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4月27日震惊全球的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爆发严重警民冲突消息传出，一些观察家曾表示，“最不可能发生种族问题的地方却发生了种族问题”。

正如这些观察家所言，巴尔的摩是一个黑人比例很高（2010年巴尔的摩县黑人比例高达26%，较10年前上升6个百分点，市区这一比例更大），黑人收入中位数和自雇率高居全美第三（仅次于亚历山大和新奥尔良），市长罗林斯-布莱克（Stephanie Rawlings-Blake）和检查长莫斯比（Marilyn Jones Mosby）都是黑人，警察中黑人警官比例接近50%的城市（就更不用说美国总统也有黑人血统），此次事件导火索——疑似因警察执法过当而死的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固然是黑人，但当时抓捕他的警察也是黑人……然而这看似不该被当作“种族矛盾”的事件，最终却酿成了种族冲突，幕后策划冲突的是清一色黑人帮派，而街头上不论“文斗”的和平示威者或“武斗”的骚乱参加者，嘴里喊出的许多也都是种族色彩很浓厚的口号。

事实上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对种族问题一直小心翼翼，出于“政治正确”的考量，在“台面上”甚至连“黑人”都不能说，而只能说“非洲裔美国人”，曾经在办案中约定俗成的“种族侧写”（“此人有穆斯林特征”、“此人可能是中东人/高加索人”等带有针对特定种族、宗教、国籍人群的概括性描述）自2003年起就被美国联邦政府明文禁止，但即便如此，黑人、阿拉伯人、拉美人和其它少数族裔、有色人种仍然时常发出“我们遭到歧视”的怒吼。

事实上不仅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种族都仍然是一条鸿沟。

在俄罗斯，高加索民族和俄罗斯民族的紧张关系早已为世人所熟知，莫斯科等大都市的俄罗斯年轻人因不满少数民族和外国移民抢走工作机会，排外思想愈演愈烈，极端主义盛行，俄罗斯“光头党”针对少数民族的攻击早已是家常便饭，2010年因球迷骚乱引发的排外血案不过冰山之一角；在法国，“大巴黎”周边93省等地黑人、阿拉伯裔移民和本土居民间的隔阂、冲突成为痼疾，前总统萨科齐因处理“93省骚乱”而名噪一时，又因应对非洲非法移民涌入乏力和在驱逐吉普赛人问题上的笨拙被千夫所指，“查理周刊”事件和“黑色头罩争议”更让整个法国社会“很受伤”；在英国，2011年爆发的“托特纳姆事件”让人记忆犹新，当地人和黑人、阿拉伯人移民族群间近年来也龃龉不断；在以色列，黑皮肤的贝塔以色列人5月3日刚刚因两名同族军人被白皮肤警察殴打而爆发警民冲突，示威者表示，他们受歧视由来已久……

种族歧视不仅发生在白人和有色人种间：在种族隔离制度消失的“新南非”，“翻身当家作主”的南非黑人对土生白人甚至周边穷国黑人的歧视，不久前酿成了席卷整个南非的大骚乱，而这一幕在安哥拉、津巴布韦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也不同程度上演过。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资源分配的不均和不公。

按照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的统计，2013年，非洲裔美国人实际家庭中位数收入为34598美元，仅相当于白人家庭实际中位数收入的59%；2014年12月非洲裔美国人平均失业率为10.4%，而同期全美平均失业率仅为5.6%。更让人沮丧的是，这一比率自上世纪60年代末至今几乎从未变过。

有色人种曾对奥巴马的当选寄托厚望，或许正因如此，尽管奥巴马时代美国族裔间资源分配不均、不公问题并无实质性恶化，仅是没有明显好转，但“粉转黑”的心态让更多人觉得种族问题恶化。去年12月彭博社调查显示，53%受访者认为奥巴马当选以来美国种族关系恶化了。

同样的资源分配不公、不均也是其它国家种族隔阂、冲突的重要肇源，而经济危机则让矛盾更加激化：在法国，阿拉伯裔移民就业率比平均水平低下得多，并感到遭受就业歧视，而当地人则抱怨他们夺走了自己的就业机会；在德国，当地人和土耳其移民为“谁抢走了谁的饭碗”争吵不休；在俄罗斯、在南非……冲突的背后往往是经济和就业之争；在以色列，官方数据显示，其平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5%，只有一半青少年能拿到高中文凭，而其他以色列人的平均高中毕业率高达63%。

“安全情结”则让种族间的猜忌、隔阂雪上加霜。“9.11”、英国、西班牙地铁爆炸案、波士顿马拉松赛血案、“查理周刊”事件……一次次总能牵扯到“族裔问题”的恶性事件，让相关族裔间彼此都感到不自在、不舒服，受害一方“如在芒刺中”，而另一方则往往会因被“特别关照”而产生“受歧视心理”，这种“疑邻窃斧”的相互警惕，是族裔冲突的危险土壤。

当然，旧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思想也仍顽固地影响着许多人。如在美国白人与黑人、尤其陪审团的白人与黑人间，观感、看法和裁定往往是截然相反的，这一现象自1995年辛普森（O. J. Simpson）案裁决至今并无实质性改观；在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青年在街头高呼“俄罗斯所有城市100%属于俄罗斯人”、“高加索人和中亚人滚出去”；在以色列，长期以来贝塔以色列人都感觉到自己因肤色被当做“以色列黑人”并因此受到歧视，警方对待他们比对待一般人更严厉，尽管官方予以否认，但他们不得不承认“历史上”发生过故意让贝塔以色列妇女服用避孕药、公开以族裔理由拒绝贝塔以色列人献血等事件；至于南非，种族隔离时代将部分非黑非白的有色人种法律界定为“白人”，“后种族隔离时代”又把他们法律界定为“黑人”本身就表明，南非社会的种族观，实在离所谓“彩虹国”的理想状态相去甚远。

此外，刻意“政治性回避”族裔问题，有时反倒适得其反。如在美国，“回避种族侧写”被一些人批评既影响破案效率，又粉饰太平、回避真实存在的矛盾；在以色列，对肤色歧视的长期回避、忽视令政府放松了对这一矛盾的警惕；在日本，官方在很长一段时间根本否认日本人中存在少数民族，导致阿伊努人、冲绳人的族裔受歧视问题长期被边缘化。

一位外国观察家在评价贝塔以色列人抗议引发警民冲突事件时认为，这“不是种族问题、也不是治安问题，而是社会和经济问题”，这种说法用于形容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种族隔阂问题都不无道理，但恐怕只有一半是正确的——的确，这些都可称之为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也可用社会的、经济的手段去应对和解决，但毋庸讳言，造成这些经济、社会问题的肇源，存在种族隔阂的因素，且这一因素有时起到很大作用。忽视、回避这一点，就无法真正解决由此所造成的经济、社会乃至治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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