪，同一套史书参与者越多，这种解读色彩也就越弱，往往反倒会影响史书的思想光辉，《二十五史》中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正是由一两人牵头的几套，如《史记》、《汉书》、《三国志》、《新旧唐书》和《新五代史》，这并不是偶然的。中华书局此次“国史修订”能否打破这一怪圈，仍需拭目以待。

不少人指出，“国史修订”不同于以往的修史，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在排版、训诂、注解等方面修正，一些人进而希望此次工程可以改变“老点校本”受时代局限而沾染的片面政治色彩。

其实正如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先生所言，由于是“辅助加工”而非直接创作，政治风气对老“点校本”的影响微乎其微，相比较于唐初对南北朝史书的直接增删篡改，和元、清对涉及避讳处的删削，老“点校本”对二十五史正文的改变，只是段落、提行、标点符号等，而在注释方面，也仅仅是繁简详略的不同，并不伤筋动骨，这种现象不独在史学，在其它传统国学领域，如《康熙字典》、《全宋词》和《辞源》等的编纂方面，也出现过同样的现象，其中饱含着老一辈学者的良苦用心。正因如此，如果“国史修订”仍限于版式、标点和训诂方面的微调，阵仗其实无需很大，裴松之注《三国志》，注解的字数倍于正文，不过一个人搞定；胡三省于颠沛流离中训诂《资治通鉴》，其间还丢过一次书稿，仍然可以独立完成，人少事简，固然工作量大，工作周期长，却也省却了协调和磨合，只要不把“修订”当做一个献礼性的、限时限量完成的使命，而仅仅当做一项精益求精的纯学术工作，早一天完成固好，晚一天完成又有什么关系？近几十年来，《二十五史》的流行版本并非只有老“点校本”，也有百衲本和武英殿本，甚至中华书局本身也有两个版本同时流行，坦率地说，能够直接使用《二十五史》的，至少是资格较深、基础较好的文史爱好者，训诂的意义相对有限，许多人读了大半辈子，也未必说得清自己读的是哪个版本。

这并不是说“重修”无意义，而是想说，如此宝贵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原本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前面说过，对于直接阅读《二十五史》层面的文史爱好者、专业工作者而言，版本只是个次要问题，现有版本虽有缺陷，但不致命，中国当代社会最缺乏的，是严肃性、专业性与通俗性、可读性兼备的，非“戏说”、“穿越”性的历史读物。近几十年来，影响最大的是这类书（如《上下五千年》、《成语故事》、《中国人史纲》、《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争论最多、甚至起负面影响最大的，也同样是这类作品（如《李秀成评传》、《宋景诗》和“评法批儒”等等），相对于在古人成品基础上小修小补的训诂、注释、排版，这种再诠释、再创作看似通俗，却需要更多的投入，如今一方面，在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后，社会和民众渴望更多的精神食粮，希望了解更多的历史、掌故，接触更多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市面上充斥着太多的“戏说”、“穿越”，而类似《二十五史》这样卷帙浩繁的文言作品，不论是哪一种版本，显然都不适应“群众性”和“普及性”这两大启蒙需要。事有轻重缓急，如果说“重修”是锦上添花的好事，那么，看似不起眼的普及性、群众性“正史”读物的创作，才是雪中送炭的当务之急。

顺便提一句的，是“重修”的价格问题，《辞源》不过改了个排版，价格就从380变作980；《汉语大词典》06年新版再版，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价格更从660变成2000，老“点校本”就已经“破千”的《二十五史》，又是如此阵仗的“重修”，究竟要卖多少钱？有圈内朋友猜测“至少8000”，倘果真如此，又有多少国人消受得起如此“精品”？倘读者寥寥，萃天下贤才，穷10年之力，这个投入产出比，岂不是有些太不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