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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1989年的那一天   

 

12月6日:1989年的那一天

对于加拿大人而言,每年的12月6日都是不寻常的一天,因为1989年的这一天,加拿大发生了一起几乎改变加拿大人生活方式的重大事件:蒙特利尔理工大学校园枪击案。

这一天

蒙特利尔理工大学(?cole Polytechnique de Montréal)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大学主校园东侧,是一所始建于1873年的知名工科学府,在魁北克省、乃至整个北美都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号称“北美洲最好的、用法语授课的理工学院”。这所学院学风严谨,学术气氛浓厚,素来远离各种社会纷争,但1989年12月6日这天,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同。

这天下午,一个20多岁,留着一头蓬松黑发和黑色连鬓落腮胡须的男子手持一支在当时司空见惯的鲁格Mini-147.62毫米半自动步枪,闯入理工大学主教学楼二楼的一间教室。

当时教室里有大约60名师生,既有男人也有女人,这名持枪男子咆哮着“男人站在一边,女人站在另一边”,并向试图阻止他的师生开枪威胁。随后他一面高呼反女权主义的口号,一面让其中大约50人赶紧离开,此时教室里只剩下被他认定为“女权主义者”的9名女性,他随即开枪打死其中6人,然后持枪离去。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这名男子端着步枪在教学楼里到处流窜,并随机向他认为的“敌人”开火。他先后在走廊、食堂和另一间教室里开枪打死8人、打伤14人,当警察闻讯赶到时,他已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这是加拿大有史以来伤亡最惨重的校园暴力事件,在短短几个小时里共有14人被打死,14人受伤。被打死的14人全部为女性,其中12人为理工大学学生,1人为护士学院学生,1人为大学职员,被打伤的14人中有10名女性,4名男性。

这个人

自杀身亡的枪手并未试图隐藏自己的身份,事实上,他在自己的夹克口袋里留下了所有身份凭证,以及长达3页、用法文书写的遗书。

他出生于1964年10月26日,住在蒙特利尔,出生时名叫贾米尔.罗德里格.利亚斯.加尔比(Gamil Rodrigue Liass Gharbi),父亲拉希德.加尔比(Rachid Liass Gharbi)是阿尔及利亚移民,母亲莫妮卡.列宾(Monique Lépine)则是加拿大本地出生的护士。拉希德是一名基金经理人,儿子出生后仍长期奔波于哥斯达黎加、波多黎各等地推销基金,但在儿子4、5岁时因生意失败而返回蒙特利尔。

拉希德是一名大男子主义者,莫妮卡2008年时回忆称,他是一名“专制、善妒、占有欲极强”的人,对女性持有极端歧视态度,他曾苛待自己妻子,强迫她为自己打字,但只要稍有错误便拳打脚踢,他还曾虐待自己的儿子,以及后来出生的女儿。不堪忍受的莫妮卡在1971年和丈夫分居,两人1976年协议离婚,尽管协议规定了拉希德对前妻、子女的抚养义务,但他不久后就消失了。

这段童年经历对贾米尔.罗德里格产生严重影响,他在小学里显得沉默寡言、容易发火、自卑,后来因为被同学嘲笑其北非风格的姓名,将名字改为“马克”,姓氏则改为随母亲的“列宾”(Marc Lépine)。他和妹妹的关系也十分恶劣,曾幻想妹妹死亡,甚至为她偷偷建了个衣冠冢,后来妹妹因为滥用药物被拘捕,他表现得喜出望外。

他很早就被认为存在精神问题,孤僻、不善结交朋友,17岁时试图入伍,却被评估为“精神上不合格”,此后他曾两次进入大学预科,尽管学业尚可却都未能坚持到底。

1986年他申请入读蒙特利尔理工大学,被校方接受,但要求先行修完两个必修课程,对此他表现得很抗拒,遂转而谋求在一所医院里工作,但仅工作了一年就因为疏忽、不尊重上级和有暴力倾向被解雇。1989年他再次申请入读蒙特利尔理工大学,这次被干脆利索地拒绝——理由是上次要求他攻读的必修课并未完成。

认识他的同学说他通常是个安静、沉默寡言、“成绩不好不坏”的人,但一旦发火就会显得很暴力、很可怕。他在中学时代就已经买了一支气步枪,并用来打广场和邻居家的鸽子,有时也用来威胁同学。他在中学时就宣称自己崇拜希特勒,还自称“军迷”,沉迷于动作片和恐怖片。

一方面他痛恨自己的父亲,甚至从不允许他人提及,另一方面,父亲的暴力倾向和大男子主义对他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脸上有痤疮,因此被同学和妹妹嘲笑“一辈子找不到女朋友”,加上工作和求学过程中屡屡被女性上司和竞争者超越,这让他对“女权主义者”格外仇视,1989年4月在申请就读一所大学时,他就曾向考官抱怨,“女权主义者”抢走了本应属于男人的饭碗,“她们应该回厨房去”。

他是何时萌发屠杀的念头的?谁也不知道,但从留下的蛛丝马迹看,他动此念头为时很久。

1989年8月,他提交了民用枪械持有申请,两个月后获得了持枪许可证。11月21日,他在当地一间体育用品商店购买了那支Mini-14和一把猎刀。此后一个多月时间里他经常出没于理工学院校园附近,至少被熟人在不同时间看见7次之多。

12月2日,他忽然找到母亲,硬拖着她去选购生日礼物,这让莫妮卡感到很诧异,因为儿子固然对她很孝顺,但以往通常都是在生日前几天才这样做,而当时离她生日还有好几个星期之久。

1990年11月被加通社非正式披露的列宾遗书上,他指责“女权主义者”毁了他的生活,自称自己是“受理性驱使而采取行动”,并声称自己的偶像是1984年袭击魁北克国民议会,导致3名政府雇员死亡的主犯丹尼斯.洛尔迪(Denis Lortie)。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在信的末尾一口气列举了19名当时著名女权领袖的名字,并感慨“没有时间将她们一一清除”。据称他甚至还留下一封给“朋友”的信,告诉他们自己在所租公寓里留下了足够的线索,可供进行作案动机推理。

每年的这一天

1989年12月6日血腥的一幕,最终产生了和始作俑者马克.列宾相反的后果。

蒙特利尔乃至整个加拿大的女权主义非但未曾因这件惨案而被压制,相反却因此变得更加活跃,25年来,加拿大的女权主义者将这一天演变成捍卫女权、倡导对妇女保护和反对针对妇女暴力行为的纪念日。

人们并未因时光的流逝而忘记这个纪念日:2006年,本身是精神病护理专家的马克.列宾之母莫妮卡打破沉默,向外界叙述了此前鲜为人知的马克.列宾童年经历、行为举止,并从亲人和专业人士角度,分析其暴力行为的产生动机;2009年,丹尼斯.维伦纽夫(Denis Villeneuve )主演的电影《理工学院》(Polytechnique)将20年前恐怖血腥的一幕还原在新一代电影观众面前,引发了强烈反响。

每年的这一天,西起维多利亚、温哥华,东到哈利法克斯,都会有人执着地主办烛光守夜等纪念活动,也都会有人在各种媒体上发表回忆性文章,呼吁人们不要忘记这恐怖而悲惨的一幕。

传统上加拿大和美国一样,是一个“持枪的民族”,加拿大人至今引以为豪的加美战争,拖住入侵美军脚步、等到英国援军到来的,正是大批手执自备长枪参战的加拿大民兵。但自从理工大学惨案发生后,加拿大社会开始反思枪械泛滥的危害性,原本久议不决的“长枪登机法案”得到通过,一些市镇甚至索性宣布为“禁枪区”。2012年,联邦枪械咨询委员会提交动议,希望政府放松长枪登记法案,将持枪证有效期从5年延长至10年,消息传出,立即引发联邦各反对党、警察总监协会(CACP)和女权团体的强烈抗议,在各方压力下,政府最终放弃了修改长枪登记法案的念头。

蒙特利尔理工大学所发生的这一幕,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加拿大的范畴,25年来,每当美国发生新的校园枪击案,主张禁枪的团体和人士都会立即拿出马克.列宾事件的例子,并借此证明放纵枪支泛滥,究竟会造成怎样可怕的后果。

当然相反的声音并非没有:2012年主张放松长枪登记法案的联邦保守党议员亚当斯(Eve Adams)就曾表示,导致大量女性被枪支暴力伤害的根源,是“男性的仇恨与无知”,而并非长枪本身,因此“需要把保护妇女权益和讨论长枪管制政策区分开来,不能混为一谈”。

然而这种说法在许多人看来是苍白无力的:卑诗省“结束暴力协会”(Ending Violence Association of B.C.)出台的一份报告称,针对妇女的暴力侵害事件已从2004年的164189起,上升至2009年的213264起,今年8月,马尼托巴省15岁女孩蒂娜.方丹被塑料布包裹的尸体在红河被发现,更让许多人大声疾呼——女权主义不是太多而是还不够,而针对枪支的管制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问题在于,女权主义的呐喊乃至行动,同样也触发了更多的极端暴力行为,如果说,耸人听闻的“猪场事件”是极端事例,那么层出不穷的琐碎案件却足以表明,要铲除性别歧视和性别不公,仅仅凸显女权主义是远远不够的,单纯把长枪当作罪魁祸首也未免过于简单:“猪场杀手”皮克顿(Robert Pickton)极端仇视特定女性群体,在漫长时间里连环杀害了至少49名妇女,但这些女性中没有一人死于长枪枪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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