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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马其顿共和国首都斯科普里中央大街,政府办公楼前弥散着诡异的气息,按照CNN和BBC的说法,“不知情者或许误以为这里正在举行街头嘉年华”。

但包括上述两家媒体在内,“知情者”们纷纷警告称,“嘉年华”欢乐轻松表象的背后,是深入马其顿政治生活骨髓、固结难解的政治矛盾,且这种矛盾不仅正酿成该国自1991年独立以来最严重经济危机,更可能祸延邻国,令素有“火药桶”之称的整个巴尔干半岛陷入不稳定中。

 

嘉年华或火药桶

 

所谓“嘉年华”,是指5月17日斯科普里中央大街上的那一幕。

当天的街头究竟聚集了多少人?“嘉年华”组织者、马其顿最大反对党社会民主联盟(SDSM)领导人佐兰.扎埃夫(Zoran Zaev,)表示,自己计划动员10万人,但承认“实际远没有这么多”,路透社和法国自由欧洲电台称参加者在4万以上,而法新社等称约有2万人参加,亲马其顿政府的口径则称只有不到1万人。

“嘉年华”显然经过精心组织和安排,中央大街宛如一处户外音乐会的现场,到处是大屏幕、高音喇叭和精心装扮、面带笑容的老老少少,他们中既有多数民族——马其顿族,也有少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族,手里高举着五颜六色的旗帜,主要是代表马其顿族的红黄两色“光芒太阳旗”和代表阿尔巴尼亚族的红黑两色“鹰旗”,也不乏各种意义不详的旗号。尽管警察在“嘉年华”四周严阵以待,并异乎寻常地配备了防毒面具和防暴装备,但现场并未发生任何警民冲突。

然而倘能看得懂“嘉年华”参加者手里高举着的、用西里尔文字书写的马其顿文标语,您就会恍然大悟——这不是什么“嘉年华”,而是一起规模浩大的反政府示威;示威的诉求和“轻松愉快”更扯不上任何关系,因为他们的要求是“总理下台,否则抗争到底”。

示威者虽然尽可能表现得和平、文明,但态度是极为坚决的,马其顿著名作家库拉夫科娃(Katica Kjulavkova)表示“抗争来得太晚”,扎埃夫则扬言“持久战”,据说多达4600人的学生示威者则带来露营工具,准备在总理府门前安营扎寨,虽然他们表示“我们没有武器,只有鲜花和书籍”,但许多观察家(不论同情或不同情示威者)都担心,旷日持久的示威和对峙,最终可能演变为流血冲突,甚至如著名东欧及巴尔干问题专家阿尔特曼(Franz-Lothar Altmann)所警告的那样“演变为内战”。

 

总理的麻烦

 

示威者要推翻的总理,是自2006年即一直在位,并在2006、2008、2011和2014年大选中接连获胜的执政党“内部革命组织-民族统一民主党”( VMRO-DPMNE)领导人、马其顿总理尼古拉. 格鲁埃夫斯基 (Nikola Gruevski),示威的起因是所谓“马其顿窃听门”,催化剂则是“库马诺沃枪战”。

所谓“马其顿窃听门”,指自今年2月起,扎埃夫和SDSM突然接连公布“窃听音频”,窃听者是马其顿内务部和情报局,窃听对象包括反对派领导人、法律工作者、资深记者等的手机和家用电话,许多音频表明,这些政府职能部门窃听的目的,是对上述目标实施秘密预防和监控。

“马其顿窃听门”曝光后,立即在马其顿国内和国际社会引发强烈反响和轩然大波。

扎埃夫和安德烈.彼得罗夫(Andrej Petrov)等反对派领导人认为,窃听行为是政府和总理主导和指使的,目的是“破坏新闻独立、危害司法和操纵选举”,此举也引发国内公众的普遍不满,一些群众愤怒表示“这些(策划监听的)家伙理应关在监狱里,而不是呆在政府里”。

最初格鲁埃夫斯基并未将这些反对派的声音放在心上:音频证据确凿,他无从也不屑抵赖,却将责任推给政治对手和“不愿提及名字的国外势力”头上,他和他的追随者声称,音频“遭到了别有用心的篡改”,目的则是“破坏经济发展、政治社会稳定和阴谋颠覆政权”。由于格鲁埃夫斯基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得到欧盟等方面的支持,并曾在短短9年间变戏法般接连组织了四次大选(原定5年一届),从而达到长期执政的目的,在总理看来,这次危机最多也不过是有惊无险。

然而危机却出人意料地愈演愈烈,5月9日夜至10日凌晨,距首都斯科普里仅20公里的库马诺沃突然爆发枪战,8名警察和14名平民死亡,内务部称警察遭到约70名“恐怖分子”的袭击,并称之为“妄图攻击政府机构的阴谋”,但民间却纷传袭击者系从科索沃越境的阿尔巴尼亚族游击队,且在战斗中被打死3人。“库马诺沃枪战”激化了公众对政府的不满,他们指责总理及其助手颟顸、腐败,只知钳制异己,却对社会治安和经济形势束手无策,最终造成了扎埃夫登高一呼,数万人蜂拥响应的“嘉年华”局面。

 

麻烦的背后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麻烦的背后,是这个年轻国家深层次的隐忧。

作为前南斯拉夫的加盟共和国,马其顿从独立第一天起就命运坎坷:由于其国名“马其顿共和国”被希腊认为“含有不利于希腊的歧义”(古代马其顿概念包括今天希腊部分领土),因此百般阻挠其加入国际组织,尽管该国最终以“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这样拗口的国名最终加入了联合国,但在希腊有更多“阻击权”的欧盟、北约,事情就要棘手得多。

马其顿早在2000年就开始谋求加入欧盟和北约,2001年4月9日成为巴尔干地区首个与欧盟签署“稳定与联系协定”(SAA)的非欧盟国家,2001年4月12日,SAA在马其顿议会被批准,2004年4月1日生效,同年3月22日马其顿申请加入欧盟,2005年12月17日成为欧盟候选国,这些都是前南斯拉夫各加盟共和国中最早或较早的,但由于希腊继续不依不饶地“捣乱”,希腊这个“欧盟候补”一“候”就是近10年,不但未能加入,反倒连入盟谈判都被暂时冻结了。至于北约,甚至连吸收入盟的正式谈判都尚未开始。

当然,希腊因素不过是台面上的理由,更深层的理由有两点,一是经济,二是民族问题。

经济上,马其顿境内多山,资源贫瘠,失业率高达30%以上,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欧盟及其许多成员国不愿背上这样一个沉重的包袱;政治上,马其顿存在民族、宗教等方面的隐忧。

原本马其顿境内居民主要为信奉东正教的马其顿人,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前南斯拉夫科索沃自治省和塞尔维亚共和国间矛盾激化,摩擦战乱不大,近40万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难民涌入马其顿,令该国民族和宗教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成为穆斯林比例高居欧洲第四位(33.3%,仅次于土耳其的96%、阿尔巴尼亚的56.7%和波黑的45%),随后科索沃局势的变化更令阿尔巴尼亚族和穆斯林族问题成为困扰科索沃的大难题,而欧盟各国也因此对吸收马其顿犹豫不决(穆斯林比例比马其顿更高的国家都未能成功加入欧盟)。

2001年,科索沃难民和原住在马其顿西部的阿尔巴尼亚族人联合挑起内战,在欧盟调停下双方于当年6月停火,阿族人停止武装斗争,作为回报他们被承认为政治力量,可以组党并参加马其顿议会,此后“阿尔巴尼亚族问题”常常成为马其顿各大政治势力相互攻讦的“劫材”,各党派都以“维护民族团结”自诩,并指责政治对手“蓄意挑拨民族关系”——当然,此次也不例外。

在科索沃,VMRO-DPMNE是右翼政党,借用了有100多年历史的老牌民族主义政党的名称,实际上却是只有20多年历史的新党,因为一直坚持亲北约、欧盟的立场,长期以来得到欧美的支持,但自2006年起该党“闪转腾挪”搞了4次有利于自己的大选并持续掌权,令欧美各国政府饱受“支持贪腐和变相独裁”的指摘,对此,格鲁埃夫斯基一律以“给对手戴红帽子”(SDSM前身为马其顿共产党)的方法化解。

此次“马其顿窃听门”爆发后,格鲁埃夫斯基故技重施,却难以自圆其说,欧美许多批评者纷纷指出,由政府操纵政治窃听“无论如何不能被解读为民主的行为”,这令欧美各国政府普遍感到尴尬,对马其顿政治危机保持沉默。格鲁埃夫斯基对此作出的反击,是将国内政治局势称为“颜色革命”,是反对派和外国不知名间谍机构的阴谋,而正受困于乌克兰危机的俄罗斯也不失时机、心照不宣地通过外交部宣称“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这场灾难性场景是西方策划者及其代理人所乐于见到的”,目的是“重施故技,让马其顿步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后尘”,但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如前所述,VMRO-DPMNE一直是西方的宠儿,相反SDSM倒有共产党血统。

由于马其顿危机的民族和宗教因素牵扯到前南斯拉夫各加盟共和国、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希腊等巴尔干国家,而上述因素历史上已多次成为“巴尔干火药桶”的导火索,甚至引发过世界大战,因此5月17日的“嘉年华”毫无悬念地引发一片恐慌和广泛关注,而马其顿的贫困、高失业率,和“库马诺沃枪战”所引发的“原教旨主义‘传染’”担心,则加剧了这种恐慌与关注。

 

未来会怎样

 

面对反对党的“抗争到底”,格鲁埃夫斯基显示出毫不相让的态度。

尽管迫于压力,5月13日格鲁埃夫斯基授意“马其顿窃听门”直接责任人、内政部长詹库洛夫斯卡(Gordana Jankulovska)和监听负责人、情报局局长、总理表弟米迦尔科夫( Saso Mijalkov)辞职,但没有迹象表明总理本人也打算这样做,相反,他本人在5月16日发表讲话,称“不会辞职或寻求过渡政府”,一些亲政府舆论则扬言“不能让颠覆政府、破坏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阴谋得逞”,在示威者表示“持久战”并计划再次发动“十万人示威游行”之后,亲政府势力也针锋相对,表示将动员十万人发动“坚决捍卫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反示威“呼吁稳定大游行”。

人们担心,马其顿两派的互不妥协可能导致矛盾激化和冲突爆发,更担心民族、宗教冲突随之而起,担心境内外极端、原教旨恐怖势力趁火打劫,制造更多混乱和流血事件,人们更担心,持续不断的马其顿危机将令该国加入欧盟的希望更加渺茫,从而导致国民经济和就业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并形成恶性循环——而这种状况,正是以往历次巴尔干危机中点燃“火药桶”的导火索。

问题在于,除了斡旋克制、组织新大选,欧美及国际社会又能做些什么?如今的格鲁埃夫斯基政府就是大选的产物和成果,而如前所述,自2006年起马其顿已组织了4次大选,事实证明,深层矛盾不解决,仅靠“选票的力量”是不足以让这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巴尔干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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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

陶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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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涉猎范围广泛,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都常常见诸出版物,业余时间还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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