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清的突然消失，让原本微妙的太平天国政治平衡一下被打破了。

太平天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神人一体”的特殊政权。

在世俗层面，洪秀全假托“真天命”，自称天王，统治中国和“天下万国万方”，且这种统治将由他传递给早在金田起义时就被封立为“幼主”的长子洪天贵福，再由洪天贵福传承给“代代幼主”。在君权之下，则分别建立了王-侯两级（1856年天京事变之前燕爵、豫爵都只有一人，可视作王爵的特例）世袭的爵位体系，和军师-（主将）-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总制以下军中官的非世袭“职称”体系，省-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和军-师-旅-卒-两-伍六级军队编制暨基层城乡行政编制体系。

如前章所述，这种世俗官僚行政体系虽然颇多标新立异之处（如多达二十四位的丞相等），但大体上都有章可循，如六级军队编制源自《周礼》（甚至连军师旅卒两伍的编制、主官名称都原封不动照搬），军师、丞相、指挥、总制、监军、侍卫、尚书等正、杂职官员的名称都是古已有之的，而检点、承宣等个别新创官名也多有出处（如检点作为最高级别的武官，应源出五代时武官最高职位殿前都点检），至于职权和古制不同，也是司空见惯的事，如西汉早期的尚书不过是少府治下的小官，中书令更是例由宦官出任的内廷秘书，而到了东汉、魏晋，前者演变成“部委”负责人，后者更演变成了宰相，北宋元丰改制之前，官名和实际职任几乎完全无关，倘只看官称不看后面的“使任”，根本猜不出此人究竟是做什么的，太平天国的这套体制，从表面上看，在1856年的时候是没有太多“出格”之处的。

在宗教层面，洪秀全认为，仅仅像前代君主那样自称“天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按照上帝教教义，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天父上主皇上帝”的儿子，“天子”本身已毫无“贵重之气”。为凸显自身血脉的非同寻常，他通过“天酉异梦”和戊申年（1848年，清道光廿八年）冬“诏明”的“太平天日”学说，将自己塑造成“皇上帝”耶和华（上帝教称“爷火华”）嫡生的次子，和“天兄”耶稣同为圣母玛利亚所生，自己是奉“天父天兄”之命“下凡救世”，作为人间万国君主，来拯救世人摆脱“阎罗妖”（清廷）的毒害。

理论上，这“神人一体”政权的核心和枢纽，应该是洪秀全本人，因为从“神”的角度，他是“天父天兄”派到“凡间”最高贵的代表；从“人”的角度，他是“真命天子”，是凌驾于一切臣民的、至高无上的君王。

然而看似完美的体系，几乎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

洪秀全的上帝教创办于广东，兴旺于广西紫荆山一带，但洪秀全只是教主，却非实际传教组织——广西“拜上帝会”的真正创始人，他的同学、好友和亲戚冯云山才是，这样一来，洪秀全可以作为至高无上的“洪先生”，被用于吸引万千教众的崇敬，却不便亲自出马综理万机。更麻烦的是，冯云山本人是广西的“客人”，不得不依赖当地土生土长的大族和民间有声望的领袖，而后者更“接地气”，人力、财力和地利之便都占足，很快便不满足于从属地位，冯云山1848年被捕入狱，洪秀全一筹莫展，拜上帝会内出现许多“神明附体”者，这些实际上就是代表不同家族、势力，试图争夺上帝会话语权的人物。

最终笑到最后的，是在紫荆山烧炭党人和江湖游民中有号召力的杨秀清，和与他结盟、兼祧当地萧、蒋两大姓且还是小有名气“僮子”（跳大神的）的萧朝贵，他们分别假托“天父”、“天兄”下凡，战胜其他“神明附体”者，夺取了拜上帝会的“神权”。

他们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在于争取到第三位同盟者的加入——洪秀全本人。

和其他“神明附体”者不同，杨秀清、萧朝贵在“天父天兄”附体时，不厌其烦、连篇累牍地为洪秀全的“上帝次子、天兄胞弟”身份背书，并对核心教众“诏明”洪秀全的“太平王”地位，这些正是洪秀全梦寐以求，却苦于找不到证据的，还有什么比“天父天兄”亲口证明自己是儿子、弟弟来得有说服力？而要获得这样的说服力，洪秀全就必须先认下这个“天父天兄”，也就是承认杨秀清、萧朝贵有代“天父天兄”传言的特权。

如此一来，“天王”和“天父天兄”就形成了连环套的证据链：“天父天兄”需要“天王”证明他们说的是“天父天兄”的话（儿子自然认得父亲和哥哥），而“天王”则需要“天父天兄”证明自己是“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双方彼此都需要对方这个“关键证人”。

问题在于，“天父天兄”一旦获得“授权”，就不会仅仅满足于做洪秀全的“证人”，而是力图做他和太平天国的主人。从1848年底至1856年，杨秀清、萧朝贵（1852年即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清咸丰二年死于长沙城外）不断通过“神权”攘夺本应属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军政主导权，这样一来，政教合一、“神人一体”的太平天国在1856年前真正的核心，不是“养在深宫人未识”的天王洪秀全，而是“清醒”时为人臣之首、“立在陛下”的左辅正军师东王，“入梦”时为天王“魂爷”、可以让洪秀全跪在自己面前的劝慰师、圣神风杨秀清。

杨秀清生前最后的头衔，是让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对中国晚清“西学”有深厚影响的名人）切齿不已并从太平天国同情者瞬间转为最激烈批评者的“禾乃师赎病主劝慰师圣神风”，外加早就拥有的左辅正军师，被一些研究者简称为“三师一主”。

在这“三师一主”中，左辅正军师是官职，“禾乃”不过是当时南中国社团文化中司空见惯的“拆字法”，洪秀全族弟洪仁玕1853年逃到香港后曾说，洪秀全等策动起义时编过“三八廿一、禾乃玉食、人坐一土，作尔民极”的隐语，这四句话前三句分别是洪、秀、全三个字的分拆，放在一起就是暗示“洪秀全要当天王”，可见早期这个“禾乃”是洪秀全而非杨秀清的“专利”，但两人名字中都有一个“秀”字，后来洪秀全将“禾乃”转让给杨秀清，自己转称“禾王”，虽然天王的“神圣属性”并未因这次专称转让而降低，但杨秀清的身价无疑因此又提高了。“劝慰师圣神风”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十一月廿日杨秀清借“天父下凡”杖责“儿子”洪秀全，两天后又以“贤臣贤弟”杨秀清本人的身份登殿劝慰安抚，洪秀全“感动”之余，借《新约全书》典故赏赐给杨秀清的新称号。

这两个称号在宗教界和国际间引发了轩然大波，尤其当1854年麦华陀-小包令和太平天国高层进行了“三十问五十答”的书面交锋并公诸于世后，更让一度普遍将太平天国当作“基督教运动”加以同情的西方传教士、媒体纷纷“粉转黑”，艾约瑟（Joseph Edkins，英国伦敦宣道会教士，第一部汉语官话《新旧约全书》主要译者之一）、丁韪良等有影响的英美传教士更直斥杨秀清“僭越”、“魔鬼附体”，杨秀清死讯传出后，丁韪良曾公开表示庆幸，认为尽管这将令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遭遇一时困难，却有助于他们在宗教上“回到正道”。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艾约瑟第三次赴天京，并和洪秀全进行不见面宗教辩论不欢而散前，许多传教士仍一厢情愿地认为，上帝教的“离经叛道”主要是杨秀清个人出于野心的篡改，和“对教义认识不足”所致，其主要论据，恰是杨秀清得意洋洋地占用、炫耀“劝慰师圣神风”六个字。

原来在晚清基督教汉语语汇中，这六个字是神圣的。

“劝慰师”又称“保惠师”，在当时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苏格兰新教传教士，首本全译本《新旧约全书》译者）、郭士利（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普鲁士传教士）译本《圣经》中是专指耶稣的。《新约.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中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十五章二十六节则说“但我要……差劝慰师来……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见证”。而“圣神风”则是“圣灵”的译法，在当时最流行的马礼逊版《圣经》和许多中文传教读物中屡见不鲜。也就是说，“劝慰师”是专指基督，而“圣神风”则是基督教“核心价值观”——三一神的第三个位格，杨秀清自称“劝慰师圣神风”，而“赎病主”的“代天赎病”又很容易让基督教徒一下就联想到耶稣的“十字架救赎”，简直是僭越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然而从留下的《天父下凡诏书》、《天父圣旨》等看，杨秀清对上帝教的理论既不精通，也不感兴趣，恐怕并不真正领会“三师一主”的微言大义，既然“无知”，也谈不上有意冒犯，成心“僭越”的毋宁说是洪秀全本人，因为他所接触的第一本基督教读物——梁发的《劝世良言》里，就把“圣神风”的含义解释得清清楚楚，而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年，清咸丰三年）起陆续出版的《新遗诏圣书》（《新约》），正是马礼逊本。

无论如何，杨秀清的死让一切都变得倾斜了。

首先，如前章所言，太平天国的实际军政事务是掌握在杨秀清、而非洪秀全手中的，在1856年之前，隶属于“朝内”即本应对洪秀全负责的朝官体系实际上成为一种“职称体系”，本应担负各部职能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丞相，和本应执掌军权的三十六个检点、七十二名指挥，实际上都被杨秀清“抓差”，去从事五花八门的工作，而他们原本的“部委行政职能”，却由东殿系统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行使，直属杨秀清的“东殿体系”人员充实，机构健全，功能完善，而隶属于天王的朝官体系却支离破碎，机构寥寥，责权不明。天京事变不仅杀死了杨秀清，也摧毁了整个东殿体系，这等于让太平天国自毁了心脏，出现巨大权力真空。

其次，“三师一主”和“天父下凡”固然让洪秀全感到难堪，但同时也是太平天国和洪秀全本人合法性、神圣性的最坚实基础，如果不承认杨秀清是“代天父传言”，不承认他说过的那些“天父传言”是真实的，则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地位就只能是虚假的（至少是可疑的）；相反，倘若杨秀清“代天父传言”仍然真实可靠，那么为什么要杀死他？他这个充满“天父”神性的煊赫人物，又如何会被这样轻易地杀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天父上主皇上帝”，此时此刻又在哪里？

死者已矣，仍然活着的天京事变主角们，此刻只能硬着头皮一步步走下去，因为他们实在也顾不得太多了。

由于清方记载颇多猜测，所谓“中立”的三篇外国人报道又都出自“肯能”这同一个信口开河者的来源，因此天京事变发生后几天内，天京城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今已不得而知。有些记载称“天京城内巷战月余”，一方为杨秀清爱将傅学贤，另一方为北王韦昌辉部属，从德兴阿等人奏报看，似乎不能成立，因为当时已是热兵器时代，城内如此规模的混战，近在观音门的清军不可能充耳不闻枪炮声，且水上浮尸“结连捆缚”，显然是处死而非战死。同样，洪秀全杖责韦昌辉招东殿余众“聚观”，韦昌辉趁机发动大屠杀的说法固然精彩，恐怕也未必能成立，因为洪秀全是不会轻易让这么多危险的“闲杂人等”，进入他视为禁脔的“金龙城”的。

不过有记载称，洪秀全主张少杀，称“上帝有好生之德”，还对韦昌辉说“尔我非东王不得至此”，这很可能是洪秀全的心里话——活着的杨秀清固然令他难堪，一旦死去，他却也会觉得怅然若失，甚至不知所措，先后隶属于韦昌辉、石达开，当时近在金坛、丹阳一带的李秀成，回忆说原本的密谋，就只打算杀死杨秀清、杨辅清、杨元清三人，也可作为旁证。

然而此时恐怖的车轮业已高速转动，洪秀全纵然想踩急刹车，这辆顺坡疾驰而下的失控之车，也是没办法一下子停下了。

长期受杨秀清欺凌、压制的韦昌辉一旦掀翻杨秀清这座大山，便突然激发出疯狂和野心，他不仅借“剿除东党”的口实大肆诛除异己，还竭尽全力地去填补因杨秀清消失而“留白”的政治权力真空，从而令洪秀全很快感到芒刺在背。

此时洪秀全只能指望另一个同盟者——石达开的制衡作用。不论石达开是否参与过诛杀杨秀清的密谋，对于洪秀全的处境都是同情的，诛杨期间，他一直在湖北、江西和安徽前线与清军作战，双手没有沾自己人的血。得知韦昌辉大开杀戒，他于丙辰六年八月廿日（1856年9月26日，清咸丰六年八月廿八日）只带了曾锦谦、张遂谋两人匆忙赶回天京劝阻，很显然，他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事件回归到“只杀杨秀清兄弟三人”的可控轨道中。

很显然，洪秀全，甚至秦日纲、陈承镕都会赞成石达开的意见，但韦昌辉却不可能赞成：虽然真正的“主谋”是洪秀全，但跳到前台的是他韦昌辉，如果不能趁势独揽大权，自己就随时可能成为被抛出为事件后果负责的牺牲品，这个道理他是懂的，更何况，恐怕这时在他看来，也的确是成为“第二个杨秀清”的大好机会吧。

就这样，韦昌辉向“和事老”石达开悄无声息地伸出了屠刀，得到风声的石达开仓促间只能带着曾锦谦、张遂谋缒城逃走，全家都死于韦昌辉刀下。

此时据目击者称，太平天国以天王名义发布针对石达开的通缉令，有能抓捕者封丞相，赏金两千两，这恐怕是韦昌辉假借洪秀全名义所发，因为后者当然不希望韦昌辉一家独大，且在当时情况下，也不可能越过飞扬跋扈的韦昌辉去发布什么诏令。

韦昌辉让秦日纲带兵追赶石达开，所带的兵，似乎仍是原本在句容县境闭门“静坐”的陈玉成、李秀成、陈仕章、涂振兴、周胜富部，不过秦日纲只追到安徽境内的西梁山就停下脚步，一面和石达开暗中通信，一面转而进攻清军控制的城池。

秦日纲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他是贵县人，和石达开是同乡且早有交情，和韦昌辉反倒没什么历史瓜葛，参与诛杨一方面出于对杨秀清的恐惧、怨恨，另一方面也是忠诚于洪秀全、惟天王之命是从所致，他在事件中态度的变化，恰是洪秀全态度变化的晴雨表：杨秀清被杀时他一马当先，表明当时洪对诛杨是积极的；追击石达开时他却心猿意马，浅尝辄止，既不穷追到底也不回天京向韦昌辉复命，表明此时在洪秀全的心目中，对自己最大的威胁已不是被悬赏缉拿的石达开，而是近在天京城南中正街北王府内的韦昌辉。

当然，韦昌辉此时也因树敌过多、集谤于一身而自感芒刺在背，他不敢出天京城去追杀石达开，而是小心翼翼地提防着来自一切可能方向的暗算——当然，也包括洪秀全。

这时逃到安庆的石达开已打起“靖难”的旗号，把天京事变的责任全部推在韦昌辉、秦日纲、陈承镕三人身上，并喊出“为东王复仇”口号，成功地将流离失所、不知所从的东殿部众集中在自己麾下。不管他本人是否曾参与过诛杨密议，此刻的立场都显得无可挑剔，而回避指责洪秀全，又为下一步的“好戏”留足了想象的空间。

心领神会的洪秀全很快就开始和石达开频繁秘密信使往来，并暗中疏通、联络其他在京官员，让他们站到自己、而非韦昌辉一边。

这个工作进行得异常顺利，道理很简单，首先，“君臣名分”本就是洪秀全最得力的武器之一；其次，韦昌辉徒有昔日杨秀清的做派，却既无其积累的威望，也无其让人既敬且畏的能力，更不具备杨秀清的“神权”和庞大人事网，诛杨时的大小帮手，绝大多数意在“勤王”即效忠洪秀全，同时发泄对杨的不满，如今见“北虐”更甚于“东虐”，而天王态度又变，他们焉有不跟着变之理？

由于宁国府被围，率军东下“靖难”的石达开暂且转而对付围城的清军，放缓了讨伐韦昌辉的节奏，但或许这种“引而不发跃如也”的姿态，反倒令韦昌辉感到更加坐立不安，他更加疯狂地向一切威胁开战，而各种各样对他不利的谣言，却偏偏在天京城内外、在太平军中不胫而走，越传越多。

他不是傻子，当然会很快怀疑，这些谣言很可能恰是受天王府怂恿、甚至就是天王府所炮制的，这不免让他既恼怒又恐惧。

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九月廿七日（1856年11月4日，清咸丰六年十月七日），韦昌辉听到流言蜚语，说石达开已潜入天王府，和洪秀全密谋，急忙带兵包围天王府“要人”，见对方不予理睬便下令攻城。守卫天王府的女官殊死抵抗，双方相持半日，天王府外墙“太阳城”上，忽然飘扬起石达开黄心蓝边的旗帜（洪秀全旗帜纯黄色，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都为黄心镶边旗帜，分别镶绿、白、红、黑、蓝边），韦昌辉误以为石达开果然与洪秀全合谋，且已潜入天王府督战，大惊失色，麾下兵将既怕天王治罪，又一向敬畏石达开的善战，在对方喊杀声中一哄而散。

事实上此时天王府内仍只有女官，充其量有少数同情天王的朝官及其部众，石达开要到四天后才南渡长江，取道池州、青阳、太平入泾县，再度发动“靖难”之役，这些翼王旗帜显然是洪秀全偷偷准备用以出奇制胜的，当然，这也表明他和石达开间确实建立起某种默契。

韦昌辉兵败的消息不胫而走，洪秀全又下诏缉拿，天京城里原本敢怒不敢言的文武将官纷纷加入了搜捕行列，众叛亲离的韦昌辉更换装束，试图混出城去，却在街棚被巡逻兵抓获杀死，他的肢体被切成两寸见方的小块，挂在城内各处木棚示众，旁边竖起木牌——北奸肉，只许看，不许取，头颅则被装入木匣，送往石达开军前。洪秀全下诏，招石达开入京辅政。

然而石达开得到韦昌辉已死的消息，却停在宁国，以“解围”为借口按兵不动，迟迟不肯入京辅政。

很显然，接二连三发生的变故，已让这位年轻的太平天国名将心生忌惮，惩于杨秀清、韦昌辉的前车之鉴，他不敢贸然进京，而宁愿呆在遍布翼殿部众、进退自如的安徽。

洪秀全很快意识到，自己必须表现出更多“不疑”的诚意，才能安抚失去大部分亲人、对自己已有防范之心的石达开。丙辰六年十月廿二日（1856年11月28日，清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一日），秦日纲、陈承镕被洪秀全处决，而在此之前，原由秦日纲指挥的陈玉成等部，已参加了石达开指挥的宁国之战。

洪秀全的这一招暂时打消了石达开的疑虑，就在此前后，他在满朝文武的欢呼声中进入天京，接受了“圣神电通军主将”的新职位，成为太平天国新的辅政首脑。

近八年后在囚笼中写供词的李秀成，在回忆到这件往事时用了“合朝欢悦”四个字，当时许多中立人士也认为，洪秀全和石达开是这场持续数月血腥变故的赢家，他们倘能和衷共济，太平天国未必不能因祸得福，整个中国内战的走势，依然未见定数。

从1856年9月2日杨秀清被杀至11月28日秦日纲、陈承镕被处死，天京城里的血汨汨流淌了两个月零二十六天，一度达到“江为之赤”的地步，而且，血还在流，一切并非真的结束了。

此时此刻最幸运的，或许是在天京事变前夕病故于祖籍江西临江、在太平天国首脑核心中忝列最后一位的护天豫胡以晄——戎马倥偬的乱世，居然能叶落归根，葬于祖先生息繁衍之地，本就是格外的幸事，且无巧不巧的逝世时间，又让他只听闻“天兵”扫荡“天京城外残妖”的捷报，而未目睹手足蹀血、骨肉相残的悲惨一幕。

胡以晄死得其所、死得其时，而此时此刻仍然活着的人，却仍要努力走完1856年剩下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