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回、两国交兵龙虎斗

正如前文所言，1856年初的中国，正处于“两国交兵、南北对峙”的局面，在遥坐在开埠已久的香港冷眼旁观、或就近站在刚“圈地”不久的上海租界隔岸观火的西洋人看来，中国未来的命运扑朔迷离，究竟谁将是中国合法的统治者，尚且是一件难以判断的事。

然而这一年的年初，清廷对自己的命运显得特别乐观，特别有自信。

由于“北犯”的“发逆”林凤祥、李开芳部已分别在直隶连镇（今河北东光县连镇镇和河北景县连镇乡）和山东冯官屯（今山东聊城市茌平县冯官屯镇）被消灭，林、李两人均被清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俘送京师处死，清朝不再担心“长毛”会再度“直犯京畿”，并在咸丰五年五月初十日（1855年6月24日）裁撤了咸丰三年五月十八日（1853年6月24日）专为组织北京城防、以防“发逆”进攻京城的专门司令部——京城巡防处，内阁大学士祁寯藻的弟弟、前江宁布政使祁宿藻咸丰三年在南京陷落之役中死于太平军之手，这位道光、咸丰两代皇帝的老师（以后他还将有幸成为同治皇帝的老师，从而完成“三代帝师”的“帽子戏法”）因此对“长毛”恨之入骨，急欲“犁庭扫穴”，让“王师”收复南京，以报自己的国仇家恨。他在自己的诗集中一而言“便从河北移江左，振旅攻成赞帝廷”（《喜闻官军功克连镇生擒逆首林凤祥》），再而言“仰惟宵旰忧，念此孤鸿哀。排云叫九阊，豁达青冥开。天弧正南指，风雨平三阶”（《闻大军功克冯官屯生擒逆首李开芳河北肃清悲喜交集纪事抒怀》）。很显然，他诗中表达的，是一种“速攻速胜”的意愿，具体战法则是让当时坐拥满蒙汉精兵近四万、刚因剿灭太平天国扫北军而晋封博罗勒噶台亲王世袭罔替的僧格林沁率部南下，直接加入围攻天京的战事，并将主攻方向定在天京的北面。尽管祁寯藻并不主管军事，但作为皇帝信任、朝中影响力深厚的元老重臣，他的想法显然有一定代表性，而且这种对战事乐观的情绪，也不可能不影响到曾是他学生的咸丰皇帝奕詝。

很显然，奕詝此刻的心情和他的老师、和当时大多数满蒙汉王公大臣们是相近的，大有柳暗花明、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这从他在咸丰五年末、六年初的一系列上谕、朱批中便可一目了然。不过奕詝此时并不打算照祁寯藻等大多数清廷政要的打算，让僧格林沁的“得胜之师”南下进剿。

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很多的。

京师巡防处最盛时，仅正规军就集中了十四万九千人之众，加上团练人数更多，前线僧格林沁等指挥的一线人马至少也有五、六万人，的确是道光、咸丰两朝罕见的一次大规模兵力集结。但如此规模的兵力集结是有其前提和代价的，即京城危在旦夕，不得不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自保，此时的动员力可谓达到、甚至突破极限，却是注定不能持久的。同样是那位“帝师”祁寯藻，在《祭弟文》（为祁宿藻撰写的纪念追悼文章）中坦言，自巡防处启动运作后，因为从各地大量集结调动兵力，加上后勤补给支援等，军饷“比年靡耗四千余万……筹饷一节，正耗钱粮、盐课、关税俱已搜剔无遗”尚且远不能满足需要 ，不得不发行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四种大钱和“票钞”，靠人为制造通货膨胀来饮鸩止渴，即便如此也仍然杯水车薪，最终还是靠大开捐纳之例（就是卖官，清代原本对捐纳有诸如不得捐实缺之类限制，此刻非但一概放开，甚至向富户豪商强行摊派“红顶子”换取捐款）勉强撑持。这样沉重的财政包袱在关乎清廷生死存亡的京城保卫战危急关头，自然是无可奈何、非背不可，一旦危机感不再那么强烈而迫切，一向吝惜钱财、在节俭方面大有乃父道光皇帝旻宁之风的奕詝，自然也不能不考虑到财政和后勤军需保障调度方面的巨大压力。解散京师巡防处，就意味着将集结于京畿和山东、直隶等省的各路人马解散，其中大多数从各地调集的人马各回原驻防地，从京城八旗各营抽调的兵力也散归各旗，而一部分临时招募或收降的兵力则分别遣散、编调，如许多方志和时人笔记均显示，不少在1853-1855年间应募参加清军的山东人、安徽人，在1855-1856年间被遣散回原籍，而原属太平军林凤祥、李开芳部，后投降僧格林沁的悍将詹启纶、施肇恒等，前者不久后出现在江北大营李若珠部麾下，后者则被遣返老家湖北。很显然，此时咸丰皇帝并不打算为完成“犁庭扫穴”的大计，而让这支令其财政预算捉襟见肘的庞大军队常备化。

当然，他实际上还是保留了一支相当精干的一支常备军——僧格林沁部，这支整编后仍有两万之众的步骑混编部队在太平军“扫北”进入山西、直隶前，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扫北”威胁解除后，这支军队虽然也被“瘦身”，但并未被完全拆散，其部分马队由西凌阿等率领，分别赴湖北（四千五百）、河南（河南）“进剿发、捻”，而主力则一直屯扎在近畿，整个咸丰六年期间，这支军队的主帅、“威名素著”的僧格林沁除了母亲去世给了一百天事假外，一直以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正一品，武职最高官衔）和博罗勒噶台亲王的身份“留京师”。

应该说，奕詝是颇有些“居安思危”的前瞻性思维的，这支在他看来既精锐（毕竟打败了曾一路从长江打到天津城外的数万“发逆悍匪”）又可靠（骨干是清廷倚为长城的满蒙八旗劲旅，其中还有不少从东三省调来的马队）的部队，是危急时刻可随时用于“堵漏抢险”的总预备队，即便再怎么劳师糜饷，也要硬着头皮维持下去。但也正因为这支军队是如此宝贵而重要，它就绝不可能被轻易用于远离京畿的战线、战场——哪怕是攻打“贼巢”、“伪都”也不行。

就在1856年，僧格林沁的母亲（他因过继给远房堂叔、额驸科尔沁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而得以袭封科尔沁郡王，其养母是嘉庆帝三女庄敬和硕公主，早于嘉庆十六年即1811年去世，本年去世的是其生母，即清内蒙古科尔沁旗四等台吉毕启之妻）去世，照礼法应“丁忧”解职，回科尔沁原籍服丧三年，但奕詝却以军情需要为由，让僧格林沁在北京挂职“持服”一百天，实际上，那支荟萃满蒙八旗精锐，在清廷看来最可倚赖的“总预备队”，一直被置于僧格林沁这位既能打仗、又让他们很放心的蒙古族王爷指挥下。

奕詝的小心是很有道理的：对他这个需要掌控“天下”全局、综理万机的大皇帝而言，仅仅把针对大清朝江山社稷的威胁锁定为“金陵发逆”，显然是过于短视了。往近了说，山东、河南等地都有规模大小不等的“股匪”滋扰，且势头越来越猖獗；往远了说，尽管被他委以“夷务”全权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所汇报的，与英、法两国交涉的情况云山雾罩，语焉不详，让他有些摸不清头绪，但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距今不过数载，“英夷”倚仗着坚船利炮，在沿海各口纵横往来，毫无遮拦，并曾直接开到大沽口外找“先帝”道光“评理”，如今他就算再蒙昧于“国际问题”，至少也知道“夷情不稳”（虽然还不知道什么地方不稳、为什么不稳），甚至还知道“夷”也并非只有英吉利一家，还有法兰西、美利坚，等等等等，他们都随时可能“桀骜不驯”地闯到京师的海上东大门——大沽口或北塘口，来找自己这个“大皇帝”谈谈——事实上就在咸丰六年春的“王正月”，英国公使包令就和叶名琛就“英国人入广州城”和“英国公使进京”两件“老大难”问题，又例行公事地扯了一阵皮，结果照例是不了了之。

他怕和洋人谈什么？认真地说，他怕的不是这个或那个谈话的主题，而根本就是害怕和洋人面对面谈话，在他看来，洋人是半开化的野蛮人，和他们谈话无论谈什么都算降低了自己高贵的身份，如今打既然打不过，那就只能得过且过，一方面让远在广州的叶名琛继续敷衍交涉，另一方面让僧格林沁的这支可靠而精锐子弟兵替自己看家护院。事后证明，他的这番良苦用心，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倘若这支人马南下或解散，次年英法联军真的直逼大沽口时，僧格林沁部也不会有机会以逸待劳，取得了清代第一次外战的战役性胜利——第二次大沽口会战大捷。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打算速战速决地剿灭“发逆”，或对“平乱”胜利缺乏信心：1856年1月8日（咸丰五年十二月初一日），江北大营统帅托明阿、陈金绶、雷以諴联名奏报江北军情，当奕詝听说“长围”工程告竣、清军步步紧逼瓜洲，江北军情有望肃清之时，兴奋地欢呼“贼势穷蹙”，谕令托明阿等“分别保奏”有功人员。他还对江北大营报销建造战船及水战洋炮费用（一艘西洋式帆船，四艘“大头猛”广艇，六艘快蟹广艇，两艘龙艄快艇，共十三艘大船，又十三艘小三板船）的请求慨然照准，因为照前线将领的汇报，强有力的水师是攻破“发逆”天京-镇江-瓜洲三角防御体系不可或缺的要素，而疲于奔命的五十艘红单船是远远不够的。

与此同时，他不厌其烦地频繁指示天京城外的江南大营，必须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扫清天京城外围“长毛”据点，为最后对“金陵贼巢”的总攻扫清射界，对宁、镇两地的攻围部署，他显然是相当满意的，向荣久历戎行，吉尔杭阿则刚刚取得“破巢擒渠”、攻灭上海小刀会的经验，两支大军又呼应联络，互为犄角，加上长江江面的“制江权”已在清军手中，在年内攻破天京城，消灭“僭号之匪”，还是大有希望的，即便暂时做不到，至少也应该能拿下镇江、瓜洲两处要塞（或其中一处），缩小对天京城的包围圈。

但习惯于在紫禁城养心殿或圆明园里里“遥控”遥远戎机的他并不清楚，这三处用兵重点，都存在着“中枢神经综合症”，并极大影响着清军前线的攻势和战斗力。

先说江北。

原本统筹一切的琦善固然年迈昏聩，但毕竟名望地位在焉，尚能将各地拼凑的近两万人马统筹调配，待琦善物故，托明阿继任，位望远不如琦善，颟顸却犹过之，江北军情势如散沙，对弹丸之地的瓜洲也久攻不下，只能借“长围久困”四个字敷衍塞责。

江南大营是三路大军中的主力，向荣是绿营健将，且长期和太平间作战，经验丰富，但此时他年事已高，脚上伤疾发作，早已行动不便，加上“疏举不公”，偏袒信用亲信私人，对部队的控制力大不如前，副帅张国梁不得不疲于奔命，到处“救火”，势成强弩之末。这样的一支“劲旅”对天京城的威胁究竟如何？1853-1854年居住在天京城内，后逃出暂住清军控制的城郊的金陵人马寿龄在《金陵城外新乐府》里形容清军的纪律是“主将摇手不能止，贼人窃从壁上观”，形容战斗场面是“长官安坐既无统，众士声哗又无律；彼此相距半里余，枪炮纵横互得失；验伤给养上中下，论功分品五六七”，形容战争前景是“贼首莫来我莫往，屡误依然需内应”。很显然，这位曾经参加过联络天京城内亲清方人士并策反部分太平军将领、以图策应江南大营清军进城的“张继庚内应事件”、事败后侥幸逃脱的当地文人，对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并不抱太大希望，他本人是绝对亲清方的，又熟悉并关注双方情况，这些近乎“新闻简报”的诗词中对江南大营的“负面描写”，自然较官样文章有更强的说服力和参考价值。

至于镇江一路，吉尔杭阿是三路大军中唯一以地方主官身份挂帅的主将，这在当时的清方将帅中绝对算是个异数（后面会详细提到何以如此）。由于有“地头蛇”接济，又有上海这个新开财源做后盾，这支清军的军需、后勤问题较诸屡屡闹饷、甚至动辄发生“抢粮台”事件的江南、江北大营，自然要好得多。但镇江方面的清军实际上是由江苏地方军、募勇和江南大营分遣的援军组成，各路人马素质和战斗力参差不齐，且主帅吉尔杭阿跟副帅余万清间互不买账，龃龉不断，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

对于江西、湖北、安徽等战场，奕詝似乎分身乏术，仅希望他们起到牵制作用，在他看来，只要这些纵横千里的“次要战场”都能牵制住一部分“贼匪”，待天京-镇江-瓜洲这个关键的“铁三角”僵局打破，就一切迎刃而解了，正因如此，不论稍占上风的安徽、湖北，还是捉襟见肘的江西，他都摆出一副“你们自己瞧着办”的姿态。

于此同时，太平天国方面在这一年初却给人以战略指导思想不清不楚的感觉。

天京城防的直接指挥者原本是石达开，自丙辰五年（公元1855年，清咸丰五年）后换成韦昌辉，布置了严密但略显保守的城防体系，以“守险不守陴”即强调控制要害，而非在城防工事上平摊防守兵力的战法，和清方在天京城东、南各要点反复争夺，打起了消耗战，但湖北、安徽战局反复，1855年秋芜湖、庐州（今合肥）相继陷落后，天京城的军需粮食供应再度告急，这样的消耗战显然对疆土狭窄、始终处于包围圈中作战的太平天国极为不利。

镇江、瓜洲两座要点是天京城下游屏障，但自“制江权”丧失后，三地间联络变得断断续续，两地只能依靠工事和将士们的顽强苦苦支撑，倘没有有力外援，陷落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这种被动局面是许多人在当时就看出的，也正因如此，亲清方的人士才纷纷提出“直捣巢穴”的战略方针，因为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不仅是结束“长毛之乱”最直接的方法，也是最容易的方法。

然而就在1855年底、1856年初，太平天国军政大权的实际掌握者——左辅正军师东王杨秀清已悄然做出了一个当时不易为人察觉，实际上却意义重大的决策，将自己的心腹分遣到安徽、江西等地沿江各军、各要塞。

杨秀清是个孤儿，为壮大自己声势，起兵后认了许多同姓不同宗的将士为兄弟、子侄，称为“国宗”，同时将一大批有功亲信提拔为东殿承宣，原本杨姓国宗和韦姓、石姓不同，基本上留在天京，为杨秀清充当爪牙、耳目，如今却和东殿承宣中的佼佼者一起成批外派，这实际上表明，杨秀清对战争全局和自己的处境，早已成竹在胸。

和咸丰牢牢掌控僧格林沁部这支 “总预备队”不放一样，杨秀清也正努力寻找着一支打破僵局的机动部队。

事实上，清方的各路统帅，也同样在紧张地寻找这支可能改变战局的“贼军”，而他们关注的焦点，则多半集中在江西，这个几个月来“贼势”最猖獗的战区，正因如此，上至皇帝，下至各地督抚和曾国藩、胡林翼等各地统帅，都不断提醒江南大营，要看牢天京东南门户——溧水，谨防“江西贼匪”偷袭。

江西，这个两江总督治下最不起眼的省份，此刻却俨然成了最令清廷提心吊胆的地方，和太平天国版图内的“明星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