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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外驻军的退出与重返

2015年的时候,美国仍在本土以外、全球7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维持近800个军事基地,逾27.26万美军士兵在海外驻扎。
而根据2020年9月30日美国国防部最新统计数据,美国海外驻军计有美洲(不包括波多黎各,包括关塔那摩)2022人(陆军464,海军668,陆战队421,空军429,海岸警卫队40),亚太129872(陆军36345,海军36594,海军陆战队27349,空军28284,海岸警卫队1300),欧洲62413(陆军25180,海军7298,陆战队2122,空军27752,海岸警卫队61),西亚、中亚、南亚及印度洋10887(陆军1674,海军3736,陆战队3148,空军2055,海岸警卫队273),其它5172(陆军296,海军13,陆战队2802,空军1156,海岸警卫队905),合计210366人(陆军63959,海军48309,陆战队36442,空军59676,海岸警卫队2579),人数呈稳步下降态势。
美国海外驻军撤出,从性质上分可分为“非常军事行动”结束后撤军、海外军事使命完成后撤军、和驻在国根据协议规定撤军、因外交关系变化撤军,以及因财政等美国自身原因撤军。
“非常军事行动”结束后撤军,即美军完成战争、军事干预等“非常军事行动”后,不可能在原为战场的驻在国长期保留战时所需的大量兵力,而必须将其中绝大多数撤回归建,甚至大量复原。如二战期间,美国在欧洲战场仅陆军就投入6个集团军计62个师(42个步兵师、16个装甲师和4个空降师),逾150万人,至1950年已减至不足10万人);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朝鲜最多投入兵力302483人(陆军兵力的1/3,海军兵力的一半和空军兵力的1/5),朝鲜战争结束的第二年(1954年)就降至225590人,翌年又降至75328人;伊拉克战争开始的2003年,美国投入兵力24.8万,至2011年12月18日宣布战争结束前两个月,在伊拉克的美国军队仅剩3.4万;越战期间美国在东亚最多时投入兵力86万以上,越战结束后(1974年6月)锐减至16.2万。
海外军事使命完成后撤军,即美国政府宣布结束在海外一地的军事使命,将全部或大部驻军撤回。如自2011年12月18日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至2020年9月30日,美国政府多次宣布从伊拉克撤军,驻军人数从一万以上降至5200余人,并正着手再撤3000人;驻阿富汗美军至2019年2月尚有1.3万人以上,同年2月29日美国-阿富汗政府发表联合声明,称因和“塔利班建设派”达成和平协议,驻阿富汗美军将在135天内削减至8600人,14个月内“全部撤军”,在该计划一再被打乱后,美国国防部仍在2020年11月宣布,将在2021年1月15日将驻阿美军数量削减至2500人。
和驻在国根据协议规定撤军,即在驻在国的一再要求下,美国政府被迫同意与该国政府达成协议,将驻该国的美军撤出。如1944年6月6日后美军即驻扎法国本土,北约成立后更一度将军事总部和许多指挥机构设在法国。但法国戴高乐将军(Charles de Gaulle)建立第五共和国后强调“独立自主”的军事原则,和美国军事合作关系急剧降温,最终美国被迫依照法国方面要求,根据协议在1967年4月1日后撤出全部驻法美军和美国军事机构;又如菲律宾,因为美国军人和当地美国军事基地周边民众、承包商关系恶化,加上两国政府间谈判遇阻,美国不得不和菲律宾当局达成协议,于1992年11月24日撤出驻扎近百年之久的菲律宾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
因外交关系变化而撤军,即美国因为和某国外交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而着手撤出其在海外某地的驻军。最典型的例子,是最高峰(1968年)时多达3万人的驻台美军,因中美1972年《上海公报》的发布,最终于1979年5月3日“台面上”撤至不剩一兵一卒;此外,1968年总数高达53.61万、至1972年1月仍有13.3万人的驻南越美军,因1973年3月29日《巴黎和平协定》(ParisPeace Accords)的签署,所有指挥机构全部解散,仅保留由美国驻西贡武官处(DAO)管理的5000多名美籍雇员(其中绝大多数公开身份为平民)。1975年4月30日零时30分,因越南军队攻入西贡,南越共和国灭亡,最后一批驻越美军乘直升机撤到海上。
因财政等美国自身原因撤军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Trump)2020年6月下令美国国防部在9月前缩减驻德美军规模约1/3(9500人)。特朗普一再指责德国迟迟达不到北约“军费占GDP总量2%”的标准,且多次拒绝其“增加美国在德驻军分摊费用”的要挟,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采取了撤军的“非常措施”。美国国防部并不单列海外驻军开支,美国学者威恩(David Vine)作为研究美国海外驻军的专家,曾得出“2014财年美国海外战区基地和军队部署总费用1600-2000亿美元,非战区基地和军队部署总费用850-1000亿美元”的数据,无论如何,常年在全球范围内维持相当规模的海外驻军,和庞大的海外基地网络,是非常昂贵的一件事。
有撤就有回。尽管二战后、尤其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海外驻军、设置军事基地的总趋势是“收缩”,但返回的事例也并非罕见。
一种情况是“因变化而撤出、又因变化而返回”。如美国在中东及海湾地区的驻军,曾因《巴格达条约》组织(即中东条约组织CENTO)的瓦解而大幅减少,但在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后,因“海合会”国家普遍担心伊拉克时任领导人萨达姆卷土从来,或伊朗“输出革命”,而对美军的进驻改变态度,美军在科威特、卡塔尔、巴林、沙特阿拉伯、也门等国家的驻军或从无到有、或从少到多。
另一种情况是“其实不想走”但当时迫于时势不得不走,一旦机会出现就迫不及待重返。如菲律宾,美国当年放弃克拉克和苏比克湾基地并非心甘情愿,走得非常匆忙,因此12年后(2014年)就趁亲美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Benigno SimeonCojuangco Aquino III)上台邀请,让美军重返菲律宾,此后又以“反恐需要”为由不断延续和强化其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
美国自身因战略需要或战略调整,在海外某些国家或基地重派、增派驻军。如越战结束后美军本已离开澳大利亚达尔文军事基地,但因为奥巴马(Balack Obama)“重返亚太”战略,及美国军方迫于中国反击能力增强、认为当前美国在远东“靠前部署”的战略太过危险,自2014年起美军开始逐步重返这里。这种“重返”一般情况下表现为一个大战略区内兵力的结构性调整,就整个大战略区而言兵力并未增加。
美军因战术需要重返。如2019年美军本已基本撤出叙利亚北部,仅留下50人左右的分遣队,但2020年9月18日,美军中央司令部(Centcom)宣布增派“不超过6辆装甲战斗车辆和不超过100名士兵”赴当地,这被认为系该地美俄摩擦升级、及美国国内对特朗普政府“抛弃叙利亚库尔德人盟友”普遍不满,所作出的战术性调整姿态。
值得一提的是,在“重返”方面,美国军事指挥机构表现得相当突出:1995年7月1日重建的美国第五舰队,司令部设定为海湾国家巴林的麦纳麦;2020年11月3日美国总统大选后被热炒的、拟议中重建的“第一舰队”,司令部选址被哄传为新加坡。
不论撤出或重返,都往往和美国政治、尤其选举政治息息相关:艾森豪威尔(DwightD.Eisenhower)、尼克松(RichardNixon)、奥巴马和特朗普都是打着“结束海外战争”、“带美国孩子们回家”等口号在大选中势如破竹、成功入主白宫的,而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则反其道而行之,利用“9.11”后美国人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恐慌,以“全球反恐战争”及加强美国在海外军事存在的政治纲领获胜,更早,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也是利用国人对“卡特式绥靖主义”的不满,和美国在美苏争霸中“处于劣势”的沮丧,以“鹰派”面目“出镜”并获得极高支持率的。此次特朗普在大选投票结果基本揭晓后,仍一再大幅调整海外军事部署,包括进一步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暂停减少驻德美军数量、考虑增设第一舰队等,许多行动和构想的时间节点,都在2021年1月20日新旧政府交接前后,这显然带有“不肯认输”的特朗普成心给继任者“使绊子”的意味。
还有些“重返”则是襄王有意、神女无情,暂时难有着落。如2007年2月6日即公告成立的美国非洲司令部(USAFRICOM),自成立起就多次试图部署在非洲某些国家,却因为这些国家对冷战期间美国在当地的军事存在心有余悸迟迟难以如愿,不得不长期滞留德国斯图加特。2020年,因美德就驻德美军问题龃龉不断,该司令部甚至于7月31日由司令汤森上将(Stephen J. Townsend,)宣布,“将”把司令部迁到比利时境内,“实在不行干脆搬回美国”。此外,“美军重返金兰湾”尽管隔三差五就被热炒一番,但“重返”仅限于短期双边军事交流,一些美国保守派军事专家所憧憬的、让美军重新进驻岘港等昔日军事基地,仍是八字不见一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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