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美国参加伊朗核问题维也纳谈判的美国代表团发言人哈夫表示，与会的伊朗和“5+1”（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加德国）已一致同意，将本应在当日到期的伊朗核谈判达成正式协议最后期限再延长到10日，且不论“5+1”各国或伊朗均暗示，如果届时还敲不定细节，那就不妨再多延长几天，总之“最后期限是灵活的”，大有“好饭不怕晚”的气魄。

实际上不论伊朗或欧美各国，在伊朗核问题上以往并没有那么好的耐心，且不说内贾德时代的“免谈”，即便是谈，谈不拢后别说一方禁运、制裁，另一方舞刀弄枪地示强，更严重的动武威胁也不是没抛出过。

那么这一回，双方何以如此有风度和耐心？

个中缘由甚多，但经济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尽管“5+1”阵营在许多问题上存在意见差异，甚至分歧明显，但有两点是大体保持一致的，即首先决不允许伊朗堂而皇之地合法获得核武器制造能力，其次，把经济制裁和禁运当作实现第一点的优先和主要手段。

2006年12月23日，在美国推动和“5+1”各国的赞同或默许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制裁伊朗的第1737号决议，禁止伊朗浓缩铀技术及原材料的进出口，禁止向伊朗提供重水堆和弹道导弹；2007年3月24日，安理会第1747号决议宣布对伊朗实行武器禁运，并对涉及伊朗核计划和弹道导弹项目的个人和实体实行资产冻结，呼吁各国和国际金融机构不再向伊朗提供新的赠款、财政援助和优惠贷款；2008年3月3日，安理会第1803号决议宣布扩大对伊朗履行限制和资产冻结对象名单，呼吁各国对部分涉伊金融活动保持警惕；2010年6月9日，安理会第1929号决议进一步扩大了制裁、禁运、金融封锁和旅行限制的范畴。除此之外，2012年底美国和欧盟进一步对伊朗实施石油禁运，并威胁制裁任何与伊朗有关的金融交易业务，并将范围扩大到第三方。

尽管部分持强硬立场的美国政治人物，如共和党籍参议员、参院防务委员会主席麦凯恩，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坚持认为制裁远不足够，美国和国际社会即使不采取先发制人的“外科手术”，至少也应将目前的制裁手段加重，让伊朗经济和社会彻底破产，但包括美国现任政府在内，“5+1”的主流仍认同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名言“没有一个现代国家可以承受制裁压力”，坚持通过制裁手段迫使伊朗在经济上知难而退，同意回到谈判桌上解决问题，今年4月达成的洛桑框架协议给他们以极大鼓舞，让他们相信“经济战争”远比真正的“冷战”和“热战”收效更大、代价更小。

如果说，内贾德时代的伊朗，包括内贾德和部分保守的革命卫队领袖、神职人员还曾扬言“不怕制裁”，如前革命卫队总指挥、内贾德的石油部长卡提卜就曾在2012年9月宣称“国际制裁是伊朗石油产量和出口量增长的动力”，甚至扬言将以停止所有伊朗石油出口来报复国际社会的“不公正制裁”，但2010年和2012年的两轮严厉制裁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剧变，。

2012年底美欧对伊朗实行包括金融管制在内石油禁运和制裁前，伊朗石油日产量高达270万桶左右，制裁几个月后就锐减了40%，到2013年伊朗大选前后，按照伊朗自己的统计，其石油出口量锐减40%，石油、天然气出口所得下降45%。

伊朗是个严重依赖石油经济收入的国家，石油收入占伊朗全部外汇收入总额85%，政府总收入70%。不仅如此，由于伊朗石油产业结构本身存在不合理性，重开采、储运，轻炼化，禁运非但会影响财政收入和原油出口，甚至会给这个石油生产大国带来成品油荒——虽然听上去颇有些滑稽、甚至不可思议。自2013年起，成品油的短缺和价格飙升导致伊朗航空公司拖欠政府数以亿计的油款，不得不将票价翻番，并一度关闭部分航线，而德黑兰街头的公交车则纷纷背上臃肿的煤气包，因为相对于汽油、柴油，煤气价格便宜得多，也容易在国内自行解决。

伊朗遭受石油禁运给了老对手——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以抢夺国际原油市场份额的机会。制裁生效后的2012年，伊朗石油出口量比2010年下降了18%，而其它产油国同期出口量则增加50%。为巩固这一“胜利果实”，沙特等国不仅和宿敌以色列心照不宣地加入对伊朗“加压俱乐部”，还自去年起拒绝减产保价，坐视甚至纵容油价从高位一路下滑，至今仍难以在60美元/桶上方回稳，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意图尽可能多地保住从伊朗手中趁火打劫抢到手的市场份额。

禁运和封锁还导致高达近30%的通胀率、15%以上的失业率，和食品、药品和各种轻、重工业品的供应匮乏、价格暴涨，而这些问题单靠伊朗自己是根本无法解决的——构建自循环的现代经济需要技术和资金投入，可国际制裁、禁运恰锁死了这两件“国家必需品”的供货源。

如果说此前联合国的4轮制裁不过是“刀刀见血”，欧美针对石油输出和金融服务的禁令则是“一招致命”：原本伊朗还可凭借奇货可居的原油，依靠走私或第三方交易换取外汇（这也是卡提卜一度得意洋洋说“越制裁越增产”的奥妙所在），而欧美的金融封锁则不仅堵死“白道”，连“黑道”也差不多都给堵住，伊朗就算可以偷运出石油，也很难把售油款安全收回。

正是这种现实的经济困境，让伊朗选民在2013年对内贾德的后继人选说“不”，选出了6名候选人中“最温和”的鲁哈尼，让原本对核谈判不置可否的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出面表态“希望核谈判取得成功”。

对“5+1”各国而言，能通过谈判达成核协议自然是皆大欢喜的：美国奥巴马政府可借此炫耀“非战手段”的行之有效；急于争夺解禁后伊朗市场和投资份额的英、法等国希望早日对和伊朗做生意“松绑”；本就和伊朗间存在长期密切经济合作关系的俄、中、德等国则早就想恢复因国际制裁而被强行“筑坝拦截”的投资和贸易流。对欧洲各国而言，伊朗石油重新成为“可选项”，也有助于缓解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对能源安全的担忧感。

然而或许正因为各方都明白，此次维也纳的“终极谈判”必定“黄不了”也不能黄，他们才摆出一副“好饭不怕晚”的从容姿态，将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一拖再拖，既不迫于时间压力匆匆妥协，更不因为没完没了的谈判一拍两散。

原因很简单：既然大家都不想搞砸，既然这是最后的讨价还价时机，那么与会者就自然要抓住一切可能的细节百般纠缠，使之尽可能更符合本方利益。

就经济方面而言，双方争议的焦点，是“5+1”、尤其美国要求伊朗必须先按洛桑框架停止铀浓缩，并交出协议规定的大多数低浓度浓缩铀，放到境外保存，国际社会再“酌情”逐步废除针对伊朗的各项制裁措施（美方曾表示这个过程需要6个月之久），而伊朗方面则强调“等不了那么久”——国际社会必须在协议达成后的第二天就全面解除这些制裁和禁运措施，包括武器禁运也不例外。

如前所述，伊朗经济如今已是嗷嗷待哺，“捧着金碗讨饭”的日子不论保守派、改革派都不想再多过一天，伊朗石油部副部长曼苏尔.莫阿扎密日前就表示，如今伊朗石油日产量已萎缩到120万桶/天，不到制裁前的一半，一旦制裁解除，将很快回升至接近制裁前水平的230万桶/天。

对此大多数“5+1”国家乐见其成：这些国家也面临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低油价无疑对他们是有利的。但对积极发展成本较高的替代能源的美国，和同样“吃油气饭”的俄罗斯而言，问题则微妙得多，伊朗这个曾经的世界第四大石油输出国一旦“开闸泄油”，本就疲软的油价将势必受到更大冲击。事实上伊朗在谈判期间的确提出“解禁后原油产量、出口量翻番”和“推动OPEC更新卡塔尔市场配额体系、还伊朗以原有市场份额”的两项预期目标，这足以让场内的“5+1”和场外的沙特等国为止侧目。

照多数人的看法，10日应该真的是“最后期限”，因为10日就是北美的9日，协议文本必须抢在这一天提交美国国会进行为期30天的审查，否则将因美国国会“放暑假”而变得更加旷日持久和夜长梦多，不过正如欧盟外交政策专员莫格里尼所言“最后期限是灵活的”，伊朗核协议这碗“好饭”一定要吃到嘴——但什么时候吃则大可商量，而这场“经济战争”的结束之日，或许便是另一场“经济战争”、即伊朗和沙特等海合会既得利益者间重新争夺世界石油出口市场份额的“肉搏”开始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