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到底怎么了

一波三折、高潮迭起的“国学奇才”孙见坤“破格录取”风波，最终以更加戏剧性的一幕收场，这位被复旦教授誉为擅长文史、具有“巨大国学潜力”，甚至自己在博客中宣称“就我在国学上的水平而言，绝非是寻常泛泛之辈两三年可以达到的，没有天纵之才，不下十年之功是得不来的”、“千载之后，我会是配享文庙的国学大师”的19岁少年，非但写的诗词文不从，字不顺，而且其得意之作“《祭----纪念国父逝世八十五周年》”居然通篇生吞活剥台湾秦孝仪祭奠蒋介石的“蒋公纪念歌”，不仅学识上谈不上“国学奇才”，且小小年纪涉嫌抄袭，其诚信也大可质疑。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位“国学奇才”道长李一，也在短短时间内经历了从神仙到魔鬼的角色切换，无证行医，用障眼法捏造神迹，把一座佛教名山在短时间内包装成道教圣地，甚至自己可以先掌道观，后当道士……所有这一切，同样打着“国学”的旗号。

放眼看去，这样千奇百怪的“国学”还真俯拾皆是：风水命理是“国学”，真真假假的“神医”、“神拳”、“秘方”、“秘笈”、“养生大师”是国学，石头上显字、在山水草木或牛羊瓜菜上寻“祥瑞”是国学，修家谱、立祠堂是国学，穿上古人的袍褂靴帽招摇过世是国学，在高考考卷上用半通不通的“伪文言文”作文、用自己不认识，古人也未必认识的“先秦文字”答卷，也说是“国学”。

这些“国学”和“国学奇才”中固然有真才实学者，但毋庸讳言，泥沙俱下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比如某些人借“国学”招牌推广封建迷信，借机揽财牟利，甚至谋财害命；有些人打着“古方养生”、“中医保健”的幌子，将绿豆、大蒜等寻常之物炒成天价，将辰砂、附子等有毒副作用的矿物、植物当做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耽误了许多人的医治、健康，乃至生命；有的国学大师将原本是寻常知识的东西当做“重大历史发现”（如曾有“国学大师”宣称“发现张飞、刘备和曹操是亲戚”，其实这个发现，裴松之注的原版《三国志》中就记载得一清二楚）；一些人打着国学的幌子制造“国学赝品”（如真真假假的历史遗迹、名人故居和墓葬，以及层出不穷的假玉玺印章、假古钱、假古代宝藏、假历史口碑等等），以逞一己之私；有些人借“国学”的名义排斥现代文明，抵制科学；还有的人打着“国学”的招牌指桑骂槐，排斥民主，鼓吹排外，宣扬狭隘民族主义；有些人把“国学”仅仅理解为形式或招牌，号称“追慕唐朝”却不顾唐朝兼收并蓄、连皇族都有胡人血统的事实而主张“纯粹血统”，号称“宗法汉朝”却一味推崇衣冠，而对汉朝的历史、政治一无所知，甚至不屑知道……凡此种种，非但让“国学”和“国学大师”的金字招牌贬值，也让社会和民众对“国学”莫衷一是，产生各种歧见。

任何学科，乃至任何事物，其实都是有歧见的，但何以惟独国学如此“热闹”？

首先，国学是个筐，什么都能装。

近年来中国一些地方“申遗”流行“打包”，通过一个若隐若现的“总体理念”，将一大堆够格或不够格的东西，一股脑都塞进“遗产”的行列里。“国学”同样是这样一个筐，被塞进去的东西，有的的确是好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至今仍具有时代价值，如气节观、道德观，如尊老爱幼，尊师重道，甚至如大家常用的筷子、瓷碗等等；有些虽然已经不再是代表时代主流的实用性事物，作为“文化奢侈品”、民族认同或传统，仍具有相当价值，如诗词、书法等，有些在古代有其意义、价值，但今天已部分或全部不合时宜，如宗法制度，科举制度等，有些则糟粕居多或纯属糟粕，如男尊女卑，蒙昧主义，天人感应，歧视科技，排斥异族，推崇家长制等，后者即使在古代，也是有许多争议，并被不少有识之士所反对的。将这些有价值的、无价值的古董搜罗在一堆，统一冠名曰“国学”，在某些执着的传统主义者看来，可以壮大国学声势，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而在于某些学术投机者而言，正可假推崇国学、弘扬传统之名，夹带自己的私货。

许多“国学大师”将这种“大一统”的国学说成是古已有之的传统，其实中国古代的“国学”也并不是这样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如商代青铜工艺发达，冶铜业的分工多达几十种；周代战车制造业是“国术”，相马术是重要的“显学”，目前保留下来关于战车行业的分工过百种，各种马的专有字词有几十个之多；西汉将先秦学派分为儒、法、墨、道、名、阴阳6家，而东汉则加上纵横、杂、农、小说，成为10家。唐代科举，仅大科目就有秀才、明经、明法、进士、明字、明算六科，其下还可细分为五经、学究一经、史料等许多科。即使同一学科，也有细分，如历史，不但分为史记、史论两大类，且负责记录当代历史的使官，也要分为记载言论的左史，和记载行事的右史；清代苏州的红木行会，分工细致到同一面镜子，镜架和镜框要分成两个会的地步。可见，将良莠不齐、真伪羼杂的古董统统塞入“国学”大筐，本身并不符合“国学传统”。

不仅如此，一些所谓的“国学奇才”、“国学大师”其实即使在本领域也并非出类拔萃者，如某些在高考中被打满分的“文言试卷”，严格地说并不符合文言规范，一些所谓“古体诗人”的诗词，连最基本的韵律都不遵循，一些“国学大师”分辨不出其专业范畴内文书、文物的真伪，时或闹出指鹿为马的笑话，甚至让收藏者、博物馆“吃药”。如果按照规矩细分，他们面对的，将是同行们的挑剔和审视，很难蒙混过关，而如今都被装入“国学”大筐，在审视、验证时，面对的是一大群同样冠以“国学专家”头衔，其中大多数却是本专业外行人士的检查，“脱颖而出”的难度，显然要小得多。原本中国古代学术就有科目模糊、重理论轻技术的缺点，这种“大筐主义”自然将这个缺点更加放大无遗。

其次，“国学”也时髦。

管仲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因各种原因被打断了传统传承的中国，在追逐物质财富的热潮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了文化消费的需求，把这种需求说成文化觉醒也好，附庸风雅也罢，但需求和市场是千真万确存在的，而“国学”打着传统、古典、精品的外包装，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自然是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文化消费品。

尽管需求上来了，但由于历史的断层尚未填补，不但民间、社会上普遍存在对国学不甚了了却兴趣浓厚，一知半解却渴望消费的人群，甚至不少媒体人、文化人，也缺乏对传统文化辨别真伪的知识和能力，而在这个快餐化、商业化的社会，许多人又急于事功，不屑、不及或不愿下功夫作考辩训诂，一些别有用心者更在“国学”中掺杂金钱和权力因素，结果便造成“国学多妖孽”的局面。如不久前一位“国学奇才”被媒体隆重宣传，其中有该“奇才”书橱里有“厚厚两本《中庸》”的新闻描述，殊不知《中庸》原本是《礼记》中的一篇，篇幅极短，目前通用的朱熹集注版《中庸》，全书仅仅19页，因为实在太薄，不得不和《大学》、《论语》合为一册，如何可能有“厚厚两本”？宣传者如此缺乏“国学”辨别力，别人塞些私货、赝品，岂不是容易之极？“萝卜养生”、“绿豆保健”之类神话可以登堂入室，在正规媒体上广而告之，又可以一呼百诺，引起全民热潮，如是再三，“国学”不“多妖”，反倒是一件咄咄怪事了。

第三，“国学”是橡皮泥，可捏可塑。

相对于自然科学，“国学”在许多人看来是先验主义的，妍媸高下固然各人各看法，甚至是非、黑白、曲直，似乎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个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可以用实验来证明其是否正确，一个当代经济学说，也可用经济实践来验证，然而日前兜售的许多“国学”商品，却是“说好便好、说歹便歹”的，这便好比传统相声里说的，有人算卦问兄弟有几个，卦辞是“桃园三结义孤独一枝”，从独子到兄弟几十个，都能从这九个字中得到“准确答案”。

很显然，这种可以任意捏塑、随意解释，并夹带更多人为取舍的“国学”判定法，是很符合某些“国学大师”、“国学奇才”口味的，有了这种特性，本应被质疑的“大师”可以安之若素地继续开山门、收弟子；有了这种特性，原本既不能文、又不能武的“国学奇才”，就可以在某些“国学大师”的推崇和“国学推手”的包装下，成为“遗贤”，被“特招”、“破格”，享受本无资格享受的种种好处；有了这种特性，那些分不清东西汉的“大汉主义者”、读不通《本草纲目》的“中医养生学家”，甚至打算勾引仙逝2000多年孔夫子的“国学辣妹”，便都一股脑成了“国学”的“自己人”了。

其实塞进国学这个大筐的各种东西，并非都没有评判高下的一定之规，像格律诗词，各种手工艺品，还有射箭、摔跤、武术等竞技项目，原本都是有严格的“规矩”的，但这些东西被统一“国学”化，又被包装化、商品化后，原本有规矩的也渐渐变得无规矩起来，一来各专门学科的小规矩，顶不过“国学”的“大模糊”，二来这些“小规矩”本身太专业、太学术，普通人原本就不太明白，加之舆论和推手一翻炒，自然就更加“不规不矩”了。

第四，无利不起早。

水汪汪的“国学大师”、“国学奇才”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为有“成功榜样”。

比如近年来高考中层出不穷的“国学冒险”，从文言作文到“古风长卷”，从小篆书卷到“甲骨文答题”，一个比一个离奇，尽管他们的做法、他们的国学水平，不断受到质疑，但其中不少人却“一击得中”，最终达到了他们“跳龙门”的“战役企图”。可是按照高考的规矩，他们都是犯规者：一些“文言作文”被批了满分，阅卷者声称“看不太懂”，而自古至今，高考作文的最基本要求，就是文从字顺，一目了然，如果真的“看不太懂”，照理应该是不及格；从隋唐始行科举起，就要求用小楷答题，而恢复高考后，高考规则中也明文规定，文字应清晰、易辨认，不能潦草或写异体字、别字，使用小篆、甲骨文（姑不论真假）答题，如果按照场规严格执法，理应一分不得。如果相关把关者能够严格照规则行事，“国学冒险”者每次冒险都以碰到头破血流收场，后来者就会互相提醒，引以为戒，不敢作此念想；偏偏近几年来，舆论、媒体每每大篇幅正面宣传这些“国学奇才”的“先进事迹”，看不懂的作文可以当范文、得满分，达不到分数线可以通融，实在不行可以“破格”，冒险者凭借犯规和被夸大了的“国学天分”如愿以偿，志得意满，他们冒险的成功，自然会激励更多后来者起而效尤。

这些考场上的“国学奇才”所获不过小利，那些打着“国学”招牌，兜售各类“养生秘方”、“传统价值观”，骗取名利、金钱，误人子弟甚至祸及性命的“大师”、“宗师”们，许多在被揭穿前已赚得盆满钵满，一些人至今仍光环耀目，坐享尊荣。在所谓“成功学”的误导下，这些人的“成功”被夸大，其不择手段之处即使被揭穿，也常常被包装成“成功技巧”，舆论、公众、名人对“造神”兴趣盎然，趋之若鹜，却对“解码”敬而远之。日积月累，久而久之，“国学”大环境每况愈下，“国学多妖”，何足为奇？

要扭转这一局面，最根本的出路，是还传统文化以本来面目。

首先，要改变“国学”概念“大筐化”的状况，研究文物的就是文物学，研究诗词的就是诗词学，研究训诂的就是训诂学，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让那些混在大队人马中的“国学南郭”无处存身。

其次，要有动态的国学思想。所谓“国学”，本应是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学术，历朝历代，所推崇的国学是不一样的。战国是竞争的时代，研究政治斗争的纵横家，研究国内政治的法家，和研究战争艺术的兵家是最受推崇的国学；汉初百业凋敝，国策是休养生息，讲究清静无为的道家是国学，清末救亡意识觉醒，近代科学思想，和稍后引进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最重要的“国学”。即使同一个朝代和帝王，需要不同，国学也不同，汉武帝最初崇尚开疆拓土，外交和军事人才成为“国学奇才”，后来重视经济发展，盐铁学家和商人成了“国学奇才”，晚年厌倦战事，崇尚农耕，农业专家就成了“国学奇才”。“三代不同政”，如今的时代，理应有属于本时代的“国学”，传统的东西当然也应扬弃地继承，但不应刻舟求剑地视作“国学”，更不应不加辨析地将一切真伪古董、古迹都视作“国学”。

“国学”到底怎么了？其实说到底也没什么，传统这东西，只要抛却功利心和急躁心态，抱着平衡、端正的心态去审视，就能多少洞悉其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