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迩来”？

《新约．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句基督徒们耳熟能详的格言，在明末由利玛窦传入中国时，其前半句被译作更富文言色彩的四个字——天国迩来。

这四个字的翻译被认为具有典型利玛窦风格，即用中国经典的形式、语言，去诠释天主教的教义。

１５８２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进入中国，他在长期观察、研究后得出结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只有将教义与最为中国大众所推崇、尊重的儒学相结合，才能打开他们的心灵之门。在此思路引导下，耶稣会用“西儒”的面目出现，采用结交士大夫、允许中国信众尊孔祭祖和将基督教义比附四书五经等做法，慢慢打开了中国传教的局面。在利玛窦及其追随者的努力下，天主教一度在中国获得合法地位，东西方文化也借此纽带，得到一定程度的相互交流和理解。

但好景不长，１６４３年，天主教圣方济各会利安当（黎玉范）于1643年向教廷提出17项指责，将孔学贬为异端，尊孔称为偶像崇拜，要求教廷下令禁绝，他甚至喊出“我们到这儿（中国）是要传播福音，不是来做孔子门徒”的口号，使争论白热化。在这些声音的挑唆和压力下，教廷几经反复，终于在1704年11月20日，由教皇克勉十一世发出禁约，把孔学称为异端邪说，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祖，并对违反禁约纵容此行为的传教士作出开革出教的威胁，此举最终导致雍正元年十二月（公元１７２４年初）天主教在中国被禁，直到道光廿六年（公元1846年）正月（公历1月25日）才根据《中美望厦条约》和中英、中法间关于片面最惠国待遇的约定，逼迫清廷重新认可了天主教的合法地位。

１９５１年，中国和梵蒂冈教廷断绝关系，随即在１９５７年成立了独立于教廷的天主教爱国会，而梵蒂冈和教皇则一方面继续和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坚持任命中国内地的主教，双边关系一度剑拔弩张，中国也曾对教廷、教皇发出严厉指责。

但自现任教皇、阿根廷人方济各上任以来，双方关系似有缓和迹象，这一缓和迹象在８月１４－１８日教皇访问韩国期间，变得尤为引人关注。

“方济各暖意”

去年３月１９日，方济各教皇在梵蒂冈举行就任弥撒典礼，正式成为新任教皇，当时即有传闻称，教皇和习近平主席互致了贺电，这一传闻随后被双方官方机构所证实。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和教皇之间第一次的直接互动，引发了广泛猜测和热烈议论。

但随后的日子里，方济各教皇几乎绝口不谈和中国有关的任何话题，不过北京和梵蒂冈间以往不时出现的、带火药味的刺激性话语，却明显变得稀少。

今年６月，香港《南华早报》称，中国和梵蒂冈之间可能在年内实现直接对话；７月，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主教在《基督信仰家庭》杂志上承认，梵蒂冈期望和中国政府进行“相互尊重并富有建设性的对话”。

不过当时许多人都指出，梵蒂冈和北京间的这种传闻并非始于方济各上台。早在本世纪初，双方就曾相互尝试改善关系，并一度似乎形成了一些心照不宣的默契，但这种默契随着一系列事件的爆发，和由此而再度激起的相互指责声浪而告一段落；２００７年，前任教皇、德国人本笃十六世致信中国天主教徒，承诺“教廷没有改变中国国家结构或更迭中国政府的使命”，并称倘中梵关系得以确立，梵蒂冈愿意将其驻华大使馆从台北迁往北京。

“方济各”暖意是从他踏上访问韩国行程之初便开始的。

这次访问是１９９９年以来，罗马教皇对亚洲国家的首次访问，意义非比寻常。由于１９８９年时，中国方面曾因政治原因拒绝载有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飞机飞越其领空，人们对此次中方是否允许教皇专机穿越领空十分关注。

８月１４日，教廷宣布，方济各教皇专机已获准穿越中国领空，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对教廷、教皇释放出的善意。人们关心的是，教廷和中国政府能否借此机会进行互动和沟通。

按惯例，教皇会向出访途经的国家元首发电报致意，此次专机途经的国家有１１个之多（韩国、中国、蒙古、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斯洛伐克、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意大利），人们关注的，是教皇会否向习近平主席发电报致意，习近平主席如何应答。

消息很快传出：方济各教皇发了电报，但中方据称因为“技术原因”并未受到，自然也不可能回复，不过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对改善与梵蒂冈关系“始终报有诚意”，表示中方“愿继续努力进行建设性对话，推动双边关系改善进程”。

故事并未结束：８月１７日当地时间１１点，方济各教皇在韩国忠淸南道瑞山海美殉教圣地展览馆会见亚洲各区主教，在公开演说中表示，希望以“开放的胸襟、毫无推迟地”促进与亚洲大陆几个未建交国间的对话，一些国际传媒和评论家认为，这差不多等于公开向中国喊话示好。

似乎还嫌不够直白，次日在专机上，教皇接受天主教新闻社等媒体采访时被问及“是否愿意访问中国”，回答“当然愿意，我恨不得明天就去”。他回顾了本笃十六世致中国领导人的信，强调“罗马教廷对中国人民始终保持善意”，他称赞中国人民“美好而高贵，拥有智慧和众多伟大先贤，并缅怀了利玛窦神父的历史功绩。他重申梵蒂冈来亚洲“并非试图扮演征服者”，希望打消中国政府“天主教会干涉中国内政”的疑虑，当天教廷更表示，方济各在归途中同样向沿途各国领导人发去了问候电报，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此前“因技术原因丢失一封电报”的中国。

缓和与阻力

北京和梵蒂冈间关系的缓和并非偶然的。

曾几何时，在基督教各教派里，天主教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最敏感，后者对前者的戒心最高，这是因为和其它教派相比，天主教拥有机构完整、影响力巨大的权力中心——梵蒂冈，且天主教的教义中便包含有“服从教宗领导”、“与梵蒂冈圣座共融”等要求，而这是主张“独立自主”、不愿意中国在任何问题上存在“第二个权力中心”的中共当局所不能容忍和接受的。

而在梵蒂冈看来，是否接受“共融”原则，是关乎一个天主教教区、教会和教徒能不能被称作“天主教机构”、“天主教徒”的原则性和大是大非问题，中国境内的天主教爱国会既然连这一原则性问题都不肯承认，那么其在天主教世界的合法地位也将受到质疑。

正因如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尽管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原则是包括基督教各教派在内，教会在中国境内取得合法性的前提，各教派和中国政府间或多或少都存在争议、矛盾，但天主教和中国政府间关系一度最僵，对抗也最激烈。

文革结束后，一批被长期关押的天主教神职人员获释，被没收的教产获发还，中梵之间的“论战”也因此有所缓和，双方自１９７８年开始有所接触。但双方很快便发现，在三个关键性问题上，彼此间存在难以调和的障碍。

首先，天主教坚持“共融”，认为维护梵蒂冈任命主教的权力，是维护教廷权威和尊严所不可或缺的，而中国政府同样把自选自圣、独立自主当成天主教和任何外来宗教在中国合法存在的必要条件，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均将自己立场视作神圣不可动摇。

其次，天主教和台湾当局一直保持外交关系，梵蒂冈曾强调，教廷从不与任何建交国主动断交，不愿在台湾问题上“破例”，而“一个中国”原则对于北京而言，也同样是丝毫不容商榷和动摇的“铁底线”。

第三，教廷在“封圣”中将一些被中国当局视作“侵略者”或问题人物的教徒封为“圣徒”（如引发“马赖号事件”的法国外方传教会神父马赖，和义和团事件中被杀的一些中外籍教徒和神职人员等），这被中国当局视作“缺乏对中国的尊重”，甚至“蓄意侮辱中国人民”。

此外，方济各教皇之前的两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教皇在教义等方面相对开明，但出身波兰的他不仅有鲜明反共色彩，而且被中共视作“团结工会总后台”，担心梵蒂冈对中国起到其对波兰所产生的效应；继任的本笃十六世教皇倒是明确阐明了“宗教是宗教，政治是政治”的原则，表示梵蒂冈无意干涉中国政治，但这位教皇在教义方面却更为保守，对自选自圣的态度更不容商量，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７日本笃十六世致中国教徒的信中，不指名地将忠于梵蒂冈的“地下教会”和“三自教会”对立起来，并暗指后者为“非法”，这让彼此间关系更趋紧张。

不仅如此，对远东问题相对隔膜的本笃十六世，在上任后采取了寻找“中间人”和中国当局沟通的方法，为此他在２００６年将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封为华裔教徒最高现任教职——枢机主教，并希望陈能担负起这个“中间人”的职责。但实际上，陈因支持“庚子封圣”和在“三自”等问题上和中方尖锐对立，彼此关系甚僵，甚至曾长达６年不被允许进入中国境内活动，倚靠陈来沟通中梵关系，非但达不到初衷，还可能被视作对北京尊严、权威的又一次挑战。

和两位前任相比，方济各尽管在教义问题上仍持保守立场，但出自“左翼大本营”拉美的他，政治主张显得更为多元化：针对意识形态之争，他强调“左右兼容”、“不争论意识形态”，认为当代社会的政治应该多元化，容忍异己，兼收并蓄，才是社会进步的前提，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一味吹捧或贬斥都是片面的。他曾公开谴责资本剥削、社会不公和“资本主义庸俗的拜金主义”，认为这些都和天主教的宗旨背道而驰。这些显然让方济各教皇在北京眼里，会显得更容易打交道一些。

方济各上任后，对中国问题采取“没把握就不开口”的原则，长达１７个月的时间里按兵不动，这种做法固然不能让双方走近，却至少可以避免产生新的摩擦。

近年来基督教各派系在中国境内传播迅速，对中国官方而言，也产生了更多忧虑和疑惑，一些教派的传教活动，更引发中国各级党政机关的警惕。与之相比，天主教系统虽存在“三自教会”、“地下教会”问题，但分歧和冲突仍被局限在北京和梵蒂冈，以及“三自教会”和“地下教会”内部，囿于教规限制，天主教不论“三自”或“地下”，原则上都不在本堂以外传教，这一习惯性做法，无疑对中国当局而言是相对能够接受的。

随着彼此接触的逐步加深，在“三大障碍”方面也并非毫无转圜余地。

“一个中国”问题，在本笃十六世和方济各教皇相继表示“一旦和北京建交即迁移使馆至大陆”后，实际上已不成问题，尽管梵蒂冈仍然坚持“不主动断交”的惯例，但在执行中很可能变通为“不主动宣布断交”。

“封圣问题”在上世纪５０－８０年代初曾是双方“骂战”的“主战场”，但如今在这个问题上彼此的争论已趋淡化，中国自身在若干历史问题上采取了更多元化、更“就学术论学术”的态度，梵蒂冈方面也小心翼翼地避免在此领域进行更多“刺激”，今后双方在此问题上擦枪走火的概率，也会继续走低。

最棘手的“自选自圣”与“自融”间矛盾问题，双方其实也早有默契，即彼此共同认定、指定同一个人选，作为各自的主教人选，这样既不妨碍彼此“坚持原则”，又兼顾了各自的利益。

但正如大多数观察家所认为的，这并不意味着中梵间可以很快走到建交的地步。

尽管梵蒂冈当局事实上含蓄承认了“一个中国”原则，但“不主动断交”本身很可能成为问题：在“二蒋”和李登辉执政早期，大陆和台湾在外交问题上呈现“汉贼不两立”的态势，即任何国家和北京建交，台北就主动宣布与之断交，反之亦然，但“两国论”兴起后，台湾方面已改变做法，即本着“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原则，即便“邦交国”和北京建交也视若无睹。一旦北京同意和梵蒂冈建交，梵蒂冈不主动、而是等着台北与之断交，台北却装聋作哑继续维持和梵蒂冈的邦交，各方都将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更何况，北京和台北间近年来已达成心照不宣的“外交休兵”，台湾方面若不主动寻衅，大陆方面也不便有所更张，这种状态显然不利于中梵间在短时间内建交。

不过更大的障碍，还在“自融”与“自选自圣”之间。

正如法国《解放报》评论所言，尽管有所通融，但“自融”对梵蒂冈而言是攸关其本身存在价值的原则性问题，更有评论者指出，基督教历史上的几乎每一次重大教义辩论和教会分裂，都和对教廷权威范围的不同界定息息相关，类似中国“三自”和教廷权威发生冲突的事件，在基督教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东正教、圣公会教和多个新教派别即由此诞生，教廷显然并不希望因为对中国政府让步，而导致其仍然保留、所剩无几的“教宗特权”受到动摇，因为在教廷看来，这种让步很可能导致其它国家的教会起而效尤，并产生连锁反应。

同样，中国政府可以在事实上对地下教会的存在、对教宗事实上在中国天主教会、教徒中拥有的影响力睁一眼闭一眼，却绝不会在台面上承认梵蒂冈有权干预中国天主教会包括人事在内的内部事务，这也是“不容商量”的。

此外，正如《纽约时报》和一些亚欧宗教性媒体所指出的，尽管中梵教义之争看似是政治范畴的事，但具体到基层教会、神职人员和信徒而言，却是实际的利益问题。中国官方的“三自”爱国会，近年来一直扮演着指责教廷急先锋的角色，而“地下教会”的传教士、信徒及其海外代言人，则是阻挠梵蒂冈与中国接触的重要势力。他们的动机一言以蔽之，即“你们接近了我们怎么办”——一旦中梵建交，“三自”和“地下”系统必然要合二为一，这在某些双方已建立默契、彼此指定的主教其实是同一人选的地方倒问题不大，但在另一些地方，则会牵扯到两个现实人群间的历史积怨和实际利益冲突。

天国迩来？

正如前文所言，“天国迩来”的意思是“近了”，但未必就在现在或近期。天主教会早在公元初就宣称“天国近了”，但一千多年过去，“近了”仍然不是“到了”，恐怕在一段时间内也仍会如此。

此次韩国之行，方济各教皇在谈及中国话题时主动提到了利玛窦，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贡献，以及自己和利玛窦之间的渊源。

利玛窦和方济各教皇同属于天主教耶稣会，教皇主动提及这一层渊源，不仅表明其改善中梵关系的意愿，而且隐隐有以继承利玛窦传统自期的含义。

然而人们同样不会忘记，导致利玛窦在中国筚路蓝缕，所开辟中西交流途径前功尽弃的主要因素，同样是教廷和天主教会本身，尤其是圣方济各会和利安当的影响，和教皇克勉十一世的禁约。无巧不成书，如今提及利玛窦的不仅是又一位教皇，且其称号恰是前所未有的“方济各”——尽管“方济各”在天主教辞典中典出多源。

出身于利玛窦的耶稣会，又带有方济各冠名的现任教皇，究竟会成为又一个利玛窦，还是在无心中再扮演一回利安当或克勉十一世？目前谁也说不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于“天国迩来”人们不妨期许，但一定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