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回、决定命运的时刻？

陈玉成、李秀成、陈仕章、涂振兴、周胜坤所率领的逾两万皖北太平军精锐大约在1856年1月下旬渡过长江，渡江点应该在芜湖以东、天京以西，因为这一带许多江岸由太平军所控制，容易隐蔽太平军的战略意图。此时杨秀清为这支拥有五位平级将领的大军，派出了一位地位更高的统帅：顶天燕秦日纲。

秦日纲是太平天国前期的重要人物，金田起义时的地位仅次于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五王，永安建制时洪秀全封立东、西、南、北、翼五王，五王之下，官阶最高的就是天官正丞相秦日纲、春官正丞相胡以晄两人，而秦日纲的地位又高过胡以晄一筹。也就是说，除去洪秀全以外，秦日纲在太平天国政治人物中排名第六，而且和胡以晄排名不时“上下浮动”（胡以晄任丞相时李开芳曾排名靠前，后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又先于他封侯爵，直到他获封豫王才从此巩固了自己“第七”的排名）不同，秦日纲这个“第六”地位十分稳固，定都天京后，他先后获得顶天侯、燕王爵位，是太平天国第一位侯爵，和五王之外第一个封王者。

因为在天京、湖北几次水陆作战中屡屡失利，他一度被召回天京，“锁押在牢”，并于乙荣五年二月十三日（1855年3月20日，清咸丰五年二月初三日）被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下令“为奴三载”。但他实际上似乎并未丧失其地位、甚至权力，而是以“奴”的头衔继续在朝中理事。乙荣五年八月十七日（1855年9月23日，清咸丰五年八月十二日）的《天父圣旨》上，他已被冠以“顶天燕”的新爵位。

此前太平天国“姑从人间歪例”，先是于辛开元年十月廿五日（1851年12月17日，清咸丰元年十月廿五日，这一年太平天国虽改年号但并未改变历法）在永安建制，设立了王爵，定都天京后又在王爵之下设立侯爵，这两级爵位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而“燕”爵却是空前绝后，前所未闻的，是从“顶天侯”、“燕王”这两个秦日纲的旧“职称”演化而来，表明秦日纲复职后地位低于五王，但高于侯爵。由于没有先例，清方将帅一度对这个“新生事物”瞠目结舌，许多人在叙述时都将这个爵位写错了。天京事变、尤其石达开远征出走后，洪秀全为满足部下的官瘾，在王爵和侯爵之间一口气设立了五个爵位，连同侯爵称作“六等爵”，燕爵成为六等爵中的第四等，此后直到太平军被消灭，这六等爵封授了不计其数，这当然是后话了，在整个1856年里，燕爵仅有秦日纲一人。

李秀成向来看不起秦日纲，说他“并无什么才情”，认为他只是靠“忠勇信义”也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才爬上如此高位的，因此对于这位新派来的主帅不以为然，甚至在被俘后的供词里只字不提，其用意显然是认为这位主帅不过是名义上的领导人，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杨秀清临阵派帅，显然有自己的用意：五丞相地位相当，如不在他们之上委派一名地位更高的统帅，一旦大战之际互不服气，就很可能影响战斗力。事实证明，秦日纲还是起到了一个“总协调人”的作用，这支大军在此后长达半年的艰苦转战中始终和衷共济，没有出现太平军历次战役中常犯的、各主将间互相掣肘的现象。

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十二月廿三日（1856年1月29日，清咸丰五年十二月廿二日），秦日纲部派出两路人马，自下关沿江东进，在栖霞山、石埠桥等地构筑工事，表面上是加强东路沿江防御，实则为进军镇江做准备。这个方向是清朝围城大军的“死角”，可以避开江南、江北两大营的耳目。为隐蔽战略意图，杨秀清又另外派出几路人马，分别向天京城南郊仙鹤门、殷巷等地江南大营清军佯攻。

向荣被这些“假动作”所迷惑，误以为太平军正部署直接攻击江南大营，或试图打通天京-镇江间的水上交通线，遂下令福建提督邓绍良部二千六百人自芜湖东援大营，又让芜湖红单船水师战船二十号东驶大胜关江面，摆出一副天京城外决战的架势。

此时清军在天京-镇江间布置了龙潭东阳镇、高资镇两道防线，其中东阳原由泰宁镇总兵德安部二千人，高资镇则由宜昌镇总兵虎嵩林、副将庆文等率兵二千一百防堵。此刻由于奕詝连连催促，吉尔杭阿加强了对镇江的攻势，高资镇守军部分被抽调参与进攻，仅剩下一千二百人，由游击李若珠、张汝琳指挥。也就是说，当杨秀清悄悄增兵准备突击时，对面的清军反倒在减少布防兵力。

乙荣五年十二月廿六日（1856年2月1日，清咸丰五年十二月廿五日），秦日纲部大举进攻东阳、高资、龙潭等地，吉尔杭阿急令余万清部一千二百人增援东阳，虎嵩林七百人增援高资，向荣闻警，也派副将秦如虎率兵前往东阳赴援，十二月卅日（1856年2月5日，清咸丰五年十二月廿九日），清军在东阳溃败，退到下蜀街，会同江南大营所派第二路援军（二千三百人，由游击杨瑞乾指挥）死守，此后一个多月，两军在下蜀街、龙潭、高资一带拉锯，清向荣、吉尔杭阿先后调集援兵三千七百人增援，并派陕西提督邓绍良节制镇江诸军。

于此同时，清军加紧围攻镇江、瓜洲，吴如孝为集中兵力，抽调瓜洲守将、指挥谢锦章部南下，试图西出高资、黄泥洲，接应秦日纲部援军，但兵力过于单薄，始终无法在城外立足。

此时秦日纲部正在镇江以西的汤头、汤脚等处和清军相持，由于水、陆两路都有清军封锁，无法和吴如孝部取得联系。丙辰六年二月，陈玉成单舟突破清军水上防线进入镇江，和吴如孝取得联系，二月十一日（1856年3月18日，清咸丰五年二月十二日），李秀成率选锋三千偷袭夺取汤头清军旧营垒，涂振兴、陈仕章、周胜坤直逼汤水山边清军新营，陈玉成、吴如孝也率镇江守军夹击，鏖战一日，清军全线溃败，丢失营垒十六座，镇江解围。

不论向荣、吉尔杭阿、托明阿，还是远在北京的奕詝，对镇江的解围都感到极为震惊和恐慌，并手忙脚乱地做了一系列部署，以图亡羊补牢：向荣用头号悍将、江南提督张国梁替换邓绍良主持镇江军务，吉尔杭阿则紧急派人远赴芜湖等地招募兵勇，而奕詝则发布上谕，称将在内蒙古各盟旗挑选精锐骑兵，“一俟秋高气爽即当简派重臣统率南下”，几天后又令浙江巡抚何桂清、两江总督怡良调集援兵数千人分赴向荣、吉尔杭阿两处军营。

很显然，清方君臣将帅对太平军下一步战略意图的判断，是要么扩大战果，继续扫荡镇江外围，要么凯旋天京，然后对江南大营发起攻势，因此其部署都围绕这两处预定战场“修修补补”，且在他们看来，败仗固然令人恼火，但军情尚不算紧急，因此奕詝带有明显鼓舞士气意图的明发上谕，也不会将“蒙古劲旅”赴援的时间定在差不多半年后的秋天。

然而太平军接下来又走出了一步出乎所有对手意料的棋：渡江北上。

丙辰六年二月廿六日（1856年4月2日，清咸丰六年二月廿七日），秦日纲、吴如孝两部主力和原守瓜洲的谢锦章部趁夜自金山北渡，在镇江城外只留下周胜坤率少数人马驻守仓头清军旧营。

传统论述多认为，秦日纲部北上瓜洲的主要目的是取粮，其次是为瓜洲解围，这恐怕未必准确：几万人敌前渡江绝非易事，但太平军却在一夜间完成，兵力调度、船只准备，显然事先经过周密安排；如果只为解围、取粮，太平军理应在达到目的后迅速南返，以免被清方从水路隔断退路，但战局的发展远非如此。

太平军渡江这天，恰逢江北大营副帅雷以諴生日，托明阿以下皆在雷以諴营中贺寿，吉尔杭阿虽紧急遣人告急，却并未引起应有重视。二月廿七日，站稳脚跟的太平军先破土桥清营，江北大营各部匆忙收缩至三汊河，瓜洲解围；廿八日，三汊河大营失守，托明阿、德兴阿分别溃退秦家桥、蒋王庙，雷以諴、陈金绶逃往仙女庙、沙头，瓜洲长围全溃，一百二十多座清营被太平军一鼓扫平，江北大营土崩瓦解。廿九日，太平军乘胜第二次攻克扬州府，生擒清扬州知府世焜。

接下来的计划，杨秀清似乎并没有想好，他派出一支人马渡江占领江浦，而于此同时，秦日纲部太平军分出周胜坤守江南的仓头清军旧营，让吴如孝回镇江，主力则沿江东进，于丙辰六年三月初八日（1856年4月16日，清咸丰六年三月十二日）占领浦口。

许多军事史著作都认为，杨秀清是鉴于清朝水师封锁镇江-瓜洲间江面，原路回师过于危险，打算让秦日纲部从江浦、浦口渡江凯旋，但仔细推敲就可以发现，并非如此。

江浦、浦口占领后，秦日纲部和天京援军已经汇合，从三月初八日占浦口，到三月十四日日失守，中间长达六天时间，足够全军渡江至下关回京，但秦日纲部却安安稳稳地呆在原地不动，说他们想从浦口回京于理不合，说他们后来因渡江路线被切断而被迫东返，则更说不通。

让我们看看此时清方做了些什么。

奕詝此刻着急上火般连下上谕，首先是人事处分，托明阿、雷以諴、陈金绶等都被革职，江北大营残部转由德兴阿统领；其次，他从山东、河南、陕西、直隶等地调集旗、绿官兵数千人集结于江苏清江浦（今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当时为漕运总督衙门所在地），由漕运总督邵灿统一指挥，又令安徽巡抚福济、徐州镇总兵和春在临淮关布防，更饬令吉尔杭阿、向荣急速派兵过江助剿（吉尔杭阿在扬州失守当天已派游击黄朝恩等兵勇一千一百人过江，向荣则让邓绍良带一千二百五十人从龙潭渡江增援）。

而向荣、吉尔杭阿的主力，则由张国梁、刘存厚等率领，忙于攻打镇江外围仓头等地的太平军周胜坤部，周胜坤寡不敌众战死，余部由其哥哥周胜富率领退往镇江。吉尔杭阿下达命令，鼓励部下猛攻镇江。

很显然，北京城里的奕詝最担心扬州一带的太平军再来“扫北”，因为林凤祥、李开芳部，以及后来驰援林凤祥、李开芳部的曾立昌等部，当初都是从扬州出发，进逼北京的，因此不但催令北方各省层层防堵，更接连催促战斗力尚完整的向荣、吉尔杭阿部北上；向荣、吉尔杭阿对北上并无太大兴趣，他们的计划，是利用水师和江北友军将太平军主力牵制在江北，自己集中优势兵力趁虚攻破镇江城。

清方的两个战略相比较，前线向荣、吉尔杭阿的方案显然更高明、更符合实际，但最终占上风的却是皇帝的主张，由于皇帝的一再催促，三月初八日、也即太平军占领浦口当天，清方最善战的张国梁被从镇江前线紧急调往江北增援，而此时太平军石达开部在江西的处处得手，也迫使浙江等邻近省份督抚告急，从江南大营和镇江前线收回此前派出的兵力，致使清军在太平军主力留驻江北期间，竟始终未能合围镇江。

一开始，清方的势头似乎不错。

在江北，张国梁部先后收复了浦口、江浦；在江南，清军击败了太平军周胜坤部，再度进逼到镇江城下。

然而他们恐怕正中了杨秀清的计策。

杨秀清此前一系列看似反常的举措，把镇江解围后原本兵合一处、战斗力不弱的张国梁、吉尔杭阿两部清军拆散，吉尔杭阿部到处赴援，主力七零八落，张国梁则师老兵疲，锐气消磨殆尽。相反，原本奔波劳顿、疲劳不堪的秦日纲部，却赢得了宝贵的十天休整，成为以逸待劳、反客为主的优势一方。

不仅如此，丙辰六年三月初二日（1856年4月8日，清咸丰六年三月初四日），石达开部太平军三万人自江西兵分三路取道皖南，进逼天京外围，江南大营总粮台所在地宁国府岌岌可危，这迫使向荣匆匆从江浦召回张国梁（公历4月27日，同日张国梁刚刚收复了江浦县城），原本的悍将精兵，此刻早已疲惫不堪，且江南清兵的形势更加分散。

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三月中旬，秦日纲部开始向东进军，在没有太多阻力的情况下却兜兜转转，直到丙辰六年四月廿日（1856年5月27日，清咸丰六年四月廿四日）才从瓜洲渡江，返回镇江城外的金山，而在此期间，石达开部连克太平府、宁国府，进军天京城南的重要据点秣陵关，迫使向荣不得不让张国梁带重兵抵御，疲于奔命，镇江外围的吉尔杭阿部成了一支孤军。

四月廿四日（1856年5月31日，清咸丰六年四月廿八日），得知刘存厚部在镇江城外黄泥洲被围，吉尔杭阿自九华山大营亲帅精兵赴援，被太平军伏兵半路包围在烟墩山，激战一昼夜，烟墩山、黄泥洲两路清军都溃败，吉尔杭阿自杀，刘存厚战死，残部由虎嵩林、余万清率领死守九华山，军心涣散，几乎不能立足。

尽管向荣、德兴阿等急派福兴、张国梁、秦如虎、陈升等统领人马来援，但已经晚了一步，惊弓之鸟的九华山清军和疲惫不堪的援军于丙辰六年四月廿七日（1856年6月3日，清咸丰六年五月初一日）全军溃散，九华山、破岗子一带清军营垒三十多座被太平军踏平，清京口副都统绷阔、副将周兆熊自杀，残部分头退往孝陵卫、句容、丹阳等地，五月初七日（1856年6月13日，清咸丰六年五月十一日），太平军秦日纲部经高资、下蜀街、东阳镇、石埠桥凯旋至天京城外观音门。

秦日纲等人或许并不知道杨秀清全盘计划，他们认为救援镇江的任务已超额完成，转战4个多月的人马早已疲惫不堪，理应回天京休整。没想到他们接到的是杨秀清劈头盖脸的一道严令：攻破江南大营，否则不许回城。

这时天京城外的重镇溧水已被石达开攻克，天京城里的太平军也已经出城扎营，原本包围天京的江南大营，此刻反成为太平军反包围中的一步死棋，外围友军都已战败，据点也大部分丢失，主力张国梁部早已是强弩之末，在秦日纲等人看来，不许回城也许是不近情理，但对于杨秀清，恐怕早已是成竹在胸了。

此时太平军石达开部三路大军已分别进至大胜关内、秣陵关前和溧水城下，向荣不得不派头号大将张国梁率一千六百人增援溧水，另派记名总兵江长贵部千余人驰援溧阳，孝陵卫向荣大营只剩下“不满五千”的清军，除去疾病、守营者，能派遣出战的只有一千多人。

丙辰六年五月十一日（1856年6月17日，清咸丰六年五月十五日）夜，秦日纲部进逼仙鹤门，开始与江南大营王浚等部接战，次日，石达开部自天京城西南绕至尧化门、仙鹤观一带，并布防黄马群路口，将仙鹤门的王浚等部清军和孝陵卫向荣大营分割为两处，向荣急忙从溧水、丹阳等地调张国梁、虎坤元、张玉良等部回援，张国梁回到孝陵卫后和福兴连夜布防青马群，五月十四日，秦日纲、石达开和天京太平军分4路猛攻江南大营，仅一昼夜就将向荣全军击溃，杀死副将巴图，参将陈明志等，击伤张国梁，向荣、张国梁等先退淳化镇，继而退入丹阳县城坚守，就这样，从太平天国定都后不久就一直威胁天京安全的江南、江北两大营，都被太平天国击破了。

这是一次震惊中外的大会战，太平军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清廷赖以“破巢擒渠”的三路大军在旬日间土崩瓦解，对国家财政、军需后勤至关重要的江浙财赋区暴露在太平军面前，皇帝奕詝除了匆忙对战败将帅进行人事处分外，一时也想不出多少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只能一面竭力在江北层层布防，防止“长毛逆贼”再度进窥京师，一面放手让张国梁等一线将领各自为战。

天京-镇江战役就这样结束了，这次战役，太平军在杨秀清的高瞻远瞩下，打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大胜仗，而且这场胜仗，是在太平军兵力并不占优势、至少不占明显优势的情况下取得的。

杨秀清先是以快打满，抓住清方判断失误形成的时间差，先后在镇江、瓜洲两地得手，继而再以慢打快，利用清方急于搬回战场形势的心态，故意放慢回兵节奏，分散清方兵力，变“以劳打逸”为以逸战劳，在后期的几次战斗中，兵力集中的太平军总是能形成战场上兵力的局部绝对优势，最终将清军各个击破。

史学家公认，这场战役的胜利，是太平天国军事成就的顶峰，一些性急的人当时预言，通过这一战，中国内战胜负已定，决定命运的时刻业已过去了。

他们万没想到的是，决定此次中国内战命运的时刻并没有过去，而是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