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领导人：当健康不再是秘密

日前朝鲜罕见地公布了其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身体不适”的情况，引发国际社会极大关注和兴趣。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朝鲜一直将领导人健康问题当作高度机密，美、英等国情报机构通过各种公开、秘密手段，都难得其要领，前两任领导人金日成、金正日在任期间被多次误传“去世”，而当真去世时却罕有预言成功者。朝鲜在领导人健康问题上“透明度”的增加，标志着各国领导人健康“去秘密化”已成大势所趋。

健康曾是绝对秘密

在古代不论中外，君王的健康都曾是讳莫如深的最高机密。

在中国，汉高祖刘邦在和项羽交战时被箭射伤胸部，为隐瞒实情，故意放风称“被射中脚趾”。刘宋孝武帝刘骏起兵讨伐谋杀亲生父亲宋文帝刘义隆的太子刘邵，进军浔阳（今江西九江时卧病不起，他的秘书颜峻为保守秘密，切断了刘邵的几乎一切对外联系，不但精心伪造各种文件、签名，更刻意让厨子按时按量送饭，再偷偷倒掉，从刘骏病倒到病愈时间不短且军情紧急，但由于秘密保守得好，即便最核心的将士也毫无察觉。

在国外也是如此，日本战国时代的风云人物织田信长明明身体健康，却故意装做病重，令家族内的政敌麻痹大意，最终被他一击得手；18世纪俄罗斯女沙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在“30年战争”期间患病，但俄国人一直严密封锁病情以免影响战局，以至于女沙皇病逝消息传出，战争在对手普鲁士人危在旦夕之际戛然而止，死里逃生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连呼“天意侥幸”。

进入近代，国外领导人也曾普遍重视对健康的保密工作。

纳粹头目希特勒其实在上台前就有多种严重疾病，包括皮肤、神经系统和心理方面，都长期接受秘密治疗，甚至多年吞服副作用很大、来路可疑的药丸，但这一切都被作为“第三帝国的最高机密”束之高阁，因为许多纳粹档案被毁，他到底害过什么病，病情有多重，他的生理、心理健康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政治、军事决断，至今仍众说纷纭。

也许有人会说，希特勒是独裁者，这样做并不意外，“正常国家”的领导人就不会如此。但希特勒最大的对手之一——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同样隐瞒了自己的健康问题：1944年他参加总统连任竞选时，已明知道自己身患绝症，但为了确保连选连任，他刻意用自己原本就存在的健康问题掩饰遮盖，最终险胜对手杜威。几个月后他出席雅尔塔会议时精神恍惚，被丘吉尔的私人医生威尔森男爵（Charles McMoran Wilson）形容为“行将就木”，两个月后就与世长辞。

这种对领导人健康问题的讳莫如深，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军事的需要：古代国家的君王权柄在握，一旦健康状况被明里暗里的敌人、对手掌握，就可能遭到对方有的放矢的暗算。近代一些“正常国家”的领导人，如罗斯福、丘吉尔也曾隐瞒病情，但这更多出现在战争年代，因为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很可能被敌方所利用（罗斯福最终病逝也曾让希特勒欣喜若狂，以为获得了类似“腓特烈转机”那样起死回生的机会）。

但即便在当时，这种对领导人健康问题的机密化，也同样极富争议，如罗斯福，美国史学家中就有不少人认为他在1944年隐瞒病情的做法，是对美国的不负责任，倘非胜局已定，美国国家元首、三军总司令在二战方酣时突然病逝，可能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不仅如此，由于罗斯福“带病上阵”，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吃了斯大林的亏”，也让许多人反思这种“机密”到底该不该保。

“去秘密化”的过程

前苏联在领导人健康问题上的守口如瓶，恐怕是空前绝后的。

第一代领导人列宁在流亡期间就患有多项重病，遇刺后身体恢复情况也讳莫如深，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的消息突然传出，全世界都大吃一惊——因为此前关于其病情毫无说法，而他当时还不到54岁。

斯大林外号“钢铁”（这个别名的本意就是钢铁），人们曾普遍以为他身体很健康，但实际上他长期患有脑血管硬化症、周期性偏头疼和高血压，外界却一无所知。二战刚结束他就中风并一度失语，但这些情况都被巧妙保密，外界难窥堂奥。1950年他的病情更加严重，半年时间里都不能在莫斯科坚持办公，但好心劝他减少工作量的医生维诺格拉多夫被投入监狱，使得“领导人健康秘密”更加成为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禁脔。1953年3月1日斯大林突发脑溢血，有关部门竟不敢发布任何信息， 3月4日才迫不得已报道斯大林“患病”，次日他便去世了，由于保密措施周密，外界同样措手不及。

究其原因，是1924年1月俄共（布）中央《关于保护党的高层领导人健康的报告》，将领导人健康问题机密化当作国家安全、政治和党性问题来抓，此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又让有关部门宁肯矫枉过正，也不敢犯“原则性错误”。这种做法在斯大林去世后有所缓解，但遗风尚存，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三任领导人在短时间内相继去世，让苏联人更加体会到“领导人健康问题秘密化”的副作用，但随后的末代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甚至苏联解体后第一代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的身体健康问题，也依然有许多“雷区”。

受苏联影响，其它东欧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领导人的健康状况也同样是“国家机密”，如罗马尼亚前最高领导人乔治乌.德治晚年肺部患有不治之症，但其病情长期隐瞒，直到去世前不久，官方媒体还在连篇累牍称赞其“非常健康”。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时代的演变，即便深受前苏联影响的国家，这种“去秘密化”的进程也在逐渐推进。如俄罗斯，尽管普京一直刻意塑造“硬汉”形象，并曾在2012年夏否认过患病，但当年11月就坦然承认脊椎骨轻伤，此后也多次公开“病假纪录”。

甚至公认在这个问题上最保守的国家之一——古巴，前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防范美国和古巴反对派暗杀，曾长期对自己健康问题讳莫如深，但近来也开始定期公布这位理论上已“全退”领袖的健康消息。

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则开放更多。

罗斯福有争议的“带病参选”引发争议的同时，也让北美选举机器对类似情况高度警惕，此后这类现象很少出现，当选后的领导人定期公布健康状况甚至成了惯例，通常每两年公布一次，也就是说一个任期两次——克林顿、小布什都是4次公布，奥巴马第二任期还没过半，也已公布了3次（2010年2月、2011年10月、2014年6月）。

正如许多分析家所言，在选举社会和信息时代，政治人物的任何私人问题都会被放大，与其被挑剔出来引发政治风波，还不如自己公布，反倒可以减少压力。加拿大多伦多市长福特（Robert Bruce "Rob" Ford）任上虽然政绩尚可，但私生活爆出诸如吸毒等一系列丑闻，身体健康状态也屡受质疑，最终他选择坦承健康问题（甚至包括外界此前不知道的腹部肿瘤问题）并退选，让哥哥道格.福特（Doug Ford）顶替上阵，这种“去秘密化”的做法反倒起到了意外的“止损”效果。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为保住总统职位长期隐瞒病情，他早在1981年第一次当选总统时就知道自己患有前列腺癌却拒不公布，并顽固地拖延“政改”，直到自己任满两届7年总统，才批准将总统任期由7年缩减为5年，卸任后仅6个多月就去世。他的这种做法引起许多争议和反思，许多论者指出，密特朗任期后段因病情加剧，事实上已经艰于视事，这样做是“对国家极不负责任的表现”，此后领导人的健康问题就屡屡成为议员、媒体聚焦的焦点。

领导人健康“去秘密化”已成大势所趋，究其原因，客观上是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的到来，让秘密的保守变得越来越艰难，小道消息的传播力、杀伤力却与日俱增，加上各国领导人普遍认识到，通过保守领导人健康秘密进行风险和危机控制，实际上等于自己给自己埋下一颗随时爆炸的定时炸弹，相反，定期公布健康状况，可以起到逐步发散、缓释风险的效果。

当然也应看到，二战、冷战后世界格局“大体和平”，也让这种领导人健康透明化成为可能，一旦到了“非常时刻”（如战时），情况或许会重新变得有所不同——当然，这样的时刻最好永远也不要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