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东部时间6月17日晚，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有近200年历史的、现存最古老黑人教堂之一——伊曼纽尔非洲裔卫理圣公会（AME）教堂发生严重枪案，造成包括牧师、参议员平克内伊（Clementa Pinckney）在内9人死亡，21岁的白人凶嫌迪兰.鲁夫（Dylann Roof）在14小时后被捕。

正如奥巴马18日在白宫讲话中所言，这并非美国黑人教会、教堂第一次遭到袭击，事实上这座教堂本身在战后至上世纪60年代就屡屡成为白人种族主义者的针对目标，以至于在当时引发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关注和亲身到访，作为一个历史上族裔矛盾尖锐、族裔冲突频仍的州，南卡罗来纳州白人与黑人间的隔阂、冲突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放诸美国全境，这也是个十分“古老”的命题。

但这同时也是个新难题：自上世纪60-70年代后，平权意思和立法在美国获得很大进展，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排斥已被视作“政治不正确”，甚至“黑人”一词都在较正式场合被听起来更“平等”的“非洲裔美国人”所取代，如今执政的奥巴马，则更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有非洲裔血统的联邦总统，包括黑人在内的美国有色人种，也成为美国主流政党、政治家越来越重视、越来越不敢得罪的“票仓”和人群，奥巴马不去说，共和党总统提名候选人杰布.布什（Jeb Bush）这位“德克萨斯红脖子”也概莫能外，如果不是此次悲剧突发，18日这天他本该出现在事发地查尔斯顿这个黑人人口密集的城市，出席一次重要的活动。而“鲁夫枪案”就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背景下发生了。

和奥巴马任期内多次发生的白人警察、协警枪杀或“过度使用武力”对付黑人相比，“鲁夫枪案”的性质无疑是更严重、更恶劣的，毕竟前者还可用“执法行为”等“非种族”概念自辩，而后者则辩无可辩：将袭击成为“最无法言说惨剧”的查尔斯顿市长乔埃.莱利（Joe Riley）在嫌犯尚未落网之际就毫不含糊地指出，这种做法“唯一可能的原因只能是出于仇恨”，而当地居民也表示“不管有多少疑点，但毫无疑问，一名白人走进一间非洲裔美国人教堂并开枪滥杀无辜”，这是“不可接受”的。这样的暴力在南北战争或3K党肆虐的时代并不罕见，但在今天却足以惊世骇俗——或如奥巴马所言“让人联想起美国历史中最黑暗的日子”。

毫无疑问，发生这样的惨剧，对身为首位非洲裔美国总统的奥巴马而言同样是不可接受的：上任以来他一直试图弥合美国国内族裔矛盾，营造更完美的“平权”形象，包括非洲裔在内的有色人种选民，也一直是他和民主党最可靠、最具潜力的票仓，毕竟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有色人种的出生率更高，而平均年龄则更低。中期选举后，已无连任可能的奥巴马“有官一身轻”，再无选战压力，但民主党有，不论党内或有色人种社区，都将对奥巴马施加有形、无形压力，期待他给出个令人信服的“说法”。

然而这又谈何容易？

出于平衡的考量，奥巴马始终力图将自己塑造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而非一名“非洲裔总统”，在以往诸如“白人警察误伤黑人”之类热点发生后，他往往会竭力回避、淡化其中肤色、族裔命题，此次也不例外，在18日讲话中他虽也谈及族裔问题却“点到为止”，相反，却将悲剧的症结归结为“控枪不力”，试图连消带打地将话题焦点引向自己一直极力倡导，且屡屡以此为话题对共和党发难的控枪议题上。

可以想见，同样需对这一事件“给个说法”的共和党未来大选候选人们（如杰布.布什）会心照不宣地跟奥巴马一起“跑题”：虽然“控枪问题”也很棘手，但毕竟比族裔、肤色问题要轻松得多。

同样可以想见，嫌犯及其辩护者将利用政治家们的这种“回避难点”心态，极力为自己和当事人的残忍行为辩护并争取尽可能大的利益，鲁夫的叔父日前已对路透社放风，暗示其“可能有精神问题”，很显然，将会有人试图把惨剧描述为一次精神病患者引发的意外，或充其量一次偶发涉枪刑事案件，而非一次族裔仇恨暴力。

问题在于此次事件的族裔仇恨色彩是如此明显、如此避无可避，嫌犯在作案前便有大量种族歧视性言论流传，被捕后据传又以“只因他们都是黑人”概括其作案动机，这些都是不容忽视、也不可能视而不见的。

美国总检察长林奇（Loretta Lynch）已表示将就“鲁夫枪案”是否涉及种族仇恨犯罪展开调查，不论结果如何都可能触发更深层的忧虑：倘将矛头直指种族仇恨，则有可能触发“族裔仇恨报复循环”；倘回避这一点，则又可能令存在族裔暴力倾向者有恃无恐，令饱受族裔暴力困扰者对法律正义和政府行政治理失去信心，从而试图寻找“自己的解决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