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钱商》读后

事实上，《钱商》（The Moneychangers）于我本不应如此陌生，这并非因为其作者阿瑟.黑利（Arthur Hailey）理论上是一名加拿大作者，更因为我其实早在30多年前就读过其多本译作——《汽车城》，以及《航空港》。

据说《钱商》也同样很早就有了中译本，并流传入中国（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但这本书的影响力似乎一直不过尔尔：有人记住了其中的一些情节，也有人知道阿瑟.黑尔这位作者，但甚至许多资深文学爱好者，也是在很久以后，才把二者联系起来的。

曾有一名国内的资深文学批评家，将阿瑟.黑尔作品在汉语圈的不温不火，归咎于“中文译本太少”、“与其全球影响力不符”，这显然和实际情况“不符”——据不完全统计，自1979年至今，他的作品已先后有《汽车城》（Wheels）、《钱商》、《航空港》（Airport）、《大饭店》（Hotel）、《晚间新闻》（The Evening News）和《烈药》(Strong Medicine)等6部，被3家以上主流出版社引入大陆，且有过再版，而这位并不高产作家一生的小说也不过十部半（《跑道零八号》（Runway Zero-Eight）是对处女座CBC剧本《飞入危险区》（Flight into Danger）的自我翻改），对一位当代“非主流”、非文学大国作者而言，这已是相当可观的翻译比例了。

《钱商》的故事情节，在其诞生的1975年可谓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规模庞大、历史悠久但危机四伏的“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First Mercantile American）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背景下陷入困境，CEO本.罗塞利（Ben Roselli）却在关键时刻身患绝症，两名公认最能干、最有前途的高管亚历克斯.范德沃特（Alex Vandervoort）和罗斯科.海沃德（Roscoe Heyward）一方面为自己的前途、另一方面也为银行未来发展方向，展开了表面上不动声色、背地里紧张激烈的博弈。

在2009年和2014年两度重新包装进入中文阅读圈时，这部曾被定义为“金融小说”的作品被重新解读为“商战类小说”，但照今天的眼光看，《钱商》的“商”味似乎并不是很足，所描写的“前电脑时代”北美银行操作流程，在从柜台纸笔人工交易“一步到位”进入在线金融时代的中国读者看来，是颇有些隔膜、甚至不知所云的，作者津津乐道的“柜员机阴谋战”和“电传密报”等“商战细节”，恐怕许多人也很难从隔靴搔痒式的翻译文本中品出原汁原味。

但许多读者或许能剔除这些晦涩难懂或已是明日黄花的细节，直接“拥抱”小说中浓浓的“战意”，或者，按如今时髦的说法，是一种涂抹上金融色彩的“宫斗”意味。小说中的两位男主角被刻意塑造成两极分化的一正一邪——男一号范德沃特是个人奋斗白手起家的典型，作风正派，诚实勤勉，且家里不断出状况（老婆和自己政见不合感情不睦，甚至还有精神分裂症），而男二号则是精明圆滑、风流倜傥，起点很高的人物，背后却有着庞大而可怕的跨国金融犯罪集团魔影。两人围绕银行控制权的“宫斗”从一开始的经营策略之争，逐渐被诸如挤兑、中层人事疑云、办公室政治、信用卡诈骗等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步步入戏的细节引向最后的真相和高潮，结局是照例的“邪不胜正”——在令人窒息的“大危机”有惊无险被“男一号”带领同仁排除后，“男二号”引咎自杀，而“男一号”则赢得了最后的“宫斗成果”：“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CEO的宝座。

这部作品在1975-1980年间曾风靡一时，登上过《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并且曾号称“机场候机室书店最畅销的口袋书”，但由《钱商》改编而成、在1976年即《钱商》出版翌年播出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却并未像中文推介中所言“获得巨大成功”——没错，这部连续剧播出了，获得了还算不错的收视率，但较诸作者另两部被改编作品（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的《大饭店》和改编为电影的《航空港》）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和悠久影响力，《钱商》的成功显得不值一提。事实上，那些用中文渲染“电视剧《钱商》影响力”的作者，恐怕未必真看过这部其实看起来还不错的剧集。

在许多当时和稍后书评家看来，《钱商》在黑利全部四部登上过《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的作品（另三部是《航空港》、《过载》和《汽车城》）中，并非最突出的作品，毕竟，和印数高达1.7亿册、被翻译成40种语言、在排行榜榜首盘踞30周之久的《航空港》相比，《钱商》的成就显得相形见绌。这部书构思的背景，是1973年的“石油战争”和随之而来的、美国战后（至那时为止）最严重经济和金融危机，银行破产、跨国和黑帮金融犯罪，以及社会、公众对金融体系的浓厚不安全感，也都是以此为背景渲染出来的，并在1975年小说推出时，引发了尚对金融危机心有余悸的北美读者广泛共鸣。上世纪80年代初之后，美国经济进入了漫长的强势上升通道，金融业从“石油战争”时代的“麻烦制造者”，转而成为“美国梦”的励志主角，金融商战、“宫斗”剧的主流，也从《钱商》式的“打着商战旗号的黑帮推理剧”，转而成为真正金融战、商战和“青春励志剧”中分天下的格局，《钱商》此后长时间的不温不火，也是和这种背景的变化相呼应的。

诚如一些批评家在当时就指出的，尽管黑利是一名十分认真、严谨和勤勉的作者，以至于每涉及一个新行业，都会花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去认真研究、分析行业特点、背景，许多场景、细节看上去逼真、生动，但这一切于其作品而言，不过是演绎情节、展示主题的一个背景、一座舞台，从骨子里，他写的仍然是一部又一部“娱乐宫斗剧”。

在《钱商》中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情节，如银行中层米尔斯.伊斯廷（Miles Eastin）的委过于人和自责悔悟，自愿打入犯罪集团卧底并巧遇曾被他栽赃的单亲妈妈、很容易被人联想为拉美裔移民的胡安妮塔.努内兹（Juanita Nunez.），在他诚意道歉和“人性光辉”下，后者不但同意配合“正方”行动，还在关键时刻利用自己“蒙眼计算”的特长协助警方破案成功。

作品还试图为“宫斗”涂抹上政治见解差异和宗教派系分歧的色彩：男一号的妻子带有左翼政治色彩，而“大反派”兼男二号则是有些偏执的英国圣公会信徒，这些都和男一号的“基本色”形成鲜明反差，在思想碰撞激烈、各种思潮和民权运动此起彼伏的上世纪70-80年代，这种安排显然是很讨巧的——只是随着里根时代的到来，北美社会风气陡然转向，“新保守主义”一统天下，精心渲染的背景色，很快便成了新一代读者眼中的明日黄花。

一如不少批评家所言，黑利作品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主干情节的雷同：企业（不管是银行、酒店、机场乃至政府）莫名其妙陷入危机，原先的“大老板”注定要“不得好死”，而竞争者照例是一善一恶，善的一方总是起点很低的大好人，麻烦不断但总有“贵人相助”，而恶的一方却总是“恶有恶的道理”，本人或风度翩翩或个性鲜明，照例有各种悬疑、推理、黑帮和侦探戏份，而解开一切危机之锁的钥匙，无非是新技术、新思想和“人性的光辉”。这种安排固然放之四海而皆准，却未必和每部作品的“背景色”都能“无缝链接”，其中有链接较好的（如最受好评的《大饭店》和《航空港》），有始终觉得有些别扭的（如《高处不胜寒》）（In High Places），也有刚推出时反响不错但很快时过境迁的——《钱商》便属于第三种。

正因如此，这部作品在初面试的短暂辉煌后便趋于平淡，直到30多年后才再露峥嵘——金融危机再度袭来且来势汹汹，这让早已忘却金融恐慌为何物的北美读者开始重新对这部旧作产生共鸣，也让被金融风暴弄得胆战心惊的其它大洲、国家读者开始重新对这部旧作感兴趣。

但这种共鸣或兴趣，恐怕注定不会很持久：黑利是个出色的畅销书作者，但绝非一个嗅觉敏锐的社会发展预言家，他常常把新思想、新技术和“人性”并列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所在，但“人性”被他勾勒得过于概念化、城市化，而新思想、新技术却总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成旧思想、旧技术——何况他本来也不是一个具备更多新思想并谙熟新技术发展趋势的人。

譬如，在《钱商》里被他写得神秘兮兮，仿佛银行、跨国金融犯罪集团和大小主角、配角命运系于一身的银行柜员机，如今早已是街头随便就能找到的寻常之物，十足电报、电传时代的“金融现代化”，在习惯了网络金融交易和“无纸化”操作的当代人看来，恐也不啻为一件有些滑稽的“不老的老古董”，此外，美国人恐怕也很难接受，一家千疮百孔、漏洞百出的大银行，居然可以在“罗斯福新政”推出近半个世纪后“小车不倒只管推”地一直熬到男一号“自救成功”。

尽管这些对于黑利的小说而言不过是“道具”，但“道具”的违和感，终究会影响读者的欣赏心境，而剔除这些，《钱商》不过是一部普通的老派“宫斗”剧而已。

黑利出生在英格兰，后移民加拿大，虽然出道是从为CBC写电视剧本开始，但很快他就把自己的家连同小说中主人公的舞台、背景，一并搬到市场更大、商机更多的美国，随后又为了逃税搬到“避税天堂”巴哈马。他尽管如前所述十分敬业、严谨，但为数不多的创作却总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总共十部半小说涉及了从冷战到能源危机在内的十个半大题材，甚至“半部小说”《跑道零八号》和《航空港》这两部看似都写民航，也是一个写航班飞行途中机长食物中毒、机上某乘客驾机降落成功（这“半部”小说的这一桥段被他自己、门生家人和全球无数模仿者反复“克隆”，包括1957年的好莱坞电影《绝命时刻》Zero Hour!以及数不清的、包括国产片《紧急迫降》在内的翻版，以至于一度被人啼笑皆非的当作“史实”），另一个则写机场管理层的“宫斗”，这个近乎“狗熊掰棒子”的习惯，也成为书评家们给他“差评”的理由之一。他本人在和书评家不断斗嘴纠缠中度过晚年，并于2004年11月在睡梦中安然去世，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多家中文媒体迄今一直弄错了他的生卒年份（说2005、2006年的都有，甚至有不知其已去世的），这或许和他的门生、亲友团至今仍以他的名义运作其“文化产业”有关吧？

顺便说，迄今黑利作品的中文译本都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不足：和原著风格存在很大反差。并非翻译得不够文雅，恰相反，是“太过文雅”了——为显示自己的“纪实风格”，黑利的作品总是使用“不那么文学”的笔法，以至于有些人怀疑他是“专业作家故作业余状”，对于此，欣赏者认为是一种独特的风格，反之则认为是一个瑕疵，但无论如何，翻译应力求“信达雅”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