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印度央行发布了2020年第二季度GDP数据。

数据显示，2020年第二季度，印度GDP同比萎缩23.9%，较此前最乐观预期仍有相当大落差。具体到明细项目，印度二季度消费支出同比下降31.2%，资本投资同比下降47.9%，制造业、建筑及服贸业分别同比重挫39.3%和50.3%，餐饮酒店业47%，工业和矿业则分别下挫38.1%和23.3%仅农业部门同比增长了3.4%，可谓全面崩盘。

更让人忧虑的是，二季度的同比下挫，是建立在原本就较低的参照值上：去年二季度GDP增速就仅为创6年来新低的5%，其中制造业增幅更只有0.6%。此次公布的2020年二季度GDP增速，是自1996年印度开始公布季度经济数据以来，印度季度GDP首次出现负增长，也令该国成为亚洲表现最差的主要经济体。

鉴于印度经济的糟糕表现，国际间评级机构纷纷下调对其经济预期，其中穆迪9月11日（Moody`s）将印度自4月开始的本财年GDP增速，从去年11月预测的-4%降至-11.5%，惠誉（Fitch Group）稍早预测印度本财年GDP增速为-10.5%，更早一些，高盛（Goldman Sachs）和野村证券（Nomura）分别预测印度本财年GDP增速为-14.8%和-10.8%。印度国内机构Crisil和印度评级与研究公司（India Ratings andResearch）也给出了前所未有的“差评”，分别预测本财年印度经济将负增长9.0%和11.8%。

尽管穆迪等多家机构认为，未来两个财年印度将出现GDP同比增长，但同时指出“这仅仅是基于统计基础效应”——通俗说，就是今年数据实在太糟，令明年同期同比数据“跌无可跌”，如此而已。

如今人们纷纷议论，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的“5万亿之梦”，会否因此告急。

去年印度联邦选举中莫迪及其印度人民党获胜，胜选后莫迪意气风发，提出在下届（2024年）联邦选举前，要推动印度成为“5万亿美元经济体”，

印度从40年代末独立起，花了约70年时间才成为2万亿美元经济体。莫迪上台后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刺激投资和消费等手段，令印度在其前一个任期（2014-2019年）成为3万亿美元经济体，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五。但进入2019年，印度经济出现滞涨，尽管百般修饰，其当年GDP增速也降至7年新低的5.3%（未“修正”前更只有4.7%）。莫迪认为，倘任由经济数据就此滑落下去，将严重影响自己和印度人民党的支持率，从而动摇执政根基，因此才在去年胜选后喊出“5万亿美元经济体”这一振聋发聩的口号——而“5万亿美元经济体”也只不过是更庞大“莫迪之梦”的第一步，下一步是在2032年实现“10万亿美元经济体”的更宏伟目标，届时印度将超越日本、德国，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印度GDP年增速绝不可低于9%，且需拥有确保可持续增长的领域，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许多国内外分析家就指出，这对于经济结构严重不均衡、基础设施欠账巨大、劳动力素质参差不齐、外资政策朝令夕改，且各地保护主义情绪错综复杂的印度而言，几乎是全然不可能做到的事。

对此，莫迪及其支持者踌躇满志，在他们看来，印度拥有无与伦比的国际环境，尽管多年来多变的投资政策、低下的行政效率，已吓跑了不少国外投资者，但他们相信“总会有更多大鱼上钩”；不仅如此，印度糟糕的基础设施和庞大而低下的国内低收入者购买力，对他们而言也是“优势”：基础设施糟糕，意味着可以通过大兴土木“刷数据”，底层社会基数庞大而消费力低下，则意味着“提高潜力更大”。

但所有这一切在最新经济数据面前都变得宛如镜花水月：印度此前全年GDP增速为负，还是1979-1980财年（-5.2%）的事，如今的问题在于，从制造业到引以为自豪的“外包”产业，从餐饮业到酒店业，从物流到能源、交通，经济萎缩是广泛的、巨大的和全方位的，而且此前匆匆实施的疫情应对措施，对抑制疫情传播几乎毫无作用——印度自9月1日起超过巴西，已跃居世界累计确诊数第二的国家，而在单日确诊等即时数据方面更跃居世界第一。鉴于印度低下的核酸测试基数，许多人士相信，印度实际确诊数要高得多。

然而莫迪政府的财政部仍然在唱着高调：8月份《印度月度经济评论》扬言，印度“最糟糕的经济时刻业已过去”，正迎来“气势恢宏的V型复苏”——尽管就连印度自己的报纸也对这些高谈阔论嗤之以鼻，质问“依据何在”。

分析家认为，莫迪政府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条。

首先，不顾一切地“重启”，结束自3月以来行之无效的“防疫紧急状态”，力图通过经济、社会和商业活动的恢复，让一潭死水的经济“活起来”。近期新德里等地的地铁等公共交通业已强行恢复，联邦和各邦也大造舆论，强调“印度新冠治愈率高死亡率低”，号召人们“忘记疫情”、“让一切恢复常态”，试图借此让各项经济数据触底反弹。

其次，“开闸注水”。

《印度经济》和《经济时报》等印度财经媒体9月10日透露，莫迪政府正计划向汽车制造、光伏等产业提供1.68万亿卢比（约合人民币1564亿元）的激励资金，并将本已是亚洲最低之一的公司税进一步降低，以吸引相关产业国际投资者在印度“落户”，从而促成印度就业率提升，实现经济良性增长。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是一厢情愿。

今年6月1日，穆迪已将印度主权信用评级，从Baa2下调至Baa3，展望为“负面”，这已是“投资级”中的最低档；6月18日“投资级”中最低的BBB-；而最早将印度主权信用级别降至BBB-的标普（Standard& Poor's）虽在6月11日维持现有评级，却发出“印度主权信用评级未来24个月内下调至垃圾级的概率为1/3”的警告。最新公布的二季度GDP增速，至少不会令上述评级机构给出更正面的评价，这显然只会吓退更多外国投资者和外国资本，而非相反。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指出，过去10年间印度失业率、尤其青年失业率一直稳步上升，此次疫情及疫情应对措施又导致1900万个正式工作岗位人间蒸发，“如果在2030年前，印度无力创造出至少9000万个非农就业机会，青年失业率一项就足以给印度社会造成极大麻烦”。

印度财政部首席经济顾问桑亚尔（Sanjeev Sanyal）日前曾表示，印度可以用“前所未有的规模”兴建更多基础设施，并放宽举债限制，允许国债占年度GDP比重“上升若干个百分点”，从而刺激经济更快复苏。

然而印度赤字问题业已十分严重（目的认为印度联邦赤字占年度GDP比已高达7.5%，各邦也高达4.5%，广义政府财政赤字本财年将高达GDP总量的12.0%，一般政府债务高达GDP总量的90.1%），继续大规模举债和“注水”，只能进一步拉低印度主权信用评级，不仅是饮鸩止渴，而且“中了毒也未必解渴”。

罔顾汹涌疫情执意“重启”，或许能让未来一个季度GDP增速纸面上漂亮一些，却可能吓退更多国际投资者和资金，甚至引发疫情已缓解国家对印度“定向检疫隔离”：毕竟，印度联邦政府可以“为经济数据不要性命”，别的国家民众却有权选择和印度保持“安全社交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