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情结和LNG死结

9月23日，联合国气候峰会在美国纽约举行，全球125个国家的政要在峰会上登记发言，其中不乏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等大人物，但也有一些重要国家领导人，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等缺席。

总体上，较积极出席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大多来自更重视环保、近年来在减排方面比较高调的工业化国家，而对出席峰会不太积极的各国领导人，则大多来自正处于工业化发展高潮期、在现阶段不得不将发展放在较环保更优先位置上的新兴国家。

但令人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加拿大总理哈珀也成为缺席者之一。

加拿大是G7国家，老牌工业化国家，也是公认在环保方面较为重视、成绩也较突出的“环保大国”，许多环保组织就起源于加拿大，而且此次峰会举办地纽约，和加拿大首都渥太华间距离并不遥远，更何况峰会召开时间是9月23日，而69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始日期是9月24日，后者是哈珀早已计划出席的重要活动，且同在纽约举行，拨冗出席前者，从日程安排上不过举手之劳。

然而正如CTV所报道的那样，哈珀似乎是刻意回避了此次峰会：他没有提前出发，而是“踩着点”抵达纽约，正好赶上直接参加联大一般性辩论。他显然不是没时间、或不便出席联大以外的其它活动，因为同样在纽约举行的“召开的孕产妇和特殊儿童保健联合国会议”，他便兴致勃勃亲自出席了。

当然，加拿大并未缺席此次峰会：联邦环境部长利昂纳.阿卢卡克作为联邦政府代表出席了气候峰会，但哈珀的缺席仍成为各国传媒普遍瞩目的焦点。

那么，“环保大国”的总理，何以回避这样一个以环保为主题的峰会？

非正式的务虚会

正如许多观察家所指出的，这次名头虽大，排场虽足，却充其量不过潘基文的一次私人“堂会”，也就是说，此次峰会是潘基文赌上个人政治影响力和面子，费时费力召集的一次非正式“PARTY”，是联大会议前一次非正式的首脑会晤，而非正式谈判，既不是联合国正式流程，也不是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步骤的一部分。

“正式流程”则是自2009年哥本哈根起、一系列的气候大会，其目的，则是争取在2015年达成2020年生效的、有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全球新协议。

这项协议原拟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达成，却一路扯皮，直到如今也未得要领，其奥妙就在于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中的新兴国家和岛国间利益大相径庭，出发点和底线相差甚远，彼此间都希望少承担义务和责任，多享受回报和成果，因此虽然每次气候大会都“拖堂”：会期动辄两周以上并一再延迟闭幕，声明、宣言和共识却总是几易其稿最后勉强过关。

《国家邮报》会前就指出，本届联合国气候峰会尽管盛况空前，但很可能雷声大雨点小，无法作出实质性进展。事实也的确如此，本届峰会的共同宣言，居然在当天就已达成并出炉了。按照这份宣言的精神，各国政府、跨国企业和相关机构、组织同意在2030年前阻止热带雨林减少、改善食物生产、扩大再生能源运用比例，并将电动车占新车销售比例增加至30%。在峰会期间，各国官方和非官方机构还非正式承诺，将筹集总数达2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美国等30多个国家和多家跨国公司还联合推出一项目标，希望在2020年将森林破坏减少一半，2030年停止破坏森林，这些国家和机构认为，贯彻此举将能令全球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45-88亿吨——这相当于全球当前所有小轿车（约10亿辆）的总年度排放量。

然而这看上去很美的共同宣言，却仅仅因为“无约束性”的标注而变得近乎一钱不值——事实上倘非这个“无约束性”，共同宣言也不可能如此轻松地“顺产”。

各国博弈的重头戏，自然还是前面提到的、具有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全球新协议，而最关键的博弈主战场，则是2015年在巴黎举行的气候大会，此次峰会既然是潘基文的“私人务虚会”，哈珀给面子是人情，不给也是本分，刻意回避虽有些刺眼，却也实在无足厚非。

加拿大和哈珀的算盘

当然，这并不是说，哈珀总理就没有一点点其它盘算。

如前所述，在减排和防止全球气候变暖方面，发展中国家并非铁板一块。工业化突飞猛进的新兴大国希望先抓紧时间发展经济、民生，等富裕起来后再集中精力还环保欠账，而工业化潜力薄弱、一旦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则将面临灭顶之灾的第三世界岛国出于自身生存需要，甚至比工业化国家的减排积极性更高。

工业化国家也同样具有多样性。

对于大多数欧美国家而言，其经济结构早已升级，原先高能耗的工矿业早已在很大程度上被高科技、金融、服务业等“无烟产业”，节能减排非但不是很大经济负担，相反还能创造更多效益。早在哥本哈根峰会上就有观察家指出，在新能源和替代能源产业方面，工业化国家的优势更明显，垄断度更高，此次纽约峰会提出电动汽车替代比例，则同样被一些观察家讥讽为“替美日等国汽车企业救市”。至于减少燃煤量，减少森林砍伐量等也同样如此——那些不依赖上述能源来源和产业收益的工业化国家乐得加大自己调门，反正对己有益无害。

相反，工业化国家中个别对燃煤或资源类产业有依赖的，态度就会迥然不同，比如欧洲国家波兰，因为国内褐煤资源较丰富，且屡受俄罗斯“天然气大棒”打击，在减排方面就显得消极。

加拿大在这方面同样显得十分特殊。

加拿大是G7 国家中对资源产业依赖程度最高的国家，对油气出口的仰赖则更是逐年增长。据加拿大联邦能源部的资料显示，石油产业占加拿大联邦经济比重，1974年仅7%，1980年达10%，近年来稳定在11%左右，预计2015年更将提升至15%。

加拿大石油资源虽然丰富，但与其它产油国不同的是，这些石油资源中已投产的，大部分为集中在阿尔伯特等“草原三省”的油砂，油砂即油页岩，是一种夹杂在页岩层中，含有较多杂质的砂状含油层，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开采成本高，对环境污染较严重。

由于油砂中含油较多重油分子、硫化物和金属杂质，需要投入较多成本进行提炼，提炼时需消耗大量热水和蒸汽，碳排放量惊人，对水资源的浪费也相当严重，提炼油砂所形成的尾矿池，更造成水源和大气污染，破坏生态平衡。正因如此，阿尔伯特省的油砂开发屡受邻省、美国以及国内外环保组织诟病，其向西、向南的输油管分别被卑诗省和美国联邦、州两级政府层层阻击，最有力的一张牌，也同样是环保问题。

对于这一点，号称“全球最重视环保国家”的加拿大又何尝不知？但现实是油砂产业关系加拿大经济命脉，该省恰是执政党——联邦保守党重镇，哈珀总理本人，则是阿尔伯特省会卡尔加里选出的国会议员，捍卫油砂产业，不仅是捍卫加拿大的财源，更是捍卫执政党和政府的票仓。

除了油砂，另一项和减排息息相关的产业——软木业和造纸业，同样存在和减排目标相悖之处，在这种情况下，哈珀总理和加拿大政府在减排问题上的立场、姿态就显得有些飘忽，一方面大力倡导节能减排，另一方面却对类似气候峰会之类的减排讨论国际平台意兴阑珊，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姿态并非孤立——在动保问题上，联邦政府不也是一方面大力倡导动物保护，另一方面顽强抵抗来自欧盟和全球动保组织要求取缔海豹捕猎的压力么？而其背后的根源也是一脉相承的。

顺便谈谈LNG吧

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本省Pacific Northwest LNG Project项目风波，其纠结之处，也是大同小异，即“要发展还是要环保”。

这个最初计划投入17亿元、后扩展至100亿元的LNG项目，地点位于本省北部的鲁珀特王子港附近，1982年由当时社信党省府提出，2011年省自由党政府正式启动，其投资比例为马来西亚国营石油企业（Petronas）62%、中石化（Sinopec）15%，日报企业Japex Moontney10%、印度石油公司10%。

尽管这一项目得到加拿大联邦和卑诗省政府支持，前者近年来已批准8个重大LNG出口许可，而后者至少在台面上大力支持LNG项目投产。

但表面顺利的背后，是实质上的阻力重重。

今年2月，卑诗省政府在省财政预算案中提出，对LNG分两阶段征收一项新税，即投产初期加征1.2%，当工厂全面运行，资本成本（Capital cost）全部递减后，税负将增值至7%，尽管省府宣布，这项税赋可能迟至2018年才启征，且“不是不可商量”，但这相当于每百万英热单位增加成本0.50元，且卑诗省已经有0.30元/吨的碳税，加上省减排行动目标规定，2020年将在2007年基础上减排33%，这对LNG项目而言，显然意味着继续增加成本。

不仅如此，本省环保团体和原住民团体在阻击LNG项目方面素来不遗余力，“北方门户”输油管项目的一波三折就是先例，而今年6月26日，联邦最高法院作出的卑诗省卡里布-齐尔考廷地区原住民土地“祖产权”裁决，无疑让这种阻击变得更容易，也让LNG开发商打通关节所需成本水涨船高。

和石油相比，天然气并非特别稀缺的资源。尽管储量较集中，储量前20名国家占全球储量比例高达90.7%，但分布远较石油均匀，排名储量前20的国家中，欧洲有两个（俄罗斯、挪威），亚洲有12个（伊朗、卡塔尔、沙特、印尼、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中国、乌兹别克斯坦、科威特），美洲有3个（美国、委内瑞拉、加拿大），非洲有3个（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埃及）。

在价格方面，天然气价格传统上随国际油价波动，油价涨则天然气价格涨，反之则下跌，但波动幅度往往温和得多。之所以如此，客观上，各国经济尚待全面复苏，导致企业开工不足，家庭消费紧缩，这使得工业和家庭用电需求量均大幅萎缩，天然气价格难以抬高，，主观上，国际原油价格之所以屡屡被炒到火爆，是因为投机资金和炒家的活跃，而相对于全球交易频繁的原油，天然气的国际市场却受到很大制约：管道输送投资大、建造周期长，且需要陆地连接，有时还得过境多国，容易受到政治和其它因素的制约；船载LNG运量小，技术要求极高，许多天然气资源丰富的国家，都因过不了LNG和装船这两大技术关卡，而无法将资源变成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天然气资源的短缺，通常表现为地区性短缺（如乌克兰危机可能导致的欧洲缺气）和结构性短缺（如部分中东国家因不具备天然气液化自主技术，明明拥有丰富天然气资源，却不得不进口船载液化天然气供国内使用，并经常爆发气荒），而很难表现为全球性的“气荒”。

加拿大LNG传统出口大户，是通道较顺畅、运输成本较低、用量很大的美国，但近年来美国大力发展页岩气技术，本国又在俄勒冈、路易斯安那等地开发本土LNG项目，对加拿大LNG项目构成威胁。路易斯安那州税负较低，俄勒冈州利得税虽高于卑诗省，但综合成本却低得多，这些都对卑诗省的LNG项目构成压力。

当初LNG项目选址鲁珀特王子港，很重要的因素是考虑方便对亚洲出口，但如前所述，本省LNG成本附加值实在太高，而LNG船运又是越远越不划算，如今亚洲中国等天然气使用大户，已开始或即将启用中亚、中俄、中缅、中巴（巴基斯坦）等多条陆路天然气管道，卑诗省LNG与之相比，并无特别优势。

9月25日，LNG最大投资者马油行政总裁阿巴斯（Shamsul Abbas）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由于卑诗省LNG项目阻力重重，“前景不明朗、拖延及短视”，和其它竞争者相比“落后60年”，马油可能考虑撤资，他具体指出，路易斯安那州不仅有配套管线、训练有素的就业者，而且环保和原住民团体的阻击也没有如此大的成本杀伤力，一旦2016年巴拿马运河扩建完成，大型LNG船不必绕道南美洲，卑诗省LNG项目在出口亚太方面更无优势可言。

对此省长简蕙芝和副省长兼天然气发展厅长高利民（Rich Coleman）不以为然，仍表示“有信心”，认为马油不过是在漫天要价，等着就地还钱。

然而马油仍在待价而沽不假，卑诗省又有什么还价的本钱和余地？

如前所述，市场供需平衡业已逆转，本就不算奇货可居的LNG更加“白菜化”，不论美国或亚太市场上，加拿大LNG在价格上都不占优势，如果再按照目前的轨迹，加碳税、加减排负担、加劳动力成本、加原住民及环保团体公关成本，就更“惨不忍睹”了。事实上马华并非第一家叫苦的参与者，中石化日前已经表示，本省的劳动力成本和人数稀缺已让其不堪负荷，呼吁省府放开外劳门槛。

问题是，即便明知投资者在“讲条件”，省府又能如何？

原住民团体、环保团体，都是省府得罪不起、也给不起价的，而放开外劳门槛的后果，他们也早已领教，这些，从“北方门户”和日前“德华煤矿外劳风波”的处理过程、结果，人们早已一目了然。“讲条件”省府无法让投资者满意，其结果如何，不言而喻。

本省并非工业化省份，加上税负较高，产业基础原本就较为薄弱，一旦LNG项目半途而废，另一项重点——林木及造纸业，也同样会成为环保减排波及的“重灾区”，届时本省的经济、财政，将何以负荷？倘省府沿袭近20年惯技，继续以增税填补财政缺口，势必进一步影响本省企业投资经营成本，从而构成新的恶性循环，届时省府、省民又将何以堪？

发展和环保是一对矛盾，是需要认真把握的平衡，这个道理，每个人都懂，但如何去做，如何去把握这个平衡的度，却是一个棘手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