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被利益集团拖垮的王朝

清朝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后，延续时间最长的王朝（西汉和东汉、北宋和南宋分别按两个朝代计算），它的覆灭，标志着中国皇权时代的结束。

“自古无不亡之国”，这个颠扑不破的道理，是几乎每个头脑清醒的帝王所知晓并承认的，但每个王朝的覆灭，却各有其败因。清朝到底由何而亡，是一直到今天还在争议的问题。

一些逊清遗老曾将亡清之责推给袁世凯，在他们看来，虽然革命军兴，天下大乱，但在武昌方面清军收复汉口、汉阳，在北方，滦州革命党被肃清，山西的革命军被包围，在其它战场，清军也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倘非袁世凯逼宫在先，攘夺在后，清朝何至于作孤儿寡母之叹。

也有人认为，革命是推翻清朝的主推手。尽管在武汉方面，革命军处于下风，北方的起义形势危殆，但与此同时，革命军已夺取南半个中国，建立了实力可观的军队和粗具规模的临时政府，不但南方民众踊跃支持，甚至许多立宪派、洋务派官员、名流，都成了清廷的“乱臣贼子”，即使袁世凯不逼宫，清廷也大势已去。

除此之外，还有“外因说”（列强在辛亥革命中转而支持袁世凯另组政府，使清廷丧失依靠）、“财政说”（清廷因财源枯竭而被迫大举借外债，同时将路权收归国有以牟利，造成四川等地民变，而一旦内战爆发，又因缺乏军费而无力镇压）等等，从民国初年，一直争论到今天。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俗话说得好，坚固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崩溃的，清朝也不例外。拖垮清朝的，是晚清时相互纠结的各个利益集团。

政治：从大一统到十八个小国

1900年庚子之变，清朝惨败在八国联军之手，丧失了大量主权，也让原本尚对朝廷抱有希望的大多数国民因绝望转而同情革命。康有为曾就此尖锐地指出，清朝内部四分五裂，各省仿佛“十八小国”，是造成主场作战、军力占优，武器装备也不像前几次对外战争那般存在“代差”的清军一败涂地的关键。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封建统治最牢固、中央集权最完整的朝代。和明代一样，清朝并没有宰相，从明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内阁，到了清代已不具备政府中枢的职能，被称为“中枢”的军机处，实际上是代皇帝票拟意见、向皇帝提供顾问的大秘书班子，六部、九卿、科道都听命于皇帝一人。地方上，总督、巡抚、布政司权力重叠，相互牵制，又被皇帝通过“密折”、“纠举”等谍报网严密监视，只能听命于皇帝一人。不仅如此，原本多少可以制约一下皇权的监察体系——御史台，和意见部门——台谏官员，在皇权的压迫下，也形同虚设，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然而太平天国运动的14年，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在太平天国血泊中兴起的、以湘淮军为代表的汉族新兴权贵集团，通过流血、苦战，从太平军和其它造反势力手中夺取了多个省份的政治实权，而内忧外困、时刻担心覆灭之危的清廷也不得不接受这一既成事实。等太平天国运动结束，清廷试图重建旧的中央集权体制，却遭到这些既得利益者的顽强抵抗，这种较量的结果，使得“同治中兴”仅仅表面上恢复了旧制，而实际上权力结构已经悄然生变。

原本在地方，督抚间和布政司并非上下级关系，而是互相牵制、共同对皇帝负责的，但在同治朝之后，获得地方实权的湘淮集团逐渐改变了这一体制，并非湘淮集团核心人物的广东人骆秉章，依靠湘淮军的支持，就可以“易置提镇，庭见两司”，其他地方实权派人物可想而知。

地方实力派对中央集权的抵制，导致清朝后期事权不一，中央政府实力孱弱，无法在内政、外交等层面保持统一协调。为了和汉族既得利益集团对抗，清廷千方百计扶持皇族、八旗贵族，同治时代最重要的“外事部门”——总理衙门，始终掌握在皇族手中，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太后信用端王、援立“大阿哥”，试图废黜光绪，庚子国变后，慈禧不得不在1906年宣布改制，实行内阁制，后来成立的内阁，12名阁员中皇族、贵族占了3/4，就是明显的例子。

这些被提拔、信用的满族贵族，又形成了满族、皇族利益集团，他们同样出于一己私利，和地方实力派勾心斗角，甚至不顾全局，拆对方的台。甲午战后，端王集团为确保自身获得执政权，更为“大阿哥”（大阿哥溥儁是端王载漪的儿子）能够早日当上皇帝，一面百般排斥汉族权贵集团，压缩后者在中枢的话语权，一面不惜利用义和团，掀起排外情绪，甚至制造中外摩擦，酿成八国联军之役。为了夺权，他们不顾国际法，调动军队围攻使馆区；为了夺权，他们不仅杀死反对派大臣许景澄等，还将义和团引入皇宫，试图趁乱杀死光绪。他们的胡作非为让原本理直气壮的反侵略运动，变成一场理屈词穷的国际政治闹剧，最终引狼入室，让清朝丧失了最后一点元气。

战后，这些满清权贵并未汲取教训，1906年的改制，他们照样要抢“大头”，不论办洋务、办新军还是出国考察，领衔的几乎都是八旗贵胄。慈禧和光绪相继去世后，清廷建立了以摄政王载沣为核心的统治体系，这个体系同样把汉族权贵排斥在边缘甚至圈外。

耐人寻味的是，满清权贵集团在汉族权贵中却拥有一个同盟军：清流派。

清流派大多是科举出身、长期担任京官，尤其是“言官”的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而言，清朝政治结构的变化让他们惶恐，也让他们从既得利益者，变成“既失利益者”：地方督抚权力的扩大，缩小了他们成为封疆大吏、独当一面人物的几率，地方权力的膨胀，让许多中枢清要部门变得无事可做。不仅如此，这些科举出身、循序渐进攀上高位的传统封建官僚，对确保他们上位的八股取士、儒家治国等“国本”念念不忘，在他们看来，如果这些“国本”动摇，他们的地位、荣誉和未来都将变成一个问号。正因如此，清流派中的不少人，如徐桐、赵舒翘、倭仁等，成为和满清贵族集团结盟、和地方汉族实力派针锋相对的势力。

地方汉族实力派自然不甘失去既得利益，面对满清贵族-清流派的联盟，他们的对策是强化地方权力，积极影响中枢，在这种思路左右下，地方割据的局面非但没有削弱，反倒逐步增强，最终到了庚子时代，出现了不听命于中央而单独和列强和平共处的“东南互保”，甚至差点弄出个“独立国”来。

公平地说，三股势力都是既得利益者，只是利益各不相同，他们彼此争斗，内部也经常互相拆台（如皇族中端王和醇王、恭王之争，地方实力派中湘淮之争、李鸿章和左宗棠之争等），最终让清廷形不成内政、外交的合力，在一次次内忧外患的打击下被逐渐掏空。

军事：从“皇军”到私兵

清代的军制，原本是地道的“皇军”制度，由满蒙族和关外汉族组成的八旗军主力驻扎京城，一部分八旗兵集中分布在全国重要战略据点，由汉族组成的绿营则以几百人、几十人、甚至几个人为一个单位，星罗棋布地分散在全国数以万计的汛地上，前者是皇权的基石，并负责监视、控制绿营，同时还是皇帝手中最重要的战略机动预备队，后者则是确保全国统治的工具，人数众多而分散，可以控扼全国各地，确保政权巩固。

不论八旗或绿营，都是世袭的职业兵，他们“吃皇粮”，编制固定，军饷由国家财政统一支配，武器军需也由中央统一筹措安排。“端人家的手软”，从武器、驻地到口粮都仰赖国家的清军，自然成为清廷的驯服工具。

然而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改变了这一切。

由于八旗、绿营兵腐朽不堪，在战争中被大量歼灭、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由湘淮实力派组建的勇营——湘军、淮军、左系湘军等，这些勇营系以将领为核心组建，士兵和军官由将领自行召集任用，粮饷自筹，军需自给，很显然，这样的一支军队，会更听命于统帅，而不是中央和皇帝。打仗是最花钱的，太平天国之战刚开始的1851年，仅广西军事，咸丰皇帝就不得不额外拨出内库银100万两，而太平军占领南京的1853年，咸丰为筹措军费，不得不采取了三项饮鸩止渴的措施：卖官鬻爵、发行大钱和推广厘金制度。

卖官鬻爵破坏的是吏治，发行大钱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厘金制度的推广，却成为致使地方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固定化的关键。

所谓厘金，指地方军政首长有权设立关卡，从各项交易中征收额外税款，以补充军事需要。这项制度最初由学者钱江建议，清朝负责扬州军事的侍郎雷以諴采用，由于简便易行，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各路大军的军需问题，很快被各路清军普遍采用。

厘金制度的推广造成中国大地上关卡林立，层层盘剥导致商业停滞，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更严重的是，因为有了厘金这个法宝，地方实力派可以完全不依赖中央财政，自己养兵，自1863年起，湘淮军相继建立起近代军事工业，掀起洋务运动高潮，并一度建立起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和可观的军事工业，但这些国防项目却因为厘金制的普及和财政的地方化，几乎都被地方实力派等既得利益者把持，洋务运动搞了30年，清廷竟没有一个直属中央的军工厂，各地自行其是的结果，不但造成中国军队“勇怯不一，枪械异式”，无法发挥合力，屡屡在对外战争中失利，也让战后军力的恢复变得十分缓慢、困难。

据统计，1874年，厘金用作军费者占73.7%，1885年占77.6%，其中90%以上被各省用于“私兵”，即本省军费开支，这种省内军事开支主要起到对内镇压、控制作用，对国防意义很小，全盛时占全国财政收入总额14%的厘金收入，却被用于和国防无关的军事用度，清末军费捉襟见肘，国防废弛，又何足为奇。

对于这种地方军事势力的坐大，清廷始终是抵制的。太平天国战争还未完全结束，他们就压迫湘军裁撤解散，压缩淮军编制，在天津设立皇族管辖的军工厂和洋枪队，并一再下诏，要求各地恢复旧的八旗、绿营体制。但地方势力已成，财权已失，各地阳奉阴违，加上八旗、绿营腐朽至极，根本无法恢复成经制之师，此事不了了之。退而求其次的清廷转而企图按照湘淮军模式改造八旗为神机营，绿营为练军，但腐朽的八旗、绿营根本不堪寄任，清廷等于是花了额外的钱财，却多养了一支毫无用处的纸面军队，不但无助于抑制中央和地方的既得利益集团，甚至加剧了财政负担。

甲午战争中淮军体系的北洋水师和湘淮陆军相继溃败，让清廷和满族利益集团找到反扑的借口，并最终在京津一带建立起由中央直接指挥的“武卫军”5个军，但这5个军直接掌握在皇族手中的仅一个，其中实力最强的右军，更成为“淮军余孽”袁世凯的囊中之物。庚子之战，武卫军体系溃灭，此后清廷虽然继续尝试改制，如建立贵胄学校加强满清皇族的军权、编练36镇（师）新军等，但在实力越来越强大的汉族既得利益集团面前，这些努力显得十分苍白：贵胄学校的毕业生大多是只会纸上谈兵的庸才，而由于军费地方化和袁世凯势力对中枢的渗透，到清朝灭亡为止，实际编成的只有14镇、18混成协（旅）和两个禁卫协，不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8个镇、18个混成协大多被地方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直属中央的北洋6镇，也只有第一镇落到皇族手中，其余5镇都听命于袁世凯，这种局面最终让袁世凯从下野到上台，又从清朝大臣变成民国总统，两手空空的满清贵胄竟毫无抵抗能力。

既得利益集团对晚清军事的控制，和满汉既得利益集团的对抗，让清朝白白养了庞大的军队和军事机器，却始终难以建成强大的国防体系。不但满汉既得利益集团互相对抗、拆台，汉族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也不能免俗，清朝一度建立过4个水师，却分属四个地方大臣指挥，不是互不相救，就是协调不力，中法战争激战方酣时，李鸿章惟恐新建成的北洋舰只被用于作战，造成损失，授意正从英国、德国赶回的军舰放慢行程，而甲午海战时，南洋、广东水师态度消极，广东水师3艘军舰虽然最终参战，却一方面系李鸿章强压，另一方面拜3舰舰长程璧光等人积极请战所赐。

国防战略思想也同样受到既得利益集团内争的牵制。同治、光绪之交，左宗棠和李鸿章著名的“塞防”、“海防”之争，就是这种牵制白热化的结果，拥有沿海实权和海军利益的李鸿章主张“重海轻塞”，放弃新疆，专注海防；负责西北事务的左宗棠则主张“重塞轻海”，牺牲部分海防利益力争新疆。尽管这一争议最终以“海塞并重”的妥协方式解决，但长期的争议不下，和清朝中央财政的虚弱，最终埋下了“海塞都不重”的隐患，其消极影响甚至直到今天，仍有余波。

既得利益对新政的扭曲

应该承认，晚清上自皇室，下至督抚，危机意识还是比较重的，几度推行新政，目的正是为了救亡图存，但在既得利益集团的纠葛下，大多被扭曲。

晚清最早开展的救亡图存，是洋务运动，这一运动的初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借鉴西方军事技术，壮大中国实力，但在实施过程中，满清权贵和清流派为争夺控制权，对汉族实力派百般掣肘，汉族实力派内部也为了势力划分相互争权夺利，最终在中国形成了一系列自成体系的“建设项目”，看上去轰轰烈烈，但实际上却如当年外国报章所评，不过是“一堆精致而昂贵的玩具”而已。

八股取士的旧科举制度已不合时宜，这点除了少数顽固的清流派，满汉上层大多已逐渐形成共识，但改变科举制度，就意味着几百万“功名之士”和几千万读书人“功名路断”，导致这些人，和其背后的既得利益者不惜一切，百般阻挠，早在同治年间就已热烈讨论的废八股，居然直到1905年才落实，此时离辛亥革命已只剩6年了。

庚子国变后，清廷痛定思痛，认为缺乏现代军事人才是关键，并派出大量留学生赴欧美深造。但军队中的既得利益者惟恐“洋学生”留学归来，夺取他们的晋升机会，在制定规则时故意压低留学生待遇，规定留学归来、学满预定年份的军事留学生，只能被任命为守备以下的低级军官，而各地督抚和新军负责人为扩大实力，又不顾这些规定，以高官厚禄吸引留学生加盟，这种混乱做法，显然只能增大留学生对清廷的离心力，辛亥革命中，新军成了革命军的中坚，并非偶然。

除此之外，修铁路，兴学校，办实业……种种新政，无不在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博弈下，被扭曲得面目全非。曾国藩家族在湖南湘乡兴办新式教育，原本借用了清廷“兴办新学”的编制和号召，实施过程中却加以干涉，定下“非湘乡人不录取”的陋规，以至于离湘乡不远的湘潭人毛泽东望门而不得入，最终不得不捏造籍贯，蒙混入学。被称为“亡清导火索”的四川保路运动背后，是路权之争，而这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影响。

清朝皇帝雍正、乾隆都曾撰文批评汉朝、唐朝和明朝末年既得利益集团间的内耗，甚至说“汉明亡于党争”，为防止重蹈覆辙，他们对党争百般打击、高度警惕，甚至亲自撰写《朋党论》，对主张“君子之朋非小人之朋党”，而是“道义之合”的北宋名臣欧阳修口诛笔伐。讽刺的是，到了清朝末年，既得利益集团间的倾轧、内耗，比东汉、晚唐、明末的党争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朝可谓是一个被既得利益集团拖垮的“老大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