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拆”真能带来一个“崭新的中国”么？

据媒体报道，宜黄强拆自焚事件告一段话后，当地某官员投书财新网并直接上新浪微博开博，从一个地方官员的角度，对强拆事件给予自己的解释和梳理，并提出“没有强拆就没有崭新的中国”，和“强拆推动城市化”的见解，为宜黄强拆事件辩解。他还担心，此次强拆事件如果导致“城市化和工业化”停顿，则“宜黄的发展可能后退5年”。

当代社会是文明社会，开放社会，也是多元化的社会，一言堂、家长制和单方面的道德审判，都是不符合当代社会要求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位官员的公开露面、发言，是他的权力，也是值得一听的。

然而“强拆”真的能带来一个“崭新的中国”么？

不可否认的是，建国以来，中国的确历经了几轮“除旧布新”的大建设时期，许多城市的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拆迁是每次大建设时期所必然遇到的，也是难以回避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拆”的确是建设“崭新中国”所不可或缺的。但肯定“拆”绝不意味着肯定“强”，几十年历史上，但凡说服、补偿工作做到位，被拆迁居民心情舒畅、资源拆迁的“除旧布新”，如北京二环、三环建设，深圳特区和蛇口工业区开发等，最终都皆大欢喜，城市发展走上正轨，民众也有利益、无损失。相反，一些地方不时发生的强推、强拆，和由此造成的官民对抗、群体上访，和涉及财产甚至生命损失的激烈事件，最终既损害了民众利益，也影响了所在地区的形象，所导致的只能是“双输”结果。

近年来中央不断推出政策、文件，规范拆迁行为，强调文明拆迁、合理补偿和自愿原则，正是因为通过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深深体会到，只有符合民众利益和需要的“崭新的中国”，只有亲民的政府、社会和城市，才是真正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将“强”和“拆”相联系，将“强拆”和“城市化”、“新中国”相联系，新则新矣，却未必符合城市真正的主人——广大居民的心意。

从意见中不难看出，这位官员，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许多官员，将城市化、现代化片面理解为拆旧房、盖新房，实则在现代化国家里，城市化和现代化不一定等于“新”，对老城区、旧建筑和传统社区文化色彩的保护和更新，同样是城市化、现代化的表现。号称“法国最现代化城市”的巴黎，市区中心区遍布百年老宅和古老的林荫路，而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却寥寥无几；加拿大西海岸年轻的都市温哥华，市区内一些古建几乎和城市同岁，不少古树的岁数甚至10倍于城市，市区不但有公园、绿地，还有原生湿地、都市农场和原始森林。没有人因此把巴黎、温哥华当做“不现代化的城市”，或认为这些“老古董”应该拆甚至“强拆”，以建设一个“崭新的世界”，社会的现代化和更新，更注重的理应是社会功能，社会心态，是城市的建设观、发展观，从这个意义上，宜黄等某些中国城市的政府、官员，的确应该“更新”、“现代化”一下——但首先要更新和现代化的，是他们的头脑、观念和意识。

事实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拆迁并非总是血淋淋的，在许多城市的发展中，都曾出现居民欢天喜地迎拆迁，甚至看见勘探队都要兴奋地奔走相告的事例。只要政府能够给予合理的补偿，让老百姓、社区和城市成为拆迁的共同受益者，民众是乐意接受、甚至欢迎拆迁的，又哪里需要用一个“强”字？合理要求得不到满足，政府又缺乏足够耐心，推土机固然“多快好省”，可为此付出的政府公信力代价几何？民众生命财产损失又几何？那位官员称，如影响强拆，宜黄发展可能后退5年，那么强拆的影响，又会令宜黄发展后退几年？“拆”是可以的，“强”是不可以的，只要真正树立“政府是民众的公仆，城市化是民众利益需要”的原则和理念，如何取舍，答案不难得出。

在不同建设时期，都曾出现过“大家”和“小家”、“大我”和“小我”的冲突和矛盾，中国的老百姓总是善良的、顾全大局的，他们不止一次地忍受暂时的损失、不便，为城市发展、为重大建设工程让路、让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屡屡出现打着“市政工程”、“城建需要”幌子，实则为商品开发项目“清场让路”的“强拆”，这种现象的一再发生，自然让各地市民感到不满：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原本是可以做通思想的，但牺牲民众利益，成全商业开发，却又不愿采取理应采取的商业补偿措施，既要“拆”，又要“强”，矛盾自然很容易激化。

官员渴望城市化，憧憬“崭新的中国”，而这一切恰也是广大市民所渴望、所憧憬的，在这一点上，双方原本有共同语言，只要官民间的城市化和“崭新中国”概念相同，双方利益想通，一切原本都是好解决、好商量的，拆或不拆，都不是什么“上纲上线”的问题，又哪里需要用上这么个“强”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