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谦也冤也不冤

东汉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占据兖州的曹操迎接在琅琊郡（今鲁南一带）避难的父亲曹嵩一家团聚，不料在路过华县、费县（费县就是今天山东费县，华县则是今天费县的方城镇）之间时，遭到一伙持械歹徒的突然袭击，曹嵩和曹操的弟弟曹德都被杀死，携带的上百车财物也被劫掠一空。

华县、费县在当时都属于徐州，归徐州牧陶谦管，这伙歹徒的来历说法纷纭，《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引注已失传的《吴书》，称陶谦好心派校尉张闿护送，而张闿是盗贼出身，贪图曹嵩财物，来了个谋财害命；《资治通鉴》等记载说陶谦的一支部队驻扎在阴平侯国（今山东枣庄峄城区阴平镇），后勤供应很成问题，见到一支浩浩荡荡、肥得流油且保安措施稀松的车队，自然垂涎三尺，把什么军纪、国法全都抛到九霄云外，拔出刀子一拥而上，酿成了一出悲剧；而另一些记载——当然也包括陶谦事后的辩解，称这件事不是陶谦手下的人马干的，只是一伙来历不明的强盗趁火打劫，陶谦和曹嵩一样，都是这起违法犯罪恶性事件的受害者。

死者家属——据说这会儿已拥有十多万大军的曹操，显然认定了主要责任人不是别个，正是案发地最高行政长官，也就是徐州牧陶谦。这年秋天，他带着大军打起“替父报仇”旗号，杀气腾腾闯进徐州，连着搞了几次大屠杀，据说杀到“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的地步，连鸡和狗这些家畜家禽和宠物都难逃一死，恐怖气氛达到顶点，有记载称，光在泗水岸边，被曹操大军所杀，以及因惊恐而自相践踏拥挤，踩死、淹死、吓死的，就有流民几十万口，连河道都被尸体堵塞了。

对于曹操这种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的行为，即使曹魏的史官也只能打马虎眼，不论当时还是后世的人，都给予谴责和批评，这当然是没错的。但仔细分析就可发现，这些谴责、批评所针对的，是曹操的滥杀和株连无辜，是他对徐州无辜平民的暴行，但并没有人说，陶谦不应该对曹嵩之死承担责任——就连陶谦自己也没有这样说。

不论是哪一种说法，都大抵认定，陶谦主观上没有谋害曹嵩的动机和故意（他也不敢），曹嵩或是被不服从命令的陶谦部下所杀，或是被徐州境内的犯罪团伙害死。然而作为徐州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陶谦原本就应该对自己军队的军纪负责，对辖区内的治安负责，不管犯罪嫌疑人是何许人也，辖区里出了如此惊心动魄的恶性治安问题，身为军政一把抓的州牧，陶谦被问责一把，是理所当然的——曹操的错误不是不该、不能问责，而是不该以暴易暴，更不该牵连那么多无辜。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就认为，徐州弄成那副乱糟糟的样子，陶谦的责任是推脱不掉的，他毫不客气地说“陶谦昏乱而忧死”，而和陶谦同时代的张昭，跟陶谦还是朋友，他特意为陶谦写的祭文虽然把亡友的道德品质夸得花好桃好，却也含蓄地指出，陶谦治理无方，导致徐州秩序混乱，结果他死后没多久，拥有5个郡广大地盘的徐州，居然让落魄到连地盘都没有的吕布轻易夺走；《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就更直率了，他直截了当地给了“徐方歼耗，实谦为梗”的八个字评语，意思是说徐州让曹操给弄成这样，说到底，陶谦本人要付很大责任。

当然，古代、当代，都有人替陶谦喊冤叫屈，认为人不是他杀的，钱不是他抢的，板子打在他屁股上实在不公道。照笔者的看法，他也冤，也不冤，归根结底是不冤：曹操报复过当，在徐州滥施淫威，死于兵荒马乱中的徐州百姓，十个有九个半都是冤的，惟独这位陶恭祖不冤——谁让你没做好自己本该做好的事？

今天某些地方、部门，出现恶性治安问题、重大责任事故，或者因侵害民众、他人利益而酿成社会事件，事后追究责任，往往有人替“一把手”辩解，理由通常是“事先不知情”、“没有指使的故意”，等有此类。

且不说这类辩解究竟是否属实，即使属实，也大抵和曹嵩事件中陶谦的性质相仿佛：事或许不是你挑起的，但既然这个地方、这个部门归你管辖，上面这些就绝不能意味着，你便可轻描淡写地推卸理应担负的重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