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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3.13”事件:欲求真相 先拨迷雾   

 

缅甸“3.13”事件:欲求真相 先拨迷雾

 

3月13日,缅甸军机在和缅北地方武装发生冲突过程中多次越境进入中国境内,并投掷炸弹,导致中国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孟定镇河外大水桑村和平居民4人死亡,9人受伤,引发中国民众极大愤慨,和国内外舆论舆情的广泛关注。

 

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

 

“3.13”事件的背景,是缅甸联邦政府和缅北地方势力间矛盾的激化,和由此引发的武装冲突。

缅甸联邦面积676580平方公里,人口约2500万,其中60%为缅族,主要居住在原称“缅甸本土”的7个省,而西北、东北和北部山区的7个邦,则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其中仅被列入法定少数民族的就多达134个,较大的有掸族(占人口10%,中国称傣族)、克伦族(7%)、孟族、钦族、克耶族(原称克伦尼族,如今一部分克耶人仍沿用旧称)、克钦族(中国称景颇族)、若开族、阿卡族、佤族、果敢族(土生缅甸汉族)等等,此外,还有华人(3%)、印度人和孟加拉人,人口虽然不少,却不被承认为法定少数民族。

由于历史原因,7个邦的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数曾长期处于相对独立的土邦主统治下,有些还跨境居住,如最大的邦掸邦,其民族掸族是泰国的主体民族,若开族分布在缅甸、印度和孟加拉三国,克耶族和克伦族都是跨缅、泰两国居住,而佤族、克钦族则在中、缅、泰、印都有分布。

在这些邦中,掸邦、克钦邦、钦邦在英国殖民时期为英国直属保护地,而其它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则或为英属印度领地、或为英国租借他国的租借地。1947年2月12日,掸邦、克钦邦和钦邦签署彬龙协议(Panglong Agreement),决定联合寻求独立,并于1948年1月4日获得成功。根据1947年9月24日通过的《缅甸联邦宪法》,10年后掸邦和克伦尼邦有权决定本邦在缅甸联邦的去留,但1958年奈温上台后搁置了这项权力,引起两邦与缅甸政府旷日持久的矛盾和争端,1962年《缅甸联邦宪法》被废除,各邦纷纷为自主权开始与缅军对抗甚至交战,其中的克耶族更早在1948年、缅甸联邦成立当年,就开始和缅甸政府对立。

更麻烦的是,这些邦本身也并非铁板一块,如掸邦,1922年在英国统治下成立时,就是包括33个邦的联邦,其中21个掸族邦、7个德努族邦、2个巴欧族邦,和布朗族、巴东族和果敢族(当时称云南府人)各一个邦,后来还将佤邦划入,这些小邦事实上都是世代相传的土司,和缅甸本土的纽带关系十分脆弱。

这里不仅有民族矛盾,更曾存在激烈的政治、经济斗争。

50年代初,中国国民党第8、第26军李弥、余程万军残部逃入缅北掸邦地区,并在缅泰边界长期盘踞;60年代中,缅共展开反对奈温政权的游击战,其主力集中在掸邦和克钦邦境内;此外,缅北地处贩毒中心“金三角”,一些毒枭利用这里的乱局,建立了武装贩毒集团,这些集团有的和民族部落武装或国民党残部有关系(如前“毒王”坤沙的掸邦军),有的系缅共系统,还有的则和缅甸政府关系亲密(如前果敢的“贩毒教父”罗星汉)。

历届缅甸政府对缅北地方武装都采取打和拉的两手,试图加强中央对这些桀骜不驯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昂山和吴努曾依靠掸邦、克钦邦和钦邦的支持,洗刷了二战中与日本军队合作的污点,赢得了国家独立,但独立后昂山一方面试图推行“缅甸化”政策,推广缅甸语教学、规定小乘佛教为国教,引发少数民族的反感与抵制,另一方面却又对少数民族武装妥协让步,以换取形式上的国家统一。奈温利用各派的不满推翻吴努建立军政权,在执政期间建立了“7邦7省”的现行联邦架构,在政治上对少数民族给予一定妥协(如废除吴努基于佛教理论禁止宰牛吃牛肉的禁令),却又利用各族各派武装的内部矛盾,拉一派打一派,以图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力量,如果敢的杨氏土司就被同为果敢族、亲奈温的罗星汉消灭,而坤沙部队先被挑动参加剿共,缅共武装基本瓦解后,又被原缅共系的佤邦联合军在政府的暗助下消灭。这种“以夷制夷”的做法固然从形式上稳定了缅甸版图,却让原本的一团乱麻变得乱上加乱,各种矛盾固结不散,成为政治解决缅北问题的重大隐患。

1988年缅甸爆发“四八革命”,一些缅北少数民族武装集团附和了反奈温的呼声,被认为对推翻奈温政权起到重大作用。奈温下台后,以丹瑞为首的“国家恢复与发展秩序委员会(SLORC)”——后改称“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SPDC)”政权继续对缅北各军事割据势力实行“打”和“拉”的两手,一方面利用各派矛盾,进行武力镇压,另一方面以保证政治和军事自决权为代价,换取这些组织与缅甸当局达成和议,这些被称作“和平组织”的团体接受缅甸中央的编制和领导,但在割据区域内仍保持行政、军事的很大独立性,其中较大的地域被称为“特区”,共有12个,此外还有一些半自治和准自治地方。

1990年缅甸实行大选,结果在缅甸本土,昂山素季的全国民主联盟(NLD)获胜,而在缅北各少数民族地区,当地“和平组织”纷纷取得地方性胜利,当丹瑞政权否定大选结果后,各“和平组织”鉴于权力不被承认,纷纷表示不满,为安抚这些地方实力派,丹瑞政府于1993年宣布召开制宪会议,邀请各族和各“和平组织”代表与会,但1996年3月因分歧严重而休会。2004年5月17日,休会8年多的制宪会议重开,宣布推动2003年8月政府制订的7点“民主路线图”,一些“和平组织”在缅甸政府的争取下支持路线图,另一些则与反对党结盟,对路线图表示抵制或保留。2008年2月9日,缅甸当局宣布同年5月举行新宪法公决,2010年根据新宪法组织多党制大选,但要害部门和重要权力仍保留在军方手中,对此,“和平团体”也意见不一。

2008年5月26日,缅甸政府宣布新宪法公决获通过,2010年大选将在新宪法基础上组织进行。由于在国际社会陷于孤立,且部分“和平组织”与被压制的反对党NLD和掸邦众民族民主联盟(SNLD,掸邦第一大党,缅甸第三大党和第二大反对党)关系密切,惟恐大选受到干扰的缅甸政府加紧了对各“和平组织”和特区的施压,要求它们将各自武装统一置于缅甸边防军指挥下,并组建政党参加大选,对此,各特区反应不一,但大多数态度保留,不愿放弃自治地位。

此次事件的导火索,是缅甸联邦军队占据克钦邦第二特区(Kachin State Special Region 2,控制势力为“克钦独立组织”和“克钦独立军”(KIO和KIA))的财源——怕敢玉石矿,引发缅北11个地方势力“唇亡齿寒”、“兔死狐悲”的连锁反应,去年底、今年初,在2009年“8.8事件”中被赶下台的前果敢特区领导人彭家声率其武装“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MNDAA)卷土重来,在南庄一带和缅军频繁冲突。2月初,MNDAA突袭果敢特区首府老街,导致冲突升级,缅军调集重兵、出动空军大举围剿,而果敢方则宣称有多家“盟军”卷入(被各种消息源声称卷入的包括若开民族团结党NSP、克钦独立组织、克钦新民主军NDA-K,甚至缅北地方势力中最强大的联合佤邦团结军UWSA,但这些消息真真假假甚至自相矛盾,不能完全采信),自2月至今战事处于拉锯、胶着状态,由于中缅边界山水相连、犬牙交互,而许多战场恰处于边界附近缅方一侧,在交战双方战术素养都很低劣的情况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也就成为可能,这种问题在以往类似情况下也曾多次发生。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刻意“碰瓷”或栽赃,意图将本就复杂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但这样的指控只有证据确凿方能认定,“假说”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来谈谈果敢

 

 

这其中的果敢,全称“北掸邦第一特区”(Northern Shan State Special Region 1),俗称 “果敢特区”,面积约2700平方公里,下辖一县、一市、5行政区、2镇、15乡,人口20余万,首府老街,位于掸邦东北部顶端,萨尔温江(怒江)东岸,与云南临沧地区镇康、沧源、耿马和保山地区龙陵接壤,共同边界长达250公里,隔萨尔温江和南定河与缅甸木邦、佤邦相对。

果敢地区先秦属哀牢百濮地,东汉光武帝时随哀牢内属,据说诸葛亮南征曾到此地。唐代属南诏,后为大理国永昌府孟缠甸,元灭大理,置云南省孟定路孟缠甸,明代则分别为镇康土州、孟定土府的一部分,约18世纪,汉族人杨献才成为该地世袭土司,1840年其第四世杨国华被道光皇帝封为世袭果敢土县令。

自东汉至清末,这里虽名义羁属中国,并曾有过各种名目的地方建制,但都系“土郡县”,实则徒具头衔,而一直处于土司专政的形势下。明末清初,大批南明军民在永历皇帝和李定国、白文选等人率领下南迁至此,后来南明失败,许多汉人恐惧清廷迫害,留居于此,因此形成了萨尔温江以东的汉族聚居区。

1886年,英国吞并缅甸,并趁中国虚弱向东北扩张,1897年中英签订《续议缅甸条约》,果敢县被划归英属印度,属于木邦土司管辖。然而实际上,不论是号称中国属县,或称为英属印度土司,这里始终是杨姓土司的独立王国。

二战后果敢脱离木邦,成为直属缅甸的大土司;1959年,缅甸吴努政权与果敢签署协议,和平改组果敢土司政府,废除末代土司杨振财的地位,将权力交由“果敢地区议会”,杨氏被吸收入缅甸中央政府做官;1962年,奈温发动军事政变上台,撕毁协议,逮捕杨氏成员,试图彻底同化果敢,杨氏子弟杨振声潜回掸邦,组织“果敢革命军”反抗,缅甸政府采用“以果制果”手段,扶植果敢人罗星汉组织自卫队,1965年打败杨振声,成为果敢县长,当年,缅甸政府将汉族改称果敢族,在果敢强迫推行缅甸语教育。

1968年,缅共彭家声部反攻果敢,罗星汉不敌,焚毁果敢新街,劫持大批果敢居民逃亡掸邦腊戎,果敢成为缅共根据地,为缅甸人民军东北军区一部;1989年3月11日,彭家声发动“3.11起义”,脱离缅共,成立缅甸民族民主同盟(NNDA),武装为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MNDAA),自任果敢临时军政委员会主席、同盟军总司令,同年5月,亲赴仰光与缅甸政府和谈,成立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政府,彭任主席。该特区虽名义上属掸邦,实际上直接和缅甸联邦政府发生关系,缅甸中央在当地派驻少量行政、教育人员,但基本上仍由果敢人自治。

1992年11月,果敢第一次内讧,云南临沧外逃知青,杨茂良、杨茂安四兄弟发动兵变,在佤邦军队的支援下逐走彭家声,夺取果敢政权,由于杨氏任人唯亲,且系外来户,民心不附,加上大肆制毒贩毒,引起中国方面不满(四弟杨茂贤被中方在1994年5.8大扫毒中抓获枪毙),1995年11月22日,彭家声在女婿林明贤(克钦新民主军NDA-K负责人,克钦邦第一特区领袖)的支援下反攻果敢,杨氏逃入缅军控制区。12月20日,缅甸政府和彭家声达成协议,彭重掌政权,但此次内讧,彭家声为获缅甸联邦支持,引入缅军6个步兵营、1个炮兵营开进果敢,控制了猛固的原杨氏领地和若干制高点,埋下了此后的重大隐患。

2009年,原特区政府副主席白所成在缅军支持下发起“8.8”事变,驱逐了彭家声势力,控制了老街和果敢大部。此次事件的导火索,是彭拒绝将同盟军改编为边防军,其背后则是缅甸中央和缅北地方势力的冲突激化,前者想“杀鸡儆猴”,利用果敢内讧清除离心势力,震慑缅北其它地方派系。自认为顺利解决果敢问题的缅甸联邦政府、军方此后大量向缅北增兵,并加大了对其它缅北地方势力的压力和“要价”,最终导致此次持续至今的激烈冲突,并波及到山水相连的中国境内。

 

3.13的迷雾

 

如前所述,缅北武装冲突自缅甸独立以来即屡屡发生,殃及池鱼的越境枪炮炸弹也并非首次,但如今是信息时代、网络时代,信息源无处不在且即时传播,而其中一些信息源又因利益或其它关系,对信息采取了有利者“扩音”、无利者“消声”的加工手段,导致“3.13”事件非但影响力和此前一系列类似事件不可同日而语,且信息之混乱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种“电磁环境复杂”事实上很早就有。

比如,有些信息源将果敢人称为“华侨”(实为土生缅甸籍华人少数民族,且只有明末遗族才能称“果敢”,近百年移居者仍称“华人”),将果敢地区称为“被强行割让的中国领土”,或与同样被热炒过的“江心坡”混为一谈(江心坡问题同样是“电磁环境复杂”的典型,这里不展开),这样的“梗”其实在2005年前后即已随着所谓“汉服运动”被炒作过,且此后隔三差五便火爆一次,2009年“8.8”事变前后一度火爆异常,“3.13”前后再度“冷饭热炒”。一些论者借这个“梗”鼓吹中国介入果敢甚至整个缅北地区地方势力与缅甸政府间的武装冲突,支援一方对抗另一方,很显然,这是借所谓“同胞”的曲解性设定,将事实上会被解读为“武装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行为,裹上一层“为同胞维权”的糖衣。

再比如,今年1月“克钦独立军KIA”和缅军激战,某些信息源(甚至个别媒体人)公开释放“2000人在克钦战区被围困、其中数百名中国人在内”的不实消息,还有人将100多中国伐木工人因非法伐木在远离战区的缅甸湾莫地区被扣,曲解为“数千中国人在克钦(甚至果敢)地区被缅军抓获”,并引述KIA的一面之词,称中国同胞生死悬于一线,KIA正努力确保其撤退通道”,一度引发了不小的风波。个别信息源还刻意将KIA称作“亲华组织”(实则并非如此)。

“3.13”事件发生前夕,一些信息源言之凿凿,称“缅甸军机过境,且坠毁一架”,甚至在“3.13”发生后还上传了照片,如今人们已知道,照片是韩国军机坠毁旧照,所谓“坠机”则是子虚乌有的。

“3.13”事发后一周多,某些消息源突然集体炒作“缅甸军机再度入境并投弹多次”,且同样发布许多照片,但很快有人指出“事件”暨照片都有很多问题,这些消息源随后顾左右而言他。

就在事发“头七”未过,受害者家属和广大中国民众沉浸于悲愤中之际,一些消息源及个别媒体人又公开散布“缅方提议赔偿死者每人最高7万人民币”的消息,并被不少媒体刊登,引发部分受害者家属的不满,和更多国人的愤慨。事实上,由于事件联合调查当时尚未结束,缅方并未承认自己的责任,赔偿金额何从谈起?不久后有关方面即对此不实信息予以澄清。

缅甸冲突各方在事发后相互诿过,也造成了信息的进一步混乱。

3月14日,中国外交部、国防部相继发布声明,称缅甸方面必须认识到问题的严肃性,认真对待这一事件,严惩麻烦制造者,对家属进行道歉、赔偿,并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必须采取严格措施约束其军队行为,确保这样的事不重复发生,此后缅甸总统办公室虽对中国边民死亡感到遗憾,承诺和中国“全面合作”解决事件,但否认缅甸军机越界投弹,并称“可能是叛军所为,以图制造误会和混乱”,缅甸总统办公室主任佐泰(Zaw Htay)当时对外媒表示,雷达和GPS记录可以表明缅甸战机并未进入中国领空,还表示缅甸在边界进行空袭都会提前通知中国方面,因此“不太可能误击”,而NNDAA方面则表示,本方并没有飞机,事件“必定是缅军所为”,缅方的声明是“混淆视听”。

一些媒体、分析和评论对上述“电磁杂波”缺乏辨析、取舍,盲目跟风,甚至就这些不一定靠谱的设定展开讨论(如“7万人民币赔偿”的消息见报后、有关方面辟谣前,国内媒体“7万赔偿合理么”的讨论一度连篇累牍),如今这些文字仍然能在网上搜到,不知当初的作者、编者,会否感到尴尬和自责?

尽管中方根据自己掌握的证据,很早就明确指出责任在缅甸军方,但不论国际公法、私法或任何法系的当代法典,其基本原则都是重证据、轻口供,不论任何性质的索赔,证据链是否完整、是否令人信服、是否经得起推敲责难,赔付金额都可以相差一个极大的数字,甚至是“0”至“无穷大”。“3.13”事件的致死致伤现场在中国境内,中方掌握调查取证的绝对主动权,而缅甸相关各方迫于压力,也不得不表示支持、配合,仅就追究责任和索赔而言,静待调查结果“锁定”,才是唯一的正确态度。

4月2日,中国外长王毅会晤来访的缅甸总统特使、外长温纳貌伦,后者表示“受登盛总统委托,专程来华商谈处理中国边民伤亡事件”并明确宣布“缅方认同联合调查结论,即缅甸军机炸弹致使中国边民伤亡”,并代表缅甸政府、军队正式向中方道歉,对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深切慰问,并表示“愿就赔偿事宜同中方保持沟通,并作出妥善安排”,很显然,随着联合调查结果的出台,和缅方对结果的确认,“3.13”事件的证据链业已锁死,据此追究责任的真正契机业已到来。

至于缅甸内政和缅甸内部武装冲突,中方作为邻国和地区大国,有理由对此表示关注,并在不违背国际法、不损害主权国家利益的范围内施加影响,力争推动事件和平解决。而任何罔顾国际法和主权国家界限,以这样那样理由试图促使中国武力介入他国事务,公然“打一派拉一派”的主张,既不符合国际公法、联合国宪章和“五常”身份,也不符合既是联合国体系最大受益者和国际规则制订者之一、又正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现实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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