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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特风暴”会峰回路转么?

北美东部时间,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国税总局联合指控9名国际足联(FIFA)官员和5名赞助商公司代表涉嫌从事“敲诈、电信诈骗、非法洗钱、在美国偷逃税”,隔夜,瑞士警方在事先毫无征兆情况下逮捕了9名被指控的国际足联高官,并暗示可能将他们引渡到美国受审。

锋芒直指布拉特

美国执法部门选择了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时间:FIFA计划在瑞士召开第65届代表大会,其中一个重要议程,是选举新一届任期4年的FIFA主席,自1998年就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的瑞士人布拉特(Sepp Blatter)仍旧是呼声最高的连任人选,美国-瑞士的“突袭”距FIFA“大选”为时不过一两天,这让人几乎立即认定,事是冲着布拉特来的。

果然,短短一两天内,“布拉特下课”的呼声震天动地:欧洲足联主席普拉蒂尼“含泪劝退”,英国首相卡梅伦直言“布拉特应该走人”,德国媒体《图片报》更喊出“绝不能让布拉特再连任四年”的话,FIFA和世界杯各赞助商也纷纷摆出“兴师问罪”的姿态,欧洲足联更一度喊出“抵制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话来。

不过布拉特却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一面板起面孔领头高呼“反腐”,并将自己标榜为“带领FIFA共度难关的舵手”,一面继续镇定自若地开会、参选。30日凌晨,新一任FIFA主席票选结果揭晓,首轮投票他赢得133票,比最接近的挑战者、约旦阿里王子(Prince Ali Bin Al Hussein)多出一倍有余(后者获73票),以至于国内某门户网站体育版竟过于激动地提前宣布“布拉特连选连任”,浑忘了他并未超过2/3的绝对多数票140票,照规则还要和阿里王子再选一轮;次轮则更是兵不血刃,眼见获胜无望的阿里王子主动退出,布拉特不战而胜。

然而这只是“FIFA大戏”的第一幕:布拉特的4年任期只延续了4天便告一段落了。

凌晨,FIFA匆匆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刚当选、甚至还没来得及重返主席办公室的布拉特辞职——如今他只是“FIFA看守主席”了。

“倒布拉特派”显然不愿布拉特继续这么“看守”下去:,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一项决议,敦促FIFA尽快举行新一届特别代表大会,遴选出新任主席替代布拉特,欧洲议会体育委员会负责人克劳奇(Tracey Crouch)甚至直截了当表示“我们都希望布拉特立即直接下台”、“只有这样FIFA才能顺利实施改革”,显然,他们已等不及FIFA拖到原定的再开会改选,以免夜长梦多。

他们的担心显然绝非多余:布拉特虽然辞职,但并没有“谢幕”的诚意。

如前所述,在大幕拉开之初,布拉特摆出的其实是“不退”姿态,但随着压力的增大,他不得不在“告退”,然而这实际上正如CNN所评论的,是“老狐狸”、“聪明的战术大师”在不利氛围下审时度势,玩弄的一手“以退为进”。

,已是“看守主席”的他高调抛出“FIFA综合改革方案”,并称已和FIFA审计和规则委员会主席多明尼格.斯卡拉(Domenico Scala)举行了建设性会谈,以确定FIFA管理和结构改革“有意义改革”的行动框架和时间表;也即欧洲议会“逼宫”当天,布拉特公开高调表示,“在特别代表大会召开、新一届主席选出前不会辞职”。

此长彼消,随着布拉特本人的声音逐渐由低到高,原本来势汹涌的“倒布”声浪反倒有些“后劲不足”,以至于6月15、16日一些欧美媒体开始谈论“布拉特会不会在宣布不再辞职”。

许多分析家都指出,围绕FIFA这场博弈,攻守易势的场面已出现几回,而几乎每一次的关键人物,都是前国际足联副主席兼中美及加勒比海足协主席、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沃纳(Jack Warner,)

沃纳这个关键

说起沃纳就得从2011年谈起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如今给布拉特带来大麻烦的沃纳,原本是布拉特主动“筛选”出来曝光的,目的是给自己当时的竞争对手——亚足联前主席哈曼(Mohamed Bin Hammam)和其支持者郑梦准找麻烦。

卡塔尔人哈曼和韩国人郑梦准的组合,曾被认为是布拉特自上任后最强有力的挑战者,卡塔尔财力雄厚且对足球兴致勃勃,郑梦准在FIFA赞助商中人气很高,且在国际足联“第三世界”中极具人望。布拉特虽是欧洲人,但其之所以能稳执FIFA牛耳十多年,靠的反倒是“第三世界”众多成员国选票的“人海战术”,对哈曼-郑梦准这种“后院起火”十分敏感,便借2010年世界杯决赛圈主办权申办之事“反腐”,抖出沃纳卖票”给南非,换取后者向自己主持的“加勒比海足球发展计划”注资1000万美元,并将之转至个人账户的丑事,并借此把同样“不干不净”的哈曼也拉下水,最终沃纳、哈曼二人先是被FIFA执委会停止成员资格,丧失了参加国际足联大会和投票的权力,以至于2011年FIFA主席改选布拉特不战而胜,继而国际足联操守委员会“执行家法”,剥夺二人一切FIFA职务,并禁止参与一切由FIFA组织的、和足球有关的活动,而哈曼的支持者郑梦准也从此淡出足球圈。

这件事中损失最大的是沃纳,他当然不肯善罢甘休,自2011年起他先后向瑞士、南非和美国法院递交诉状,2011年“推迟FIFA主席选举”风波、“FIFA主席连任应设立届数限制”风波,2014年巴西世界杯开幕前夕,“俄罗斯、卡塔尔世界杯申办存在腐败问题”的风暴越刮越猛,迫使FIFA不得不找来美国纽约南区律师、前联邦检察官加西亚(Michael J.Garcia)组成委员会展开独立调查,尽管加西亚本人去年11月15日辞职,但长达430页的报告仍然在随后作出“两届世界杯申办无问题”的结论,而这件事的背后推手同样是沃纳。

这次布拉特当选后仅4日即辞职,也同样是“沃纳因素”爆发所致:原本布拉特和FIFA一口咬定,自己和国际足联秘书长瓦尔克(Jérôme Valcke)事先根本不知道沃纳“卖票”的事,如此一来FIFA、至少布拉特和瓦尔克就可置身事外,但南非方面却曝光了一封时任南非足球协会主席奥利芬特(Molefi Nathanael Oliphant)写给瓦尔克、阐明南非世界杯筹办委员会款项中1000万美元被分三期转入前FIFA副主席沃纳“加勒比海足球发展计划”的信函,如此一来布拉特“事先不知情”的说法便很难自圆其说,不得不“以退为进”了。

意气风发的沃纳在不依不饶,表示将曝出足以令FIFA“雪崩”的猛料,这让一些国际传媒、尤其此次“倒布”最力的英语传媒一度爆出“布拉特完蛋了”的欢呼。

然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在大家等着埋葬布拉特“沃纳雪崩”时,沃纳却把自己给“雪崩”了:这位风云人物在参加本地区一个社区活动时突然对媒体公开表示,作为FIFA老臣子和布拉特多年“老友、同事”,自己此刻“懂得什么叫忠诚”,因此“别指望我会说出任何对布拉特不利的话”。此言一出,乘兴而来的记者们只能败兴而去。

要钱的美国人和要命的“老欧洲”

其实,看似“铁板一块”的“倒布”阵营是由两个目标迥异的“板块”所构成,即要钱的美国人,和要命的“老欧洲”。

美国人不顾“管得太宽”之嫌介入FIFA腐败案,主要凭借是本国的《反海外腐败法》(FCPA)。

FCPA所惩罚的行为,是在美国任何证交所或柜台交易机构上市的公司,任何美国国民、公民、居民,任何受美国联邦或州法律管辖的实体,以及任何主要营业地点在美国的公司,通过向境外官员、候选人、政党或任何和官方有关的单位及个人提供不当利益,为自己谋求不当得利。FIFA本身是个国际性组织,在美国拥有下属分支机构,可以沾上“受美国法律管辖实体”的边;被指控或尚未被指控、涉嫌和FIFA间存在不当腐败行为的世界杯各赞助公司,则绝大多数在美国曾经上市(IPO),或成立有美国分公司。至于FIFA或各大洲足协,则属于“国际组织”,按照FCPA的法律解释,国企员工、有国家工作人员股份的私企、国际组织雇员、政党工作人员等都被认为是“官方身份”,正因如此,一些涉嫌贪腐的丑闻表面上发生在外国实体、个人之间,却被FCPA纳入了火力范畴。

FCPA是1977年惩于导致日本田中角荣内阁垮台、美国洛克希德公司退出客机制造领域的“L-1011三星客机贿赂丑闻”,和Chiquita Brands试图通过向洪都拉斯总统行贿降低农产品关税的“香蕉丑闻”,而出台的一部旨在规范美国公司海外经营行为的法律。为了扩大FCPA的适用范围和杀伤力,美国历届政府、国会多次推动FCPA的修正,如1998年根据国际反贿赂法进行修改,以便和经合组织反贿赂条款接轨;2010年推动通过《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鼓励举报者直接向美国监管机构或情报部门、而非公司内部监察机构反映情况,并承诺将追缴资金的10-30%作为奖金提供给举报人;2012年11月,美国证交会提交长达120页报告,对FCPA进行了“新澄清”,目的是增强这条法律的可操作性。此外,2009年美国司法部、2010年美国证交会先后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此事。近年来,这部法律由一度“设而不用”的“休眠法律”一跃成为频繁被使用的法律,且处罚对象往往瞄准因在美IPO而成为被规范对象的外国企业、单位,且每年被查处的案件越来越多(2004年全年仅5起,2010年则高达74起),和解金、罚款金额越来越大(2011年英国BAE防务公司被罚4亿美元,同年意大利埃尼石油公司3.65亿美元,2008年西门子案8亿美元……迄今被查处排名前10的公司总共被罚了32亿美元。这种状况一方面加大了FCPA的杀伤力,另一方面也不免惹人物议,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法学院的迈克.凯勒就指责美国司法部和财政部滥用FCPA的处罚权,将涉案企业当成“养肥了宰”的“现金奶牛”。

具体到FIFA和布拉特的案子,美国执法机构的主要目标是FIFA而非布拉特,美国国税总局刑事调查部负责人理查德.韦伯在宣称“亮出红牌”,对象也是FIFA,不是布拉特,甚至直到布拉特辞职,美执法机构都没直接提及布拉特的名字,更不用说针对性措施。正如许多人所分析的,美方做法不仅符合FCPA近年来执法惯例,也和近年来美国痛打“避税天堂”、严查海外逃税一脉相承,着力点在避免美国财政收入的损失,因此对FIFA这间庙穷追猛打、不依不饶是必须的,至于布拉特这个“方丈”反倒无可无不可。

真正“趁你病要你命”、直接高呼“布拉特下课”的是“老欧洲”,包括从布拉特第一次竞争FIFA主席起就一直纠缠不休的欧洲足联,以及和世界杯主办权等争夺有直接关系的欧洲国家——如和德国争夺世界杯主办权失败的英国。他们“倒布”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但核心却是对FIFA财源、财权直接、间接的争夺。

“老欧洲”最反感的布拉特“劣迹”并非浮在表面上的贪腐,而是布拉特控制下FIFA对欧洲“足球经济利益”的侵削:在布拉特任上世界杯决赛名额扩容,增办联合会杯和世界俱乐部杯(他甚至一度打算改世界杯为两年一届),这无疑会影响欧洲赛事、尤其欧洲俱乐部级赛事的收益;世界杯名额扩容,大多数新增名额被欧洲和南美两大传统足球发达地区以外的洲级足协拿走,则更等于直接抢了欧洲人的“世界杯饭碗”;不仅如此,“老欧洲”对布拉特加强FIFA商业开发利益控制、提高FIFA在商业开发利益上的垄断权和利益分配权,并将更多利益分给其他洲FIFA成员也啧有烦言,认为这不仅等于在“劫富济贫”,让那些后进成员国分享自己的“劳动所得”,更有慷他人之慨,借这种手段收买选票,巩固自身地位之嫌——FIFA共有209个成员,每个成员在一般事项上都有平等的一票,而欧洲只有53个FIFA成员。

原本“老欧洲”奈何布拉特不得:对于大多数欧洲、南美以外FIFA成员即所谓“足球第三世界”而言,布拉特治下的各项改革虽然目的未必“纯正”,客观上却是对他们有利的,按照布拉特所拟定的、对FIFA商业利益这块“大饼”的分配方案,拿最大头的固然是FIFA自身,各级FIFA高官也有更多上下其手的机会,但这些“弱势成员”也的确可比以前拿到大得多的一块,不管是怎么来的,很难想象若非布拉特担任国际足联秘书长、主席,像韩国、南非、卡塔尔这样的国家,会有举办世界杯的机会。“老欧洲”和FIFA“闹饼”已是老生常谈,撇开冠冕堂皇的场面话,其实际诉求,无非是夺回昔日欧洲在FIFA“分饼”领域的更多支配权和份额,甚至不排除有改“议会制”(每个成员国都有平等一票)为“股份公司制”(按实力分配投票权)的意图——这并非危言耸听,有权制定和更改国际足球比赛规则的国际足联理事会(IFAB),当年不就在英国“一哭二闹”下让这个现代足球发源地一家占了8个席位中的半数?

“老欧洲”长期以来的做法是“拉一派打一派”,即在“足球第三世界”中寻找盟友,力图打破布拉特的铁板一块,4年前他们选择支持哈曼、此次则选择支持阿里王子,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此次美国执法机构的发难虽然目的不同,但在“老欧洲”看来却是推倒布拉特和FIFA“不利秩序”的良机,因此他们才在选前选后不断“动作”,希望趁火打劫,一举得手。

正因为此,最希望FIFA改组、布拉特下台、“不利秩序”被“拨乱反正”的英足总人士在布拉特当选当天痛骂“FIFA黑暗”,得知其辞职后又盛赞“FIFA的天亮了”、“这是个光荣的组织”,英国文化大臣约翰.怀汀达尔(John Whittingdale)则再提“卡塔尔世界杯主办权英国可以接手”的旧话,英国《卫报》则在6月初连篇累牍谈论“布拉特案情”,称瓦尔克和前巴西足协主席特谢拉(Ricardo Teixeira)已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作为巴西世界杯申办的关键人物,瓦尔克在2006年任FIFA营销总监时曾被万事达公司指控,在纽约法庭被判赔款9000万英镑,而较早前特谢拉被指控收受已破产的ISL公司950万美元贿赂,本人名字不在起诉书之列,但其亲信马林(Jose Maria Marin)是苏黎世鲍尔湖畔酒店7名被拘捕FIFA高管之一,耐克公司和巴西足协1.5亿美元赞助合同也在美国执法机构调查范围内。

在一片“喊杀声”中,爱尔兰足协表示将追查该国足协主席德兰尼(John Delaney)所称、FIFA在2009年世界杯附加赛法国对爱尔兰亨利手球风波问题上付给爱尔兰足协500万欧元“封口费”问题,特谢拉的死敌、前巴西足球巨星罗纳尔多(Ronaldo Luiz Nazario De Lima)和罗马里奥(Romário de Souza Faria)也趁势发难,想借机“扩大战果”,把特谢拉的亲信、现任巴西足协主席德尔尼禄(Marco Polo Del Nero)也逼下台。的欧洲议会“逼宫”,则是这一幕的高潮。

而布拉特的反击同样冷静犀利,直逼要害。

如前所述,作为“看守主席”,他高调抛出“FIFA综合改革方案”,其核心内容是缩小FIFA执委会规模,成员由国际足联大会选出,此举正是对其主要足球圈内敌人——“老欧洲”的反击,因为根据现行规则,掌握FIFA最核心权力并负责日常事务的执委会,其成员名额是分摊的,“老欧洲”非但独享“双份”名额,甚至其中一名副主席还必须由英国四家会员“内定”,如果“老欧洲”拒绝改革,等于挑明其“倒布”的私心,势必激化和“足球第三世界”的矛盾,反之“足球第三世界”会继续扩大足坛发言权,布拉特也算出了口对“老欧洲”的恶气。

此举最大的作用,恐怕还是提醒那些被“好戏”弄得有些兴奋和不知所措的“足球第三世界”大人物们“尽管有矛盾,但在‘老欧洲’面前别忘了我们才是自己人”。

很显然,布拉特的反击起到了一定效果:6月中旬以来“倒布”声浪逐渐局限于“老欧洲”范围内(尤其英国),第三世界的附和声越来越稀少,而沃纳的“反水”则不啻釜底抽薪——没了沃纳这根“当头棒”,“老欧洲”就很难再将美国执法部门针对FIFA的动作,和自己的一系列动作,再如此前“逼宫”那样,理直气壮地连为一体。

未来会怎样

从“FIFA综合改革方案”,以及辞职一天后布拉特重返办公室时FIFA总部雇员的支持姿态可知,布拉特虽倒,但他的一些有利于“足球第三世界”的政策,如增加亚非两洲世界杯决赛名额、增加“足球第三世界”世界杯主办概率及分红等,却因受到这些FIFA会员国欢迎而不会轻易人亡政息,“老欧洲”任何旨在恢复国际足坛旧秩序,让“足球发达世界”继续“赢家通吃”的努力,都会遭到“足球第三世界”抵制,后者足球水平虽低,但会员数却占绝对优势,且在足球市场开发方面有更大潜力,在这种情况下,普拉蒂尼们恐也只能见好就收,搞搞“统一战线”,以免引火烧身,而最起劲的英国本身在“足球发达世界”也颇受孤立,他们的“热心”恐怕只能帮倒忙。

不仅如此,如前所述,美国执法机构的直接目标是FIFA,目的则是以豁免追究换取巨额和解金,布拉特或任何人主持FIFA对他们而言是一样的,“后布拉特时代”无论谁当FIFA主席,都势必背上沉重的还债包袱,以及随时可能爆发的“赞助商危机”(6家一级赞助商如今已有半数生变或存疑,且一旦俄罗斯世界杯主办权争议闹大,俄系赞助也会出席变数),而“足球发达世界”和“足球第三世界”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也会成为让人望而生畏的定时炸弹,如何能在不断“读秒”的美国人和行色匆匆的布拉特所留下的短暂“空档期”找到合适的新主席,是对各方应变、妥协能力的考验,且不论谁当选,都势必成为一位过渡性质很强、存在感和权力相形见绌的弱势主席。

至于被议论纷纷的未来两届世界杯主办权问题反倒可能不是太大问题:莫斯科世界杯离开幕所剩时间不过3年,此刻“推倒重来”对足球圈内任何一方都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倒是7年后的卡塔尔世界杯可能真会出现变数,因为不仅“老欧洲”,几乎任何一个大洲、成员国的足球协会都不见得喜欢如今这个布拉特一手包办、足以让洲际俱乐部杯赛和各国联赛乱作一团、令各家实际利益受损的“冬季世界杯”方案,但合适的理由、合适的下家却并不见得好找——既不能太伤“足球第三世界”的颜面和利益,又要确保FIFA能够赚到足够的钱,要知道在挥舞FCPA法宝的美国人压力下,未来几年FIFA可是很需要钱的。在这种情况下,“倒布”的声浪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收窄”,最终主要局限于“英伦四兄弟”和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员们。

美国执法机构或许还会扩大“杀伤范围”,但恐仍然我行我素,而和足球圈内部恩怨不相干,当然,一些美国其他领域的政治人物,如人们颇熟悉的“参院双宝”麦凯恩(John McCain)和梅嫩德斯(Robert Menendez),会更热衷于喊出让“老欧洲倒布派”爱听的口号,如“调查2018和2022年世界杯申办权腐败”等,但正如许多分析家所言,他们的口实是乌克兰问题而非FIFA问题(两位美国“红脖子”恐怕对英式足球知之甚少且兴味索然),目标是被他们认为应对美国“不作为”负责的奥巴马,而非FIFA或布拉特之类足球界的外国人,且这种“国会山的议论”构不成实质性压力。

那么,布拉特会否自食其言,在之后演出“三让而受”、重新“黄袍加身”的一幕?

可能性恐怕不大。经此一役,布拉特恐已对FIFA主席这只“火盆”的危险程度感同身受,且尝到置身事外甜头的他也未必乐意重蹈险地,让自己容易接受的人选继任,并尽可能保持自己在FIFA决策圈的影响力,恐怕是他最现实的追求,此外,他也可能追求另一项有价值但无风险的终身荣誉——像自己同样饱受质疑的前任、巴西人阿维兰热(João Havelange)那样,成为FIFA的终身荣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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