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诚信应从娃娃抓起

几天前，“国学奇才”、陕西考生孙见坤因高考成绩离投档线差6分，被陕西省招办拒绝投档的新闻被炒到火热。

先是某些媒体报道称，孙见坤“10年内读了2000本古籍”，被某些人认为是“才能卓绝”的铁证，却被怀疑者指出，如此平均每年要读200本古籍，1天多就要读一本，果真如此，不啻囫囵吞枣；倘非如此，不免欺世盗名，引发激烈争论。紧接着，部分媒体称，复旦8教授求情，陕招办不放人，支持孙见坤者认为应不拘一格录用偏才，反对者认为公平是大学入学选拔的前提和基础，孙见坤是比“破格”线低6分，若和复旦标准投档线相比，低了不止6分，且号称“国学偏才”的他，居然连国学的基础语文也“考得不理想”，如此“偏才”，如果再破格等于失格，是对其它人的不公，更是对高考制度的颠覆。

当绝大多数舆论、公众开始认同“公正性最重要”的标准，认为陕招办做法有理、孙见坤应端正心态重新投入学习时，形势忽然急转直下：孙见坤在博客上发布“讨伐”陕招办的“檄文”，宣称“就我在国学上的水平而言，绝非是寻常泛泛之辈两三年可以达到的，没有天纵之才，不下十年之功是得不来的”、“千载之后，我会是配享文庙的国学大师，而你们，却难逃那如椽的春秋史笔”，引来几家媒体争相报道，但很快，质疑者从博客中发布的诗文中，发现孙的古文基本功奇差，所写诗词不但不符合格律，甚至根本不押韵；所写古文前面说“风雨如晦”（下雨，天黑得跟夜里一样），后面说“斜晖挂林”（夕阳西下，树林上空一片通红），自相矛盾。甚至他的“《祭----纪念国父逝世八十五周年》”居然通篇生吞活剥台湾秦孝仪祭奠蒋介石的“蒋公纪念歌”，不仅学识上谈不上“国学奇才”，且小小年纪涉嫌抄袭，其诚信也大可质疑。如今大多数曾力挺“国学奇才”的新闻界、评论界人物都选择了沉默或者“倒戈”，复旦的“八教授”也公开表态，声称“从未称孙见坤为国学奇才”，也没有向陕招办要人，因为“不符合公平原则”。

事到于此，真相已近乎大白，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也趋于统一，人们所不理解的事，孙见坤明明是个资质平庸的普通考生，何以就能被包装成“国学奇才”，自己也自居不疑？他在高考受挫后，何以敢于“剑走偏锋”，试图利用媒体影响和人们对“奇才”的同情心作孤注之搏？这件事孙见坤其实在学术诚信问题上犯了双重错误：抄袭是一重，虚张声势、以千载之后的“配享文庙国学大师自居”是第二重，就他一个年仅19岁、刚刚成年的考生而言，这未免过于夸张。

更耐人寻味的是，“国学奇才”并非是孤例。就在孙见坤事件基本水落石出的同日，另一位已经被某大学录取的“国学奇才”又被一些媒体隆重推出，这位因在高考考卷上以文言文作文一举成名的少年，被录取他的大学委以“用文言作校史”的重任。热闹之余，不少质疑者已经指出，其高考作文“不符合文言文的基本要求”，更有明眼人对媒体宣传文章中的某些硬伤指指点点，如文章中说该少年书橱里有“厚厚两本《中庸》”，殊不知《中庸》原本是《礼记》中的一篇，篇幅极短，目前通用的朱熹集注版《中庸》，全书仅仅19页，因为实在太薄，不得不和《大学》、《论语》合为一篇，如何可能有“厚厚两本”？

应该说，这类层出不穷的，发生在高考考生身上的国学“学术造假”，考生背后的推手、某些不负责任的高校教授、学者，以及个别存在片面炒作意识的媒体，应该负较多的责任，但毋庸置疑的是，考生本人的“积极主动”是问题的核心。那么，何以会有这么多本应天真纯洁的弱冠少年，却选择了在国学领域弄虚作假的道路？

不难看出，这些孩子之所以如此，为的无非名、利二字，所谓名，是“国学奇才”、“天才少年”的光环，所谓利，则是名牌高校破格录用、就业市场一路绿灯的实惠。

前文提到的孙见坤最终功亏一篑，成为赌局的失败者，但另一位在高考考场上写文言文的“奇才”却至少暂时仍是赢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近年来，高考中类似的“国学冒险”层出不穷，从文言作文到“古风长卷”，从小篆书卷到“甲骨文答题”，一个比一个离奇，尽管他们的做法、他们的国学水平，不断受到质疑，但他们中的不少人却“一击得中”，最终达到了他们“跳龙门”的“战役企图”。

当然，这些“国学冒险”者未必都没有国学功底和古文、古文字造诣，问题是按照高考的规矩，他们都是犯规者：一些“文言作文”被批了满分，阅卷者声称“看不太懂”，而自古至今，高考作文的最基本要求，就是文从字顺，一目了然，如果真的“看不太懂”，照理应该是不及格；从隋唐始行科举起，就要求用小楷答题，而恢复高考后，高考规则中也明文规定，文字应清晰、易辨认，不能潦草或写异体字、别字，使用小篆、甲骨文（姑不论真假）答题，如果按照场规严格执法，理应一分不得。

如果相关把关者能够严格照规则行事，“国学冒险”者每次冒险都以碰到头破血流收场，后来者就会互相提醒，引以为戒，不敢作此念想；偏偏近几年来，舆论、媒体每每大篇幅正面宣传这些“国学奇才”的“先进事迹”，看不懂的作文可以当范文、得满分，达不到分数线可以通融，实在不行可以“破格”，冒险者凭借犯规和被夸大了的“国学天分”如愿以偿，志得意满，他们冒险的成功，自然会激励更多后来者起而效尤。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冒险者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笔者的高中老师曾担任某南方大城市语文阅卷组长，有一次笔者回乡探亲，对他抱怨某篇很生涩的文言作文在该市高考中拿满分，很不应该，他苦笑一声说“你知道今年有多少同样的文言作文被照章打零分么”。但媒体、相关学校和当事人有意无意地取舍性包装、宣传，却让外界和学弟学妹们只看到“中大奖的”，看不到输光赌注的，只看到“盈利空间”，看不到冒险风险，前仆后继，何足为奇？

可见，国学冒险者自身的投机、侥幸心理，是他们小小年纪就罔顾学术诚信的心理基础，“前辈”的成功榜样，给了他们更多的鼓励和勇气，而部分媒体、学校、用人单位和社会名流或有意、或无意对这类“剑走偏锋”的欣赏、扶植、宣传、鼓励，为这股不正常的风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今中国，学术造假风泛滥，学术诚信受到公众和社会越来越大的质疑，扭转这一风气和局面，原本就是很不容易的事，如今，这股造假风居然影响到中学生、高考生，倘不加以扭转，学术诚信岂不是要从根烂起？

如果第一篇文言作文、第一张小篆答卷出现在阅卷老师案前时，老师能压抑一下对“奇才”的怜惜，公事公办地给予应有的低分、零分，如果媒体、舆论、名流、学府，都能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对待这些国学冒险者，不让他们因这种学术投机行为，获得他们所不应获得的、超越其他人的特殊待遇，近几年高考层出不穷的“国学投机”，就不会变本加厉。已往不谏，来者可追，陕西招办在孙见坤事件中坚持规则，开了个好头，如果从今往后，国学冒险者的投机行为都能得到规则的约束，就可以让后来者意识到，这种冒险、投机，风险远大于收益，意识到学术诚信的重要性，意识到与其“剑走偏锋”不如练好“童子功”，久而久之，就有望扭转“学术诚信问题低龄化”的、令人忧虑的现状。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许多事都要从娃娃抓起，学术诚信也绝不应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