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萨克与“普京的马鞭”

“第八个是铜像”

3月22日，俄罗斯圣彼得堡涅夫斯基新闻社等媒体报道称，圣彼得堡哥萨克议会宣称，鉴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丰功伟绩”，将在圣彼得堡为普京建造一座青铜胸像，当地哥萨克首领安德烈.普利亚科夫称，普京是“一位配得上活着得到这一荣誉的男人”。

据称这尊雕像由帕维尔.戈尔什科夫设计，形象为身着罗马紫色宽袍、头戴罗马桂冠的古罗马皇帝造型，戈尔什科夫表示，这是在花费一年时间，斟酌考虑了许多其它造型方案后定下的。

熟悉“哥萨克逻辑”的人恐怕一眼就能看出这种说法不过“外交辞令”——事实恐怕是这种“罗马皇帝风格”从一开始就被确定了。

哥萨克原本是在钦察汗国时代为反抗汗国强加义务而结成军事自治团体的游牧集群，并在整个帝俄时代成为沙俄骑兵的中坚和骨干，尽管哥萨克人被认为是“混血”，民族成分复杂，进入近代后一直不被承认为独立民族，但许多哥萨克团体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仍本能地将俄罗斯和俄罗斯强势领袖当成自己的“共主”。

由于哥萨克是在游牧和征战中所形成的军事化组织，长期以来给人的印象，都是“粗线条”、“直肠子”，敢于直言不讳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且不惮于强加于人。他们以“俄罗斯的马鞭”自居，竭力表现出“忠君爱国”的形象，并且崇尚强权和武力，带有浓厚的帝王思想。

许多人都知道，沙皇的称号始于伊凡雷帝，其由来则是因信奉东正教，借拜占庭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所灭、东正教的皇帝从此“缺席”的机会，为自己所加的冠冕，以示自己的帝位系“根红苗正”，且不仅有权统治俄罗斯，更有权管辖所有信奉东正教或曾经属于横跨欧亚非三洲的拜占庭帝国故土。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许多制度、规则和风俗沿袭罗马，拜占庭也自称“第二罗马”，而沙俄称帝后更将莫斯科自封为“第三罗马”，以强调沙皇的“高贵血统”。圣彼得堡是彼得大帝一手创立的新都城，是沙俄强盛的象征，在圣彼得堡为“新沙皇”建造“丰碑”，策划者又是“俄罗斯的马鞭”，不塑造成身穿紫宽袍、头戴桂冠的罗马皇帝形象，还能塑造成什么？

在历史上，哥萨克形成于当时属于俄罗斯边疆和“域外”的顿河、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后来又迁徙到黑海、里海流域，并随着征战向东、南扩张，东至西伯利亚和日本海沿岸，南至伊朗境内，由于其“马鞭”的传统，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朝廷”，哥萨克团体的活动能量并不算突出，“献铜像”这等“细活”也并非这些武夫之所长，“马鞭”最擅长的仍然是“马鞭”的工作，而哥萨克同样是普京的“马鞭”之一。

普京的“马鞭”

黑海之滨和顿河流域是哥萨克的发源地和历史上最集中、最活跃的地带，苏联解体后这一带大多划给乌克兰，当地许多哥萨克团体也因此成了乌克兰人。尽管如此，许多哥萨克团体仍以“俄罗斯马鞭”自居，成为乌克兰政治进程中一系列亲俄行动的骨干。

众所周知，乌克兰境内生活着许多俄罗斯人，他们大多居住在克里米亚半岛和东乌克兰地区，而乌克兰哥萨克团体却不同，它们是“大分散、小聚居”，广泛散布在乌克兰全境，甚至在乌克兰人居多的西乌克兰地区更多。

之所以如此和哥萨克的传统有关：作为拖家带口、兵牧合一的军事团体，哥萨克自沙俄时代起就被习惯性地指定防区，且防区多在边境一带，沙俄时代的十二个哥萨克骑兵师有好几个的防区正在西乌克兰地区，这些骑兵师的番号、军服甚至被沿用到斯大林时代（朱可夫就曾担任过沿用哥萨克旧番号、军服和防区的顿河哥萨克第四骑兵师师长）。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顿河哥萨克坚定地站在亲俄派一边，这不仅因为其传统和信仰，也因为他们大多处于“敌后”，比乌克兰俄罗斯族有更现实的危机感。也正由于他们处于“敌后”，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干扰乌克兰人后方、使之无法全力对付克里米亚和东乌的作用，如去年4月中旬，乌克兰哥萨克团体“敖德萨哥萨克”突然宣布独立，打了这个乌克兰民族主义大本营一个冷不防，在很大程度上为克里米亚“回归”和东乌亲俄派起事，争取到了最宝贵的时间。可以说，在确保克里米亚“胜利果实”和东乌“既成事实”方面，哥萨克的确帮了普京的大忙。

在东乌危机中，那些亲俄的“不明身份”武装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些人在短时间内控制了整个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驱逐了当地乌克兰驻军。而在东乌战事中，许多“志愿者”的加入又让亲俄武装战斗力大增。许多线索都指出，这些被戏称为“小绿人”、“小黑人”的“不明身份武装”，许多骨干都是来自前苏联各地的哥萨克。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维克托.沃达拉茨基正是“俄罗斯及海外哥萨克力量联盟”第一主席，去年7月东乌战事正酣时他公开承认，哥萨克团体积极参与了在乌克兰境内的“支援参战”活动，投入的武装人员总数达数千人。

许多消息来源称，哥萨克团体卷入这些“普京的战争”由来已久，早在普京发动车臣战争，推翻当地分离主义政权之际，哥萨克人就作为车臣亲俄军阀卡德罗夫的“志愿兵”参战并发挥了骨干作用。漫长的车臣内战导致哥萨克人大量伤亡，却也成了当代哥萨克的“练兵场”，大批富有实战经验的哥萨克武装分子此后相继以“志愿兵”、“雇佣兵”身份活跃在南奥塞梯、阿布哈兹和德涅斯特河沿岸，继续扮演着“俄罗斯马鞭”的功能。

做普京不便直接做的事

沙俄时代的哥萨克经常做一些沙俄自己不便或无暇直接做的事，如远征西伯利亚、吞并中亚诸汗国，以及利用俄罗斯哥萨克和里海哥萨克的“亲戚关系”干预伊朗内政等。如今的哥萨克也经常做一些普京身为俄罗斯总统所不便直接做的事。毕竟在当今国际法完善的时代，这种“不便做的事”对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而言，比当年的沙皇要多得多。

在武装干涉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问题上，普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唱着“俄罗斯在乌克兰没有一兵一卒”的高调，而沃达拉茨基却几次三番炫耀哥萨克的参与，这实际上是“一石二鸟”：作为俄官方，可以“哥萨克不是俄罗斯政府武装、他们中许多人不是俄罗斯人”为由撇清责任；作为现实主义者，普京实际上向冲突地区增了兵，且对手一方面有苦说不出，另一方面却又能现实感受到“普京之鞭”的威慑力。很显然，在南奥塞梯、阿布哈兹等前苏联地区的武装冲突中，普京也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采用过相同模式，以达到既收获“开疆拓土”实惠、又回避“侵略主权国家”责任的双重功效。

此次“铜像事件”虽与战斗无关，但实际上也起到“做普京不便直接做的事”的作用：普京希望凸显自己的声望和权威，但终究不便给自己塑铜像，更不合适以帝王自居，由普利亚科夫和圣彼得堡哥萨克团体发起和提出，就显得自然和主动得多了——如果“应天顺人”不妨顺水推舟，倘反对声浪太大则可推说是哥萨克人的一厢情愿，自己本来并不赞成云云。

“塑自己的像”

如今自称俄罗斯哥萨克人的哥萨克在前苏联范围内至少有700万，散则不多，聚则不少，且由于前述“戍边分防”的历史，大多处在敏感的战略要点和争议地区，对于渴望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和在前苏联、东欧地区影响力的普京而言，自然是一根得力的“马鞭”——何况还有“做自己不便直接做的事”这一“特殊功能”呢？

2005年，普京提出《关于俄罗斯哥萨克人的国家义务》法案，这对于哥萨克人而言是一个福音，意味着在新时代里哥萨克这个特殊的“自由”（哥萨克是突厥语“自由”的意思）团体仍可合法保留自己的特色——这当然也意味着自己的特殊利益。但法案是“义务法”而非“权利法”，这同时表明，哥萨克必须继续充当俄罗斯和普京的“马鞭”，尽哥萨克对俄罗斯和俄罗斯君王的传统义务，才能获得相应的“自由”。哥萨克团体在随后“普京的战争”中如此卖力，奥妙正在于此。

不过普京很注意和哥萨克团体保持适当距离，不论沃达拉茨基在东乌、克里米亚问题上的炫耀，还是圣彼得堡的“铜像事件”，都几乎听不到克里姆林宫的直接评价，就更不用说褒扬了。这固然主要因为哥萨克做的，都是自己不便直接做的事，需要避瓜田李下之嫌，也因为哥萨克团体历史上就有桀骜不驯、我行我素的传统，帮过俄罗斯和沙皇不少忙，也捅过不少漏子，如在俄罗斯出现两个权威时会莫衷一是（十月革命后顿河哥萨克分裂，分别支持红军和白军），流落到外国后也可能依附其它强权（如部分里海哥萨克就成为波斯王室的军队骨干），适当保持“安全距离”也是必要的。

至于哥萨克团体，他们亲俄、推崇俄罗斯强势领导人，一方面是传统使然，另一方面也是现实利益考量。即以此次“铜像”事件为例，他们高调塑造的，又何尝只是普京的铜像——浓厚的帝俄风格无异于歌颂哥萨克“忠君报国”的“光辉历史”，而圣彼得堡哥萨克团体所宣称造像理由是“收复克里米亚”，则大有暗示“这是我们哥萨克的功劳”之意——说到底，哥萨克人既是在为普京塑像，又何尝不是在“塑自己的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