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新四军借条”真伪之争一波未平，湖南又传出贺龙签名盖章之“八路军借条”被“发现”的“特大新闻”。

说这借条是假吧，已有一串“证明”、“鉴定”为之“背书”，甚至还有“贺龙旧部”言之凿凿的旁证，说当年的确有“贺龙部队”进入湖南邵阳，这份借条或许是贺龙部下所开。

说这借条是真吧，稍有历史和文物常识者恐怕很难说服自己，因为这张借条上疑点之多，到了不忍卒读的地步：确如某些“背书”者所言，当年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一部曾以“第十八集团军南下第一支队”名义南进，但由于长江以南的特殊性质，为避免授人口实，这支部队于1945年3月初自鄂南转入湘北时，已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通俗说，就是为统战需要尽可能掩饰自己八路军、贺龙部身份，怎会在给民间土著开借条时“实话实说”——且即便“实话实说”也该写“十八集团军”的正规抬头么；当时抗战尚未胜利，中共甚至直到抗战胜利后也只敢想到在联合政府中占据有力地位，即便有“打江山”想法也只会局限在党内、军内，这种开给地方人士的字据理应“名正言顺”，怎会不署民国年号？当时的“国家统一”、“中央政府”则只能是国民政府；至于“小钱”和“贯”，当时币制紊乱，地方辅币用“串”（即俗称的“贯”）为单位不足为奇，但“小钱”却是专指圆形方孔的制钱，当时早已停用。

仅仅以“当年知情人证实”为旁证，是很难辨别真伪的，因为时过境迁，“知情人”并非经办人或目击者，所能提供的不过是“当年的确有三五九旅南下”之类“证据”，且一些旁证者还容易牵扯进复杂的人事、系统或利益纠葛；用“纸是当年纸”之类去证真伪更不足为训——用旧纸旧墨造伪，是早在清代伪造宋版书时就熟烂的套路了。

客观地说，漫长内战史的确造就了“借条”这件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建国后也曾为此专门组织了多次大规模兑现，其中最后一次发生在改革开放前期，当时已无政策顾虑，可以说，大多数“借条”业已圆满兑现。如今突然层出不穷的“借条”，其中鱼龙混杂，有真有伪，且伪、疑品为数不少，这已是社会上普遍认同的观点了。

问题是，如何“兑现”这些层出不穷、真伪羼杂的“八路军借条”。

办法只有一个：先辨伪，再“兑现”。

要辨伪，就必须剔除关联利益方（如可能因“国家一级文物”的发现而受益的地方、团体和个人等，和囿于地方、团体利益或“拿钱就盖章”而轻率出证明的某些“专家单位”等），避免“杂音”和不专业声音（如急于爆料却缺乏相关知识的媒体）的影响，让专业、中立、负责人的机构进行独立、公正的鉴定，开具证明，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辨伪后倘若“借条”为真，有关部门理应切实承担历史责任，和持有方友好协商，公平合理地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倘“借条”为伪，有关部门同样应有所作为，彻查造伪者的造伪链条、动机，并“兑现”法律条款，让肇事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相关媒体也应承担起相应责任，既帮助“真债主”获得理应获得的偿还，也让“假债主”付出应付的代价，从而避免“财富示范效应”下出现众多“赌一把”的“借条模仿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