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18日，对于南非20万华人而言，恐怕是相当不寻常的一天：根据南非比勒陀利亚高等法院法官比勒托利乌斯的裁决，南非华人被划分为黑人，可以依法享受如优惠价购买股票、优先晋升商界高等职位等额外照顾。此前，南非印度人也获得了同样的待遇。

要说到“华人变黑人”就不能不谈及南非的“黑人经济振兴政策”（BEE）。

众所周知，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起，南非黑人长期饱受种族隔离制度压迫，其在经济层面的表现，就是白人和黑人的经济二元化，白人的“第一经济”和黑人的“第二经济”自成体系，老死不相往来，这导致南非实际上形成“白人的富裕南非”和“黑人的贫困南非”两个经济极不平衡的实体。

1991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开始走向终点，1994年非国大上台，正式结束了长达38年的殖民统治和长达46年的种族隔离历史，黑人在政治上取得了和人口比率相对称的权力。但在经济层面，经济二元化的局面并未改善，黑人仍然在经济上出于弱势。1995年南非官方统计显示，南非50%最穷者占据财富总量6%，而10%最富裕者却占据财富总量50%，而最富裕者多为白人，白人家庭平均 收入4倍于黑人。

在此背景下，非国大中部分左翼人士提出“黑人经济振兴”（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即BEE政策，即通过在经济政策上给予黑人以优先扶持，确保黑人经济地位的切实提高，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南非种族、贫富差距。1996年，南非通过S217宪法修正案，规定“政府采购政策可以适当向某个特殊群体倾斜”，这实际上为BEE政策的法律化开了绿灯。

1998年5月，南非联邦政府成立BEE指导委员会，隶属于南非贸工部，开始将BEE政策具体化，当年，BEE指导委员会将享受BEE优惠的企业分为“黑人企业”（黑人控股51.1%以上）、“黑人授权企业”（黑人控股在25.1%至51%之间）、“黑人影响企业”（黑人控股5-25%之间）和“黑人性别平等企业”（黑人妇女控股30%以上），分别享受不同档次的扶植。

2001年4月，BEE指导委员会向时任南非总统的姆贝基提交了BEE国家发展战略，提出“加大政策倾斜力度，鼓励黑人中小企业，推动黑人参与国家大型企业发展”的纲领，并明确表示，应通过对黑人持股比例、参与管理程度和接受技能培训设立硬指标的做法，全面提高黑人经济地位，并制订了10年全面实现的规划。

这一BEE战略的具体细则为：凡在约翰内斯堡证交所上市的公司，黑人必须占有25%以上的股份；上市公司董事至少40%为黑人；30%生产性土地必须归黑人所有；50%以上政府及企业采购必须由黑人企业承担，其中30%合同份额需交给中小型黑人企业；政府针对私人企业的资助40%以上只能给黑人企业；国家金融机构50%以上的贷款必须发放给黑人企业；公私合营项目至少30%只能和黑人企业合作。

2003年11月，南非议会根据上述原则，表决通过了《黑人经济振兴法案》（Broad-Based 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 ACT，简称B-BBEE法案），2004年1月由姆贝基签署生效，随即由BEE指导委员会推动，在各行业量化实施。

这些量化措施包括2000年11月的《南非石油业提高社会弱势群体经济地位章程》（规定10年内弱势群体在石油经济中比重达到25%），2002年10月的《南非矿业提高社会弱势群体经济地位章程》（10年内弱势群体在该领域比重达到26%，5年内管理层比例不低于40%，妇女不低于10%，强化弱势群体技能培训机会），2003年10月的《金融服务业BEE章程》（2010年前黑人拥有金融业资产不低于25%，直接控制比例不低于10%，黑人和黑人妇女必须在管理层中拥有相应的比例）。

由于“黑人优先”政策在酝酿过程中受到“逆向种族主义”的质疑，自2003年起，南非政府、议会和法院不断调整对“黑人”的解释，如今在B-BBEE中强调，所有拥有南非国籍的非洲裔、印度裔和其它有色人种（包括华裔）都算“黑人”，并强调“广义上的黑人”还包括一切妇女、工人、青年、残疾人和农村人口等。

2007年，南非BEE指导委员会和南非国家认证中心（SANAS）开始设立BEE准入框架机制，规定只有达到BEE标准的企业才能“准入”，并通过打分来跟踪“准入”企业实施BEE的情况。根据这一体制，企业的BEE级别分为自第一级（B-BBEE评分大于等于100分，BEE比重达135%）至无等级（B-BBEE评分低于30分，BEE比重为0），级别越高，享受的优惠越多。

BEE政策是南非非国大遵循其“泛非主义”政纲（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所制订并法律化的纲领，类似的纲领、法律在同样实行泛非主义原则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也曾经不同程度实行过，如安哥拉、津巴布韦、前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其好处是满足了黑人经济上的要求，在一段时间内促进了社会稳定，减少了贫困率，曾在非洲各国中获得过一定的积极评价。

但BEE及类似政策最大的弊端，是仅仅根据肤色而非实际需要和能力，对经济资源、管理职位和经济发展机会进行强制性再分配。由于历史原因，在非洲许多国家的诸多经济、金融部门，最有能力、经验和效率的骨干和管理者是白人，而黑人在这些方面存在很大差距，这一差距本应通过耐心的引导和帮助加以缩小，明明不具备能力、条件却“大干快上”，后果很可能是杀鸡取卵，给经济造成重创，并最终影响收入和就业，带来社会不稳定。

此外，许多实行类似政策的非洲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权力寻租现象，结果导致被强行再分配的资源、机会，落到“黑人贵族”手中，并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只挂名不干活却享受高额“空饷”的黑人食利阶层，非但未促进、反倒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在南非实行BEE和B-BBEE之前，非洲其它实行类似政策的国家都遭遇到经济困难，安哥拉黑人获得商店后把货物廉价抛售一空便不知所措，津巴布韦“土改”后获得原白人农民土地的退伍黑人士兵也纷纷把土地抛荒，这导致前者经济一度陷入崩溃，直到本世纪初发现石油，加上政策开始调整才扭转局面，后者则至今元气大伤。惩于此，南非在推行BEE和B-BBEE时采取了循序渐进、拉长过渡期的办法，但从现实情况看，仍然对经济、就业，对社会效率和稳定构成了影响。

此外，如前所述，这种以“黑人至上”代替“白人至上”的“逆向种族主义”，并不符合种族平等和南非“彩虹国”多元化社会的初衷，并在实施过程中引发许多非议，为此南非政府、议会不得不对BEE原则不断“修修补补”，“华人变黑人”之类外人看来匪夷所思的法律规定，也正是这种“修修补补”的组成部分，但从近日南非发生的排外骚乱看，这种修补并没有起到预期效果，且正如一些观察家所指出的，当排外发生在“黑人和黑人”（2008年至今发生的几次排外骚乱，都是本地底层贫困黑人排斥来自邻国更贫困的黑人移民和劳工）之间时，BEE和B-BBEE又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