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埃博拉疫情史无前例地在欧美国家发生“内部传染”，原本漫不经心的美英法等国也终于紧张起来，一方面加强自己国门的“严防死守”，另一方面加大对西非疫区的投入力度，目的自然都是竭力避免疫情向自己家门口传播的事件重复发生。

10月23日，美国彭博社的一则独家报道，在一片忙碌恐慌气氛中，引发了不同寻常的关注，而且这种关注主要不是因为埃博拉、疫情或防疫，而是因为所谓“殖民地原则”（colonial-era lines）。

按照彭博社这则报道的说法，美英法三国领导人奥巴马、卡梅伦和奥朗德达成共识，依照“殖民地原则”对西非疫区援助义务进行“分片包干”，1958年从法国手中独立的几内亚、1961年从英国独立的塞拉利昂，和1847年由美国解放黑奴回归西非建立的利比里亚，将分别由其前“宗主国”法、英、美承担援助义务。

这则报道曝光后，立即在“老欧洲”以及非洲引发热烈争议，有趣的是，不论是前“宗主国”所在的“老欧洲”，还是曾是殖民地的非洲，对所谓“殖民地原则”的提法都显得不满，“马里在线”和“法索网”等非洲新闻网站上的留言者甚至称，倘三国领导人真用了这样的提法，那简直是“越帮越忙”。

疫区三国情况不同

正如一些熟悉非洲情况的观察家所指出的，“殖民地原则”的概念，在疫区三国会引发完全不同的反响。

三国中的塞拉利昂，其独立过程系循序渐进的，最初的执政党——塞拉利昂人民党及其领导人马尔盖博士（MiltonMargai）亲英，尽管1991年后该国局势发生多次剧变，国家元首从英国女王换成了本国人出任的总统，但始终保持在英联邦体系之内，上世纪末该国发生内战，战后恢复大量依靠外国、尤其英联邦国家的援助，“殖民地原则”对于该国而言，并非一个忌讳的政治名词，因为该国从独立起，就始终未经历过非洲许多国家都曾经历过的“殖民罪行清算”运动，此次埃博拉疫情爆发后，塞拉利昂是最早向国际社会公布疫情并主动求援的，也是各国援助者所受阻力最小的。

几内亚的情况就迥然不同。

该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中最早获得独立的，独立运动兴起过程中，伴随着和法国“宗主国”的激烈冲突和顽强斗争，该国“独立之父”塞古.杜尔（Ahmed Sékou Touré）是强调“去宗主国化”、主张非洲统一团结的“泛非运动”旗手之一，该国是付出被法国摒弃于“法属非洲经济圈”的巨大代价，才赢得独立地位的，至今几内亚也仍然维持着独立的货币“几内亚法郎”（GNF），而回避加入因法国担保而币值稳定、可在西非和赤道非洲十多个国家流通的非洲法郎（FCFA），当年杜尔执意独立时更放弃原本在法国拥有的上流社会地位，这甚至引发和他友情深厚、和法国也有特殊感情的塞内加尔开国总统桑戈尔（Senghor.Leopold）不解和同情。此次疫情发生后，几内亚公布疫情较早，对国际援助也持开放态度，但多次强调本国主权和尊严。对于这样一个以“泛非主义大本营”身份自豪的西非国家而言，“殖民地原则”的措辞，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埃博拉疫情再猛烈，能比汇率的不稳定更让人难以忍受么？

利比里亚则情况特殊：这个国家从没有做过哪怕一天西方殖民地。

原来1789年美国独立后直到南北战争爆发前，黑奴问题一直成为其极大的困扰和社会分歧焦点所在，不仅蓄奴、废奴两派针锋相对，废奴派也分为两派，其中一派认为，黑人和白人“天生不同”，他们不会接受美国的司法和制度，如果将他们解放并留在美国，结果对双方都没好处，应该想办法让他们拥有“自己的黑人家园”，其实质，是担心大批自由黑奴涌入工厂，挤占白人的就业机会，及越来越多的自由黑人会成为社会治安的重大威胁，在他们看来，将解放的黑奴送去一个“不会被歧视的地方”，既可以让白人和黑人各得其所，又能利用这些“被文明熏陶过的黑人”，去感化“未被文明熏陶过的人”，实在是一举两得，而最理想的所在，莫过于黑奴昔日的家园——非洲了。

自1816年开始，这批所谓“黑人家园派”就不断尝试将解放黑奴送回非洲，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他们在西非巧取豪夺，获得了当时称作“谷物海岸”的一些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合并，于1847年成立了利比里亚共和国，这个国家的国名意即“自由之国”，国旗干脆就是美国的翻板。由于没多久南北战争爆发，“黑人家园派”一蹶不振，1867年后有组织的从美国运送自由黑奴前往利比里亚活动停止，从1820年到1867年，47年间从美国出发去利比里亚的自由黑人不过1.3万多，仅占美国黑人总数的2.6%，占利比里亚总人口2.5%，却占据了利比里亚绝大多数土地、财富和几乎所有政治特权，直到独立后第132年当地土著黑人才第一次掌权，此后美国黑人后裔又反过来成为被该国政治主流排斥的群体。

这个国家因为土著黑人和美国黑人后裔间的百年矛盾，曾长期陷入血腥仇杀和内战，更是非洲50多个国家中，唯一从未有过殖民地经历的国家，对这个“自由国”身份，该国国民普遍感到自豪（按照一位旅居贝宁的利比里亚侨民说法“除了乔治.维阿和‘自由国’，利比里亚也没啥可以自豪的了”）。因为这段历史渊源，该国政府、社会对“殖民地”的提法十分敏感和反感，疫情爆发后政府一度隐瞒，民间更普遍称之为“西方殖民主义的谣言”、“妄图将利比里亚孤立起来的阴谋”，甚至在政府承认疫情、接受外援后，该国还多次爆发针对欧美援助人员的攻击行为。可想而知，“殖民地原则”对这样一个特殊社会，又意味着什么。

“殖民地原则”的名与实

这并不是说“殖民地原则”就真的在非洲不存在，事实上，“宗主国”之于非洲，尤其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有着深刻影响的。

非洲有漫长的殖民地历史，其中尤以英、法两国对非洲影响最大，前者曾在非洲占据最多殖民地人口，后者则拥有最大的殖民地面积。

对于在非洲的殖民地管理，英法两国有同有异。

同的方面，一是均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政治治理原则，并着力建立非洲殖民地在经济上对宗主国经济体系的依附关系。英法均在当地建立了较严密完善的行政管理体系和法律体系，并将当地经济塑造成单一的原料供应地兼工业品倾销地，这一方面让殖民地的经济来源有所保证，另一方面却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结构单一，可以与宗主国经济互补，却与周边邻国难以发生横的经济交集和互利，至今，许多非洲前殖民地国家的公路、铁路，仍是“矿山-港口”模式，而彼此却不成网络，因为这些公路、铁路，实际上都是宗主国交通网的末梢、终端，而不是真正为殖民地服务的。

异的方面，英国主要采取“代理人制度”，即在殖民地扶植当地亲英阶层进行间接治理，同时尽可能在当地人中塑造对立面，以达到牵制的目的，通常不直接插手殖民地内部事务，而法国则在殖民地复制出一个个政治、法律体系和本土相近的“小法兰西”，对当地实行直接治理，殖民地的精英会去巴黎做官（塞内加尔开国总统桑戈尔就做过法国文化部长），而法国人则充斥殖民地各管理部门。

英国模式优势是和当地社会的矛盾较缓和，缺点是效率低下，容易滋生腐败和社会矛盾；法国模式的优势是效率更高，缺点是法国人和法国直接介入当地矛盾，很容易成为仇恨对象。正因如此，殖民时代结束后，英国建立的英联邦体系至今不但存在，且成员越来越多，而法国搞的“法兰西共同体”则很快土崩瓦解。

英法两国都曾不惜工本，竭力维持宗主国的体面和利益。英国曾在非洲搞“英联邦特惠制”和“英镑区”，而法国则倒贴大量金钱和信用担保，搞了非洲法郎（FCFA）和非洲航空公司（AF）两大标志性工程，其中由法国国库担保、14国通用的非洲法郎币值稳定、流通方便、信用卓著，避免了其它非洲国家巨额通货膨胀的压力和风险。两国还分别以英语和法语为纽带，确保本国在非洲英语区/法语区的文化存在。

独立后的非洲各国动乱频仍，内战和地区冲突不断，各国自身实力虚弱，非洲各国间的联盟也难以发挥很大作用，英、法两国在非洲的军事存在，一度成为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安全、稳定的保障，其中法国在半个世纪间用兵非洲近50次，被称为“非洲宪兵”。

但英、法两国的国力毕竟已经衰落，对对向非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不仅如此，随着经济结构的升级，英、法对非洲原料的需求不再迫切，自身也难以供应非洲所需要的、价格低廉且门类齐全的工业制成品，这样一来，维持“宗主国体面”不论对非洲各国或本国许多人而言，都成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只不过前者抱怨的是“不给钱还要体面”，后者则认为“本国还有很多需要花钱的地方等米下锅，凭什么把钱扔给非洲”。

上世纪70年代，“英联邦特惠制”和“英镑区”不复存在；上世纪80年代起，非洲法郎两次贬值，原有的“永不变动币值的金边货币”形象大打折扣，非航在累计亏损5.1亿欧元后，于2002年倒闭。近10多年来，英、法两国已较少正面描述“宗主国”的“光辉形象”，以免道德方面“原罪”的连累（如著名而令“老欧洲”尴尬的卢旺达事件），和经济上过多的负担拖累。

至于美国，因为在非洲从未拥有过殖民地，所以非但不热衷于谈“殖民地原则”，相反，常常借批判“新老殖民主义”，和英法等“老欧洲”及新兴国家争夺对非洲的影响。

无论如何，在概念上被回避的“殖民地原则”，在非洲政治经济生活的实际中是客观存在的：英联邦仍在增加非洲成员，其中一些和英国原本毫无殖民渊源；法国虽屡屡想甩脱非洲法郎的包袱，却总也甩不掉；从马里到索马里，当代非洲许多动乱、分裂和恐怖袭击，最终还得依靠宗主国的“宪兵”来摆平。

但“殖民地原则”却依然是政治不正确的概念，在非洲和宗主国自身都如此。

在非洲，民族自尊心的提升，和对“宪兵”们动机、行为的质疑、抱怨，让“殖民地原则”成了微妙的阀门，稍不注意就引发严重后果。如在萨科齐时代的法国，稍稍摆出“殖民地原则”威风，对卢旺达高官以“涉嫌卷入大屠杀”的法籍机长一面之词在欧盟采取单方面法律行动，就引发卢旺达政府断交、驱逐文化机构的强烈反制，和非洲各国近乎一边倒的支持。相反，当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为摆脱非洲前殖民地的经济包袱，提出和非洲伙伴间建立“互惠互利的新型现代化伙伴关系”，即“平等伙伴关系”——法国给非洲的各项优惠（尤其关税优惠），非洲也应“平等”给予法国，并呼吁非洲各国回收其流入法国的非法移民时，迎接他的是一片嘘声。

至于欧美各国、尤其欧洲社会，因为非洲移民大量涌入引发的就业、社会治安、文化宗教冲突等副作用，已引发对“殖民地原则”的广泛不满，这种不满在国际恐怖主义兴起后变本加厉。此次埃博拉疫情爆发后，欧美各国最初的冷淡态度，也和其社会“非洲的事于我何干”的普遍态度有关，如今的“冷转热”，不过因为疫情波及自身罢了。

真有“殖民地原则”的提法么？

直至今日，“殖民地原则”适用于埃博拉，仍是彭博社的独家报道，不但三国政府一言不发，英法两国传媒也“闷声大发财”，这不免让人质疑“殖民地原则”被三国领导人提出的真实性。

如前所述，照情理，上述三国并不会这样提及，事实上包括埃博拉疫情话题，在非洲事务上，三国近来一致的主基调，是抨击“新殖民主义”——既然“新殖民主义”要抨击，“老殖民地原则”自更不便褒扬，更何况这原本就是负担沉重，事倍功半，且国人非洲人都未必买账的事。

但三位传说中在“新殖民主义”原则上达成共识的欧美领导人中，美国总统奥巴马虽有非洲血统，却对非洲事务并不谙熟，近年来美国一直坚持对非“普惠制”，试图在这个当今世界上唯一美国影响力不占优势的大洲增强存在感；法国总统奥朗德国内支持率一直低迷，自上台后一反前任做法，转而热衷于在非洲当宪兵，曾先后主动介入利比亚、科特迪瓦和马里内战并尝到甜头；英国首相卡梅伦出身望族，有“公子哥”习气，此前也曾含蓄表达过对殖民时代的“正面描述”，且素有口无遮拦的“前科”，不小心踩一下“新殖民主义”的“地雷”也不足奇。

然而不管说过没有，一旦被曝光，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话，还是只能当从未说过，低调处理了事，以免惹来非洲和本国批评者的口诛笔伐，和由此可能产生的政治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