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一度被炒得热火朝天，引发支持、反对两派躁动的“中泰签署克拉运河项目合作备忘录”新闻，被悄然合上最后一只盒盖：新闻“主角”之一、“有照片为证”据称参与签约的泰国前陆军上将、前总理差瓦立.永猜裕出面辟谣，称自己并未参与这样一次“签约”。

从激动到无法激动

克拉运河“签约”的“特大新闻”是5月14日由南方某报首先报道，在此后的3、4天里迅速爬上中国多数网络媒体头条，和许多传统媒体的重要版面，一些流媒体甚至还“快炒热饭”、召集专家录制背景报道和深度解剖节目，不论“言简意赅”的原始报道，或洋洋洒洒的跟风阐发，都着重从克拉地峡的“重大战略意义”进行正、反PK。

支持一方认为，开挖这样一条运河可缩短中国至中东、非洲海上航线里程，让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宗产品输入和制造业产品输出通道避开海盗滋扰频繁，且为兵家必争之地、战时恐遇变数的马六甲海峡，是“具有历史意义和极高战略价值”的重大项目，更有人将之和中国官方头号“样板热点”——一带一路挂钩，认为克拉运河项目势必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和关键。

而反对一方则强调，开挖这样一条运河从经济上并不划算，投入高、周期长，而能够节省的运输成本不足以抵消投入和风险的付出；至于政治上的意义同样不能高估，因为克拉地峡运河一旦开通，同样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真到了马六甲海峡“此路不通”的地步这条运河也未必通畅，而克拉地峡为泰国、缅甸、马来西亚三国共有，泰国所有部分为地区、宗教矛盾重重，社会动荡频仍的南四府（宋卡、也拉、北大年、那拉提瓦）地区，这里的风险系数，恐未必比马六甲海峡更低。

在“正反大PK”的热闹中也有一种声音掺杂其中，质疑这一消息本身，以及签约双方是否靠谱，但这种声音十分微弱，夹杂在正反双方的“高八度”中若有若无。

然而这份激动在5月19日戛然而止：当天一早，先是北方某报引述泰国驻华使馆的说法，称“经与泰方沟通并核实信息，使馆方面认为这项协议签署双方是民间组织，并非现任政府官员”、“他们应该是在研究这项合作的可行性”；几小时后中国驻泰使馆表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迄今为止没有参与关于此项目的研究和任何具体合作，也未就此发表过任何立场”；就在部分支持派（尤其是俗称“下棋派”的某些军刊“大能”）仍硬着头皮明示或暗示“很可能是类似‘瓦良格’航母来华的‘赌船模式’”、“这事你们懂的”之际，当天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称，他们“也从媒体上看到了有关报道”、“没有听说过中国政府有参与该项目的计划”。

正反两方的“激动派”至此再也无法激动：泰国官方的口径是“事情或许有，但既和官方无关也不是实际项目”，充其量是“研究研究”；中国官方的口径则是“事情有或没有都跟官方无关，官方甚至连‘研究研究’都没参与”，叙述的尺度实际上是一样的，只是口气有所区别，中方显得更严厉一些罢了。

来看看“主角”们

到了这一步就连“下棋派”的声音也不得不低沉下去，大多数人则如梦初醒，开始回过头研究那两个早该被研究的当事“主角”。

人们发现，“克拉运河项目”的“中方主角”是2015年4月8日在北京注册的“中泰克拉基础设施投资开发公司（CHINA-THAILAND KRA INFRANSTRUCTURE INVESTMENT & DEVELOPMENT CO.LTD, INFRANSTRUCTURE本应为INFRASTRUCTURE，但“签约仪式”新闻发布会的背景板上居然写错了）”，这家注册资金号称20亿元人民币的公司从成立到宣称启动总投资280亿美元的克拉运河项目，只花了一天时间。

这家“速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郭羿，法人股东是中投亚联（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后者的股东则为自然人郭羿和汇金亚联投资有限公司，而“汇金亚联”的股东同样是郭羿。在“签约发布会”上以“后台”或“泰方合作者”的模糊身份亮相并将大名标注在背景板上的亚洲联合投资集团（ASIA UNION CROUP CO.,LTD）也不过成立于2月23日，且其泰方投资者、华侨王鸿宾4月9日披露，“亚联”的母公司居然是“中泰克拉”——换言之，这个奇怪的“中方主角”居然是先有儿子、后有生母的怪胎。

更为重要、且极易被忽视的是，“亚联”到底是什么角色，或换言之，这个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的“合作研究项目”，其“泰方合作者”到底是谁？

很显然，这个“合作研究项目”的操盘手很希望暗示公众，“泰方合作者”是差瓦立.永猜裕，以便为这个没有泰国官方、军方背景就毫无可信度的“宏大项目”涂抹上一层金色。但差瓦立早已交卸官职、军职，并没有合适的头衔，是不可能作为“泰方合作者”登堂入室的（即便勉强这么做也缺乏效果）。

前面反复提到的“签约发布会”背景板其实已给出了答案：这块背景板上半部分为“中方合作者”即“中泰克拉”的中英文全名，下半部分则是“亚联”的中英文全名，这种安排很容易给观者以“后者为前者的母公司”错觉（其实恰好相反），但实际上，“亚联”才是这个“中泰合作项目”的“泰方合作者”，而隆重介绍的差瓦立前总理，不过是巧妙安排在现场的另一块更精致背景板罢了。

这样的安排自然有其道理：如前所述，“中泰克拉”和“亚联”其实是不知谁算母、谁算子的“一家子”，倘亮明这样一张底牌，所谓“中泰合作”、所谓“280亿美元大项目”，也就变得毫无光彩和吸引力可言。

话题并不新鲜

说到克拉地峡运河，泰国非正式的说法，是从却克里王朝第一代国王拉玛一世就开始憧憬，但真当作一个构想正式提出，据历史记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泰国改革之父”拉玛五世国王所提出。尽管拉玛五世励精图治一心富国强兵，但泰国国力虚弱，不仅没有资金、技术实施这项宏伟计划，且克拉地峡本身的主权也受到英、法威胁，在其在位最后一年（1909年），克拉地峡上原属泰国的吉兰丹、玻璃、吉打、登嘉楼被英国人割去，同样以穆斯林和马来人为主要居民的“南四府”也风声鹤唳，运河自然也只能成为一张无奈的画饼。

二战前夕，泰国成为日本的“小伙伴”，为避开英国控制的马六甲海峡，打通通向印度洋的通道，日本提出出资修建克拉运河，但当时的日本深陷中国抗日战场不能自拔，既无财力、也无人力展开这样一个大项目。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先是日本占领整个马来半岛并控制新加坡，马六甲海峡畅通无阻，克拉运河变得毫无必要，继而战局逆转，日本连连败退，自更无暇考虑什么运河了。

上世纪70年代，克拉地峡运河方案再度被提及，其背后的推手，则是当时经济实力蒸蒸日上的日本，目的则是缩短对日本而言至关重要的海湾-东亚石油运输航线。但这一项目最终不了了之。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美国和新加坡不以为然。对于美国而言，控扼马六甲海峡、屯兵新加坡，本可以占据太平洋-印度洋间通道形胜之地，一旦克拉地峡运河开通，就势必要两头兼顾，难免顾头不顾尾；对新加坡而言，一旦克拉地峡运河开通，马六甲海峡的航道垄断将不复存在，这等于断了“吃海峡饭”的新加坡生计。其次，如前所述，克拉地峡运河不论走哪条线，都必须面对 “南四府”问题，如果走普吉岛以北的“北线”，“南四府”将被人为与泰国本土分隔开，这很可能令当地分离主义运动火上加油，而倘走南线则势必全程穿过“南四府”，按照当时泰国观察家的说法“等于把造价高昂的运河修在火山口”。正因如此，当时主导泰国政治生活的军方对此持保留态度，项目虽时有提及，但始终不冷不热。

这一话题再度变热，则是2004年开始的，炒热他的关键人物，正是此后10年泰国政坛最富争议的风云儿——他信。

他信当时正参加大选，他提出在五年内让泰国成为亚洲石油中心的计划，并把修建克拉地峡运河当作重点，其目的，则是希望争取当时对他支持率偏低的“南四府”选票。当时泰国和日本组建了联合论证小组，综合论证了4条可能的线路，并认为最理想的是南线方案，即在普吉岛以南的宋卡府沙廷帕县动工，运河全长102公里，宽400米，深25米，双向航道，总造价280亿美元，工期为10年。

这是迄今对克拉运河项目最深入、投入最多的一次论证，此后历次“翻炒”几乎都把这次论证的成果改头换面加以利用。

这个项目首次和中国人拉上关系，是2006年的事，而且最初的确有一点点官方色彩：当年中国-东盟南宁双峰会议召开，会上克拉地峡运河问题被当做话题进行讨论。由于此时中国经济开始崛起，海外能源、原材料依存度大幅提高，许多人认为，兴建克拉地峡运河，不仅能令航线缩短，运输成本降低，运输风险减少，还可避开美国控制的马六甲海峡咽喉，因此中国应积极介入。“双峰会议”是官方组织的活动，但克拉运河问题充其量算作“讨论讨论”的话题范畴。

但就在那一年，“有背景的中国资金介入”话题突然横空出世，所谓“有背景的中国资金”据说来自“中国国际基金会”。此后直至2014年，“中国参建、运河上马”的传说隔三差五就会出现，其中去年3月的一次最为热闹，当时据传“有背景的中国资金”牵头成立了“克拉地峡运河筹建小组”，柳工、三一重工、徐工等都一度被传为可能的“合作方”，引发相关股票大涨，迫使上述大型国企在当年3月14日同步辟谣，称从未参与、截至目前也未计划参与所谓“克拉地峡运河筹建小组”，此后“克拉运河”话题热炒戛然而止，直到此次又重演了似曾相识的一个新轮回。

“有背景的中国资金”

不难看出，从2006年至今，“中国介入克拉运河项目”的炒作总离不开两个“关键词”——“有背景的中国资金介入”，和“有背景的泰国军政关系”。

2006年首次出现的“有背景的中国资金介入”，是所谓“中国国际基金会”，这家看上去很“中字头”的公司，其实名叫“中国国际基金有限公司”（CIFL），一般简称中基，该公司实际上是2003年在香港注册、注册资金仅100万港元的私人企业，2004-2007年，该公司投资人徐京华和合伙人王靖等在安哥拉“跑马圈地”，承接了大量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并在中国国内大造舆论，以“不要投标、不要垫资、不要银行担保”的“三不要”和支付头款为条件，吸引了一大批有正规海外工程承接资质的中资企业，待这些中资企业到位后，又以低报价和“精算”让上述企业陷入“做下去一定赔、不做前期投入打水漂”的尴尬，当年引发中国股市大地震的杭萧钢构事件，正是这个“有背景的中国资金”一手制造的“好事”。

耐人寻味的是，徐京华、王靖和“有背景的中国资金”，此后在全世界频繁“上镜”，且总是对运河、铁路情有独钟，和这些名字有关的项目，就包括利比里亚运河及铁路意向（徐京华和其安哥拉合作方联合参与，一度被外媒误以为“中国官方项目”，后不了了之），俄占克里米亚半岛运河工程意向（王靖参与，被俄方炒作为“中国政府支持俄在克里米亚立场的政局”、“中国企业成为克里米亚‘回归’后首个外国投资者”，后冷却），尼加拉瓜运河项目（王靖参与，这个无需多言），而在近10年间多次掀起克拉运河话题的“克拉地峡运河筹建小组”，同样能找到徐京华、王靖等似曾相识的名字。

不难看出，所有这些“运河”项目都有共同的特点：宏大叙事、强调“双方政府背景”、“中方”牵头人采用杠杆操作吸引中国大型基建或基建设备公司投入并“套牢”、相关股票的异动，“有背景的中国资金”总是习惯于临时注册、交叉控股，并准备名目繁多的“分身”——以及最后但最重要的一点，这些项目大多“烂尾”（有相关公司被吸引）或不了了之（无相关公司被吸引）。

具体到克拉运河项目，泰方的“背景板”常常可以看到差瓦立.永猜裕的身影。他虽是带有军方背景的资深政治家，却一向是他信的同盟者，任职期间也曾卷入过一系列涉外（包括涉中）大宗交易丑闻嫌疑，此次迫于压力，差瓦立最终出面辟谣，称自己并非签约一方，甚至那张关键性的照片也是4月出席“一次活动”所拍摄，系“错误使用”，但他并未解释，这“一次活动”是什么性质的活动，他对于这次“活动”的性质是否知情并支持——事实上他也含蓄承认，自己是参与了和“克拉运河”相关讨论的。

“有背景的中国资金”最大的破绽恐怕是自身懒惰所致：此次最新一轮炒作，他们再次抛出了2004年泰国-日本联合论证小组的南线研究数据，即“规划工期10年、规划投资总额280亿美元”（其实去年也这么做了），稍有金融或基建成本常识者都会明白，时隔11年之久，材料价格、货币汇率都变化剧烈，如此大的项目规划造价居然分文不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概念。

这最新一次的“克拉运河”炒作，适逢A股大牛市，但由于相关各方辟谣及时，对题材、杠杆最灵敏的股市刚掀起些许波澜，便迅速冷却下去。如今除了极少数最铁杆的“下棋派”，大多数人都开始回避这一话题，几天前还趋之若鹜的媒体、网络，更选择了迅速遗忘。

然而这实在是不该遗忘的：如前所述，“克拉运河”以及其他一些“宏大叙事”的“运河”，是隔三差五被同一类、甚至同一批人拿出来，带有明确目的性翻炒的“轮回式话题”，如果我们今天选择了遗忘，或许明天、后天，就会有更多企业和个人因此栽入似曾相识的“运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