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而言，1856年真是纠结的一年。

自有确切历史记载起，“正朔”就成为帝王时代中国，必须计较、必须认真的大是大非问题，《春秋》的第一句便是“元年春王正月”，身为蜀汉降官的陈寿，入晋后编纂《三国志》，凡写蜀汉、东吴纪年，必郑重加注曹魏纪年，以示“只承认曹魏正朔”；唐将薛仁轨出海远征，临行前特意去领了许多历书，表示此行的意义和目的，在于“颁正朔于海表”，年号之郑重，可见一斑。“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一个“天下”，照理只能有一个“存活”的年号，才能凸显国家之体统，君王之威仪。

然而在这一年的“春王正月”第一天，坐在北京紫禁城里的中国最高统治者、清朝文宗皇帝爱新觉罗.奕詝，摊开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制成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会很不愉快地在这片理应“莫非王土”的“天下”，寻得至少四个并行的年号：在北京和大半个中国，1856年是大清咸丰六年；在长江流域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许多府县，这一年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在广西浔州府，这一年是天地会大成国的洪德二年；而在遥远的滇西，这一年是杜文秀的丙辰年。

太平天国是被称作“发逆”的“乱臣贼子”，他们不但改了年号，还顺带改掉了整个历法，不再用大清用惯了的阴阳历，而是用一种“均匀圆满”、一年12个月，大月31天小月30天的“天历”。无巧不巧，这两套“势不两立”的历法如今非但无可奈何地“两立”着，而且它们的“王正月”第一天——也就是时人之新正、今天我们所言之春节，也恰巧是同一天，“爆竹声中一岁除”，在这一天里，北京和南京（如今已被“发逆乱党”改叫天京了）倒是可以暂且放下厮杀，同时过一个好年了。公私记载都显示，这一天“清妖”（太平天国对清朝官兵的蔑称）、“发逆”间，保持了难得的休战状态，也难怪，1856年的新正，也是“咸丰”和“太平天国”两个“正朔”间，唯一一次从同一天开始新一年。不过这两个“正朔”的重叠也仅限于此，因为到了二月它们间就会相差一天，三月两天，四月三天……到十二月，就将整整相差十一天之多。两朔并行，国有二主，是“天崩地裂”的不祥之兆，这一点，当年正月，湖南安化农村一个叫李汝昭的落魄老文人都能感悟到，从小受过严格教育和训练的奕詝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当然，有一点他可聊以自慰：“发逆”的历法编得实在粗糙，他们的中秋节，月亮不过是挂在天边的一把梳子。

“大成洪德”是大清的老对手了，这些裹着红头巾，举着大红旗帜的天地会众，前仆后继、阴魂不散地，已和满清缠斗了一两百年。时代在进步，“反清复明”的天地会也不例外，以往的“红兵”，除非姓朱或自称姓朱，通常是不会称王称帝的，可从广州被赶到浔州的这些“乱臣贼子”，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地称起王、改起国号年号来——当然，“正统皇帝”奕詝大可以嘲笑这些“红头贼”居然有陈、李、梁三姓“并肩王”，简直比“长毛贼”还不成体统。

至于远在滇西的杜文秀，此时不过蒙化县境、一小队打着白旗抗命回民的头目，他占据大理府，自称“总统兵马大元帅”，还要等到这一年的八月十八。不过以清廷耳目之细密，帝王批阅奏折之勤勉，理事之事必躬亲、琐屑毕至，奕詝应该也早已知道了这个小小“僭伪”政权的存在。

如果说，已被驱离广州的“大成洪德”不过癣疥之患，山遥水远的杜文秀更不值一提，那么“发逆之祸”便是心腹大害了。

尽管此前一年，北犯京畿的数万“发逆”已被僧格林沁的大军围剿殆尽，“长毛贼”暂时无力向北京发动新的“扫北”，但镇江和瓜洲久攻不下，维系京城粮食、财赋生命线的运河航道也因此无法打通，仅此一点，就足以让整个朝廷寝食难安。

在过去一年里，奕詝的“老班底”——围困天京的江南、江北两大营师老无功，巨大的军费开支，正日甚一日地考验着这位体虚皇帝的耐心；在过去一年里，一度给奕詝带来“新希望”的曾国藩、胡林翼湘军，却在一连串胜利后惨败于湖口，强大的水陆劲旅被切作两支，武汉三镇也重新落到“发逆”手里。

不过新春之际，对忙碌操劳的皇帝而言，也并非只有纠结，没有希望：长江上游，湘军的主力并无太大损失，江西的曾国藩正与“发逆”石达开部苦战，湖北的胡林翼则一点点扳回优势；长江下游，江南、江北两大营缓慢但有效地缩小对南京、镇江的包围，据说曾经以“每天三顿饭”招徕新兵的“逆首”洪秀全，已不得不下令全城男女老少一律喝粥了。

有个住在英国伦敦，名字叫做卡尔.马克思的德国人，根据辗转而来的报纸消息点评这场遥远而陌生的“中国革命”，这时他断言，北京城里的咸丰皇帝，和南京城里的洪秀全，暂时都无法危及对方的安全。此时的奕詝当然早已知道了英国，却大约不知道什么是德国（事实上这时也的确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德国”），当然更不会听到这样一位闲人的这样一句闲话，不过此时此刻，在他心里，对未来一年的“剿逆”战局，照现在的说法，应该抱着份“谨慎乐观”的态度吧。

此时此刻他未必会相信，再过半年，自己会因战局的骤然恶化而惊惶失措，甚至开始担心自己和“江山社稷”的命运；此时此刻他更未必会相信，惊慌失措后再熬上几天，自己就会因情势的戏剧性逆转而欣喜若狂，以至于相信曾国藩“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的浪漫主义断语。

此时此刻，他应该会想到遥远的广州——西洋人口中的“广东府”、当地百姓眼里的“省城”吧？毕竟，运河生命线断绝后，广州海关的财赋收入，已成为国家预算、尤其军费的重要来源。不仅如此，那里还聚集着很多英国人，这些他早已知晓“船坚炮利”，很是厉害的洋人，在得到通商权、传教权后意犹未尽，此刻正纠缠着要入城呢。

奕詝一点也不喜欢洋人，不错，他履约，开埠，允许传教，甚至在上海、广州告急时对地方大员“借师助剿”网开一面，但这些对他而言都是不得已的、被迫的，只要有可能，他就要努力把这些舶来的人、事和思想，限制在尽可能狭小、安全的范围内，他当然不能允许这些洋人进入广东的省会，自己更不想和他们直接打什么交道，只是把和西洋人交涉的一应事务全部踢给自己最信赖的大臣之一、两江总督叶名琛，此前他已谆谆告诫这位能吏，一不能启衅开战，二不能允许入城，三不能同意洋人和其他中国官员、部门交涉接触，其他的，“该大臣”就瞧着办吧。

好在此时此刻，以及接下来的日子里，令人放心的叶名琛陆陆续续带给他许多安慰和信心：岭南民心稳固得很，广州城里城外的绅商团练，士子庶民，正众志成城地将英国人拒之广州门外；英国人也“恭顺”得很，正是他们的战船，帮着官兵击退了围困省城近两年的“红头贼”，而且他们所贪图的，不过是一些贸易上的蝇头小利，且对自己这位天子的得力干臣敬佩有加，“我办事，您放心”，广州也好，英国人也罢，都不会出什么乱子的。

当然，按照“祖宗规矩”，一个皇帝是不能偏听偏信的，他必定会依靠肇始于康熙、大成于雍正的密折制度，从诸如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广东巡抚柏贵，以及广东省、广州府有“专折奏事”权的大小文武官吏的“单线密报”，来核实叶名琛的“独家消息”是否靠谱。可想而知，他会因此看到多入牛毛、莫衷一是甚至自相矛盾的各种信息，从未去过广州、更未见过洋人的他，自然也很难建立起一个足以分辨真伪的思维体系，并从中获取真实信息。不过他或许能听到“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顺口溜，并因此更加增添一些信心——官怕洋人？朕却是不怕的。

此时此刻，相较于“海晏河清”的广东省和广州府，西邻广西恐怕更令他牵肠挂肚，这并不仅仅因为那个刚刚把浔州府改作“秀京”的“大成洪德”——越来越多情报显示，已有一些法兰西人跑到广西腹地传教，而根据道光廿六年（公元1846年）正月（公历1月25日）弛禁天主教诏书，西洋人原本只能在通商五口合法传教。这一年即便大多数欧美传教士，也还弄不明白“长毛”和自己所信奉的，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上帝，奕詝和清廷自然更弄不清楚，此刻他所想的，恐怕只能是“决不能让广西再闹教乱”。

他当然不会想到，大半年后，“恭顺”的英国人会突然在广州翻脸，而此前没怎么打过交道的法国人会站在英国一边，闯祸的则正是广西发生的教案——事实上即便大半年后他也一样会糊里糊涂，因为叶名琛届时给他递上的，将是一纸“痛剿英夷”的捷报。

再过几个月，英国治下香港的首任总督、曾在鸦片战争中带兵北犯的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就要去世于任上，这标志着香港在英国治下，已悄然逾越了最初的过渡期。英国人以及后来的法国人、美国人，此刻已不满足于五口通商，更不满足于在几个通商口岸和叶名琛之类老滑头打交道，他们渴望彻底打开中国门户和市场，并和中国中央政府建立直接联系。

不过至少在年初，他们仍在小心翼翼地观望：此前对太平天国的外交试探让他们颇感失望，而与清廷的交道也因奕詝的鸵鸟政策和叶名琛的欺上瞒下，而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如今他们要等待的，是“清妖”和“发逆”间的中国内战，能产生一个明显的胜利者，或更方便打交道的一方。当然，种种迹象表明，他们的耐心已经越来越小了。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此时此刻，每一个中国人、乃至每一个对中国感兴趣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去想：这一年，究竟将发生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