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去伊拉克“负责”一把么

随着伊拉克北部人道主义形势的恶化，和伊拉克境内极端武装“伊拉克及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转而对此前一直对内战冷眼旁观、甚至趁火打劫的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发动攻势，美国总统奥巴马终于停止此前长达一个多月的犹豫不决，冒着被反对者指责为“背信弃义”、“重返伊拉克战场”的政治风险，于8月7日开始对ISIS目标发动空袭，并向伊拉克北部难民空投救援物资。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也呼吁各国关注伊拉克北部人道危机，一些美国的盟友也相继表示，可能“跟进”采取人道主义行动。

8月8日，奥巴马在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专访时，重拾“美国与众不同论”，并称中国“搭便车（free rider）30年”，暗讽其不愿为国际事务负责，关键时刻仍要依靠美国。一些国内外人士则认为，中国如今已是世界性大国，且在战后伊拉克重建中获利丰厚，伊拉克内乱对中国不利，因此中国理应去伊拉克“负责”一把，仿效一下美国的行为。

这样的思路是否可取？

首先必须看到，美国之所以转趋积极，是因为倘继续任由伊拉克局势恶化，则奥巴马本就不佳的处理国际、外交问题口碑将每况愈下，并损及年底中期选情，而不论政府或在野党，也都无法承受美国“伊拉克政策失败”的巨大代价和包袱，且ISIS不仅威胁巴格达当局，也开始危及和美国关系更密切的库尔德自治区，如不有所动作，则奥巴马可能背负“失败总统”的恶名。

但伊拉克战争在美国社会并不受欢迎，而当你奥巴马正是借反对伊拉克、阿富汗两场对外战争，承诺“带孩子们回家”异军突起并入主白宫的，2011年底的如约撤军，则是奥巴马为数不多受到国内广泛好评的外交成果，倘干涉旷日持久，或索性“落地”，则不啻自食其言，后果同样不堪设想。正因如此，美国的军事介入，恐也只会是“点到为止”、“意思意思”。

美国的盟友英、法等国尽管支持美国军事干预，但对自己是否参与却口风谨慎，仅言及“会考虑”。英国曾是阿拉伯世界广大地区的统治者，法国则早在中世纪就染指地中海东岸，两国在伊拉克周边都有可靠的落脚点，参加人道援助的可能性是不小的，但参与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大，即便参与也只能是象征性的。

中国在伊拉克战后所获“红利”，属于商业性、外包性的重建，其基础不仅建立在中国和巴格达当局、库尔德地方的互利互惠，也建立在美国无力且不必“从头到尾”吃下全套重建合同上，一言以蔽之，赚的是“辛苦钱”。

由于在该地区根基浅、存在感弱，对当地错综复杂的民族、教派矛盾，中方并不十分熟悉，在当地的人脉也相对有限，缺乏大规模“负责”的地利、人和。不仅如此，口口声声嘲讽中国“搭便车”的美国，作为战后利比亚实际上的“总包”，是否愿意让中国将伊拉克当作“下便车”的第一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旦“总包”闭门谢客，“后来者”中国在伊拉克周边，又能将哪里当做“负责”的立足点、出发点？

2009年，中石化、中石油因分别参与库尔德地方和巴格达中央的石油开采权招标，导致前者险些伤了伊拉克石油部“黑名单”，充分暴露出情况不明前提下贸然“进入”的巨大风险，相对于并购、投标，军事干预的风险自然更大得多，火候不到，强行“负责”，恐怕更加不胜负荷。

当前中国所能做的，是利用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安理会等国际平台发挥应有作用，改善伊拉克及其周边的政治、社会及人道主义环境，同时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人道主义乃至维和等志愿，而这一切都应在伊拉克当局邀请、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