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回、让我们看看江西

江西自元代起始建行省，明、清两代均沿袭，至1856年时，全省辖四个道（粮储兼南抚建、饶广九南、袁瑞南临盐法、吉赣南宁），十三个府（南昌、建昌、抚州、饶州、九江、广信、南康、袁州、临江、瑞州、吉安、赣州、南安）一个直隶州（宁都），共管一散州、四散厅、七十四个县，属两江总督节制。军事上，江西全省不设驻防八旗，绿营因不设提督，最高指挥官为江西巡抚（兼任提督），驻南昌府，管下有九江、南赣两镇总兵，袁州等四协副将，广德等各营参将，以及袁州等更小单位汛地防兵和抚州水师营，水陆两路绿营兵额定员数约原本有近三万人，但多次裁撤后只剩约两万，且布防分散，空额冗多。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曾上奏朝廷，说绿营兵总额六十多万，空额达六七万人，说的虽是全国情况，但同样能反映出江西防兵的空额问题，也就是说，这两万左右的省防常备兵员，

长期以来，江西之于清廷，一直是个不太引人瞩目的行省。该省隶属明清两代财赋钱粮最集中的两江总督辖区，却既不像江苏那般富庶，又不像安徽那般扼南北漕运的要冲，加上“民风柔弱”（曾国藩的评价），不似皖北那样剽悍难制，也不若江南那般因知识分子多、和前明有千丝万缕联系，而总让清廷忐忑不安，除了清初追剿南明之际曾爆发过李成栋、金声桓起兵反清事件外，历次兵祸都和江西关系不大，因此一向被清廷视作无需多作布置的行省，长吏的选择多为因循守成之辈，防务布置也相当松懈，且历次大规模裁军几乎都免不了先拿“不需要多费工夫”的江西开刀：顺治年间，江西绿营裁军三千；康熙初年，南赣巡抚被裁撤；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江西提督的专职被取消，改为巡抚兼任；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大裁军，史载“裁撤最多”的便是江西境内的南赣镇（原本中、前、后、右、左五个营五千人，裁掉左营，减少额兵千余人）和九江协（原本辖左右两个营二千人，裁为一个营，减少额兵九百余），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当然是减轻财政负担——既然江西没有太多需要防守的目标，那么又何必设这么多冗员冗兵呢？

咸丰三年太平军“奄下东南”之初，江西同样是“风景这边独好”：周围各省的省城武昌、安庆、南京都被攻破，南京成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武昌和安庆则多次被攻破，江西却仅有九江一府被兵，九江府及下属的湖口、彭泽两县遭太平军“过路”而已，太平军在上述三城停留的事时间均不超过一天。

外国人似乎对江西也并不是那么在意。法国遣使会江西主教田嘉璧（L. G. Delaplace）是第一位系统谈及太平天国运动的法国人，早在1852年10月6日他就致信里昂、巴黎布道会理事，不厌其烦地介绍这个被他误以为“新教徒运动”的大事件，在这些信中他谈到太平军在湖南、湖北的军事行动，并预测他们将向“江南”发展，还叙说了许多道听途说的太平军、上帝会传闻，却惟独几乎未曾提及他所居住的江西，很显然，他觉得太平军对这个省不会有什么兴趣。

太平军定都南京后为解决军需问题开始溯江西征，江西省会南昌也因此在癸好三年五月二十至八月二十日（1853年6月24-9月24日，清咸丰三年五月十八至八月廿二日）遭到太平军赖汉英、石祥祯部围攻。但这次围攻因清方主将江忠源的死守而未能得手，此后太平军在江西全省的势力范围，就仅限于九江府、湖口县、瑞昌县等北部沿江少数府县，其目的显然是掩护长江通道，保障上游武昌和下游安庆、天京间太平天国辖区的联系。

尽管实际上只占据了两三座城池，但太平天国按照他们一贯的铺张风格，在他们控制的这一小片江西省土地上，建立了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江西省”，即“改九江府为江西省（意即江西省会），改湖口县为九江郡（因为九江已升为省会，所以把其所属的湖口县升格为郡治，太平天国称‘郡’不称‘府’）”。此时太平天国尚没有省级行政机构和主官，在郡、县两级则分别设立郡总制、县监军，相当于清代的知府、知县，而整个“江西省”的军政大权，则主要控制在九江守将、殿右十二检点林启容手中，但他似乎并不能节制官阶和他相等、资格却比他老得多的湖口守将、东殿左卅一承宣黄文金。

1854年湘军初起，气势强盛，从湖南杀到湖北，夺取武汉三镇，又从湖北沿江而下，一路势如破竹，却于1855年初在九江、湖口碰了个硬钉子，湘军水师被截为外江（长江）、内河（赣江和鄱阳湖）两部，均暂时丧失战斗力，湘军统帅曾国藩于咸丰五年（1855年）初进驻南昌，却因只有军权、没有地方行政权一筹莫展，只能眼睁睁地望着北方那片把自己军队一分为二的“长毛江西省”徒呼奈何。

尽管如此，不论清军、太平军，在185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也仍然未曾把江西省本身当做重要的战略目标，而更多将之当做进取其它目标的跳板，正因如此，九江-湖口战役后，两军在长江中游的争夺焦点，很快便转移到西边的湖北省、尤其武汉三镇附近，而“两个江西省”间的对峙则似乎被大家淡忘了。

然而江西省的战略地位，其实已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发生着转变。

对于清朝来说，江西一隅不稳，就意味着上游的湘军无法构成对天京的压力，意味着“贼穴”始终不能彻底合围；不仅如此，江西不靖还令更南方的重要省份——“夷务”前线广东失去回旋纵深，这个当时中国最开放、贡献军费（海关收入）和军需（洋炮及军火弹药）最多的省份刚刚遭罹天地会“红兵”围城之祸，此时又被英国人、法国人以各种各样的口实和理由阴魂不散地纠缠着，许多清朝的大人物都相信，那里迟早会出事、出大事（尽管他们中国绝大多数人凭自己有限的“国际及地缘政治知识”，还难以研判这里到底会出什么事）。

对太平天国就更是如此。

尽管九江-湖口战役的胜利避免了太平天国的大崩盘，上游的武汉三镇也重新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兵员的损耗和水师的衰落，让太平军难以在天京-镇江-瓜洲、安徽、湖北等任何一个战场上获得局部优势，甚至连均势都不易维持。此时太平天国的态势，是依托“天京铁三角”死守，而毗邻的、以安徽省城安庆为中心的皖北占领区，则是“铁三角”得以持久支撑的补给源。但这个补给源因庐州的陷落已大为缩小，而清朝上、下游水师力量的不断充实，又注定将切断连接补给源和被补给对象间的“血管”，如果延续这种打法，无异于慢性自杀。

定都天京后太平军传统的上游战略，是沿着长江布置据点并向四周辐射，除沿江据点外，内陆郡县只作为收集军需（特别是粮食）的目标定期扫荡，而不作长久占据的打算，这样做的优点，是可以节约本就捉襟见肘的兵力，缺点则是一旦水路出现问题，各据点就会变成一个个孤立的“钉子”，非但无法为天京“输血”，自己都将面临“失血”的问题。

原本在1855年底，太平军的上游战略，依然是以武汉三镇为根本，沿江展开，并与湘军争夺湖北，为此调动了两支太平军主力：国宗提督军务韦俊（北王韦昌辉胞弟）、洪仁政（天王洪秀全族兄）驻守三镇，持守势；翼王石达开自安庆西上援鄂，持攻势，两路各号称两万，按照太平军“二千五作一万”的习惯，实际上各不过五六千人。

清军在湖北有八旗、绿营和湘军等多支新、老军队，总数有万余人，主力为署理湖北巡抚胡林翼部湘军，其中陆军六千，大本营设在金口（今湖北武汉市江夏区金口镇），水军在湖口-九江之役损失惨重，后又遭到风暴袭击，一时丧失战斗力，只得在新堤（今湖北洪湖市新堤街道办事处）设立船厂，修复破损船只，同时新建三板等小型战船（湘军水师小型战船在九江-湖口战役失败后被隔绝在江西内河，只剩大船的湘军外江水师失去战斗力），此时已恢复元气，杨载福、彭玉麟则成为名噪一时的“水师名将”。此外，前面提到的、从僧格林沁处分出的四千五百清军由西凌阿率领，进逼武汉三镇北面，其部署更多是防御性的，目的是堵住武汉太平军“北犯”畿辅之路。

胡林翼是湘军中第一个获得督抚身份的统帅，这让他获得了较其它将帅更大的后勤灵活性，可以就地动用地方财政解决军需问题，也可以直接节制省内府州县各级行政机构、官员，使之更有效率地为自己的军队服务，而在此之前，湘军即便在自己老家湖南，也仍是一直仰赖财政拨款、需看地方脸色的“客军”。由于省内尚有官文（湖广总督）、西凌阿等多支旗、绿军和地方武装，湘军可以全部用于机动野战，加上战区范围有限，水路畅通，湘军尽管需两线作战，却可以逸待劳，从容应对有余。

在这种形势下，尽管石达开、韦俊在太平天国方面，都是号称“能军”的第一流将帅，却迟迟打不开局面，武汉三镇自1856年1月初起被合围，石达开部在鄂东的进展也步履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杨秀清、石达开开始调整战略思路，将目光转向邻近的江西。

江西省防兵人数少、战斗力差，南昌防兵只剩两千，全省募勇一万五六千人，却分散各地，不相统属，早已腐朽不堪，省防主要靠湘军水陆师。水师因九江-湖口之败，在江西内河最初只有三板小船（后不得不将原本为恢复江西水师而造的长龙船三十条调拨给湘军，又另添造快蟹船十艘），行营、住宿不便，官兵生活困苦，疲惫不堪，士气十分低落，当时主力驻泊于南康府青山（今九江市星子县青山镇）；陆军入赣者号称一万一千精锐，却被分成三股——罗泽南五千、李元度三千分别被牵制在九江、湖口城下动弹不得，罗泽南部三千人远在赣东，坐镇南昌的曾国藩虽有钦差大臣关防，却只能管军，不能管民，湘军实际上仍然是江西省的一支“客军”，后勤和地方配合、保障都障碍重重，曾国藩屡屡向朝廷请求兼任督抚，“以一事权”，然而清廷怕的原本就是这个“一事权”，以免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对曾国藩的建议或不置可否，或以“祖宗成法”搪塞。

很显然，相对于湖北，江西省的清方力量更加薄弱，一旦在江西得手，太平军各占领区间的联络，便可不再单纯依赖越来越靠不住的水路，更可对江南大营侧翼构成威胁，从而极大改善太平天国的战略态势。

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十月十八日（1855年11月24日，清咸丰五年十月十五日），石达开率精兵万余人从湖北通城出发，神速进入江西省境，清江西省防军仓促应战于义宁州马坳（今江西九江市修水县马坳镇），结果打败，刚上任不久的南赣镇总兵刘开泰阵亡。十一月初三日（1855年12月9日，清咸丰五年十一月初一日）太平军占领新昌县城（今江西宜丰）。

在新昌，石达开兵分三路。

北路由殿左廿七检点赖裕新率领，经棠浦镇进攻瑞州府，在这里遭遇湘军平江营抵抗，双方激战一昼夜，平江营大败，营官李锟、刘希洛等阵亡，太平军于十一月十二日（1855年12月18日，清咸丰五年十一月初十日）夺取瑞州府城，1856年初，赖裕新分兵略取奉新、靖安、安义等县，和原驻守九江、湖口的太平军林启容、黄文金等部辖区连为一片。

中路是石达开亲帅的主力，随行大将还包括春官正丞相张遂谋、夏官又副丞相曾锦谦等。这支大军自上高出发，在赖裕新部攻下瑞州府城的同日攻下临江府城，石达开驻节于此，分兵攻打吉安、抚州两府各属县。

太平天国丙辰六年正月廿五日（1856年3月1日，咸丰六年正月廿五日），石达开亲自督战，太平军在大雪中用地雷爆破，攻破坚城吉安府，斩清江西按察使周玉衡等大小官员41名；二月十七日（1856年3月24日，清咸丰六年二月十八日），石达开在樟树镇大破湘军周凤山部，杀死千余人，残部溃退南昌省城，造成“省城大震”的恐慌效果，许多人“夺门奔走”以至于自相践踏而死；二月廿一日（1856年3月28日，清咸丰六年二月廿二日），太平军又攻下抚州府城。

南路原由检点胡其相率领，后改由护天豫胡以晄、参天侯黄玉琨率领，自上高南下，经新喻水北进军，连克新喻、峡江、万载、分宜，乙荣五年十二月初二日（1856年1月8日，清咸丰五年十二月初一日）攻克袁州府城。

对于江西局势的突变，不论远在北京的咸丰皇帝奕詝，或近在南昌的曾国藩均有些措手不及。奕詝先后命令湖南巡抚骆秉章、两广总督叶名琛分别派兵数千增援江西，而曾国藩本人则连调湖口李元度部和不久前被派往湖北增援的罗泽南部回援，而胡林翼、罗泽南一开始判断失误，贪攻武汉，未曾全力增援江西，等反应过来为时已晚，而湘军前期头号悍将罗泽南，也在此期间死于武昌城下。

截止1856年4月，石达开部连克江西七个府、四十七个县，其中巩固的有七府三十九县，加上原就占有的“江西省”（即九江）四个府县，江西十三府一直隶州中有八个府（九江、瑞州、袁州、临江、吉安、抚州、建昌、南康）、四十二个县（瑞昌、湖口、彭泽、安义、余干、乐平、浮梁、德兴、安仁、万年、丰城、进贤、奉新、武宁、新淦、峡江、新喻、上高、新昌、分宜、万载、泰和、吉水、永丰、安福、万安、永新、龙泉即今遂川、崇仁、金溪、宜黄、乐安、东乡、新城、南丰，外加九江府附郭县德化、南康府附郭县星子、临江府附郭县清江、瑞州府附郭县高安、袁州府附郭县宜春、吉安府附郭县庐陵、抚州府附郭县临川、建昌府附郭县南城）被纳入“太平天国江西省”版图，占领区面积压倒了清朝的江西省。

这种前所未有的局面不仅令坐困南昌、连情报都很难送出去的曾国藩焦头烂额，就连江西境内许多绅士、士子也“靡然以为天覆地拆，不复作反正之想”，开始“甘心蓄发从贼”，企图通过为“新朝”效力捞取一官半职的进身之阶，或“自肥”的生财之道了。

就连远在香港、上海，甚至伦敦、巴黎的外国人，如今也开始关注江西所发生的剧变，一些商人抱怨传统的、由江西运往广州的茶叶商路被战火切断，而传教士（如法国天主教江西、浙江教区主教当尼库尔E. Danicourt）们则纷纷向外界叙述他们本人或其信徒在战区的见闻，当时远东一些西文报刊上，已出现“江西将会发生什么”的讨论话题。

恐怕最富想象力的人士此刻也不会想到，一场更大、更惊人的风暴即将从这里刮起，并波及整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