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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么?

高科技企业“大逃离”
近一年来,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高科技产业中心——硅谷(SiliconValley ),正一再上演“明星企业大逃离”的情景剧。
北美时间2020年12月11日,长期被视作“硅谷中坚企业”的甲骨文(Oracle)宣布将搬离硅谷和加州,迁徙到佛罗里达州城市奥斯汀;比这稍早,硅谷举足轻重的理财公司嘉信(Charles Schwab Corporation)和他的创始人施瓦布(Charles Schwab)也迁到了奥斯汀;这还不算,前面提到的硅谷高科技“开山鼻祖”——惠普,总部也已经搬到了德州境内,甚至比甲骨文和特斯拉跑得更早。
奥斯汀商会纪录显示,截止11月,从硅谷搬到奥斯汀的高科技企业和其它“周边”企业多达39家(显然这至少不包括甲骨文),其中不乏8VC(由Palantir联合创始人伦敦斯达尔Joe Londonsdale创办并经营的风投企业)、超微(Supermicro)、Dropbox软件、FileTrail、DZ5电信、QuestionPro在线调查公司等响当当的名字。
这样的好戏当然少不了毁誉参半、公认“硅谷中最爱做戏”的Facebook创始人.马斯克(Elon Musk):自2020年7月起,他就一再放风“搬离硅谷”,前往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重起炉灶;2020年12月,马斯克再度高调发声,称自己“已经把硅谷的房子卖了”,未来其旗下特斯拉(Tesla)在美国本土的业务,将围绕着奥斯汀号称“硅山”(Silicon Hills)的新中心展开。至少这次绝不是半真半假的造势:硅谷的房地产网站显示,马斯克位于Bel Air的房产,实际上早在2020年初就已经挂牌卖掉;德州奥斯汀当地商会的记录则显示,特斯拉已在奥斯汀郊外建成一个面积达400万英尺的“设施”,并扬言要在当地“至少创造5000个工作岗位”。他搬了或没搬,谁也说不准,但如此折腾,注定会令硅谷“大逃离”的气氛变本加厉。
“大逃离”的目的地是哪里?
首先自然是前面所提到的“硅山”,即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其次则是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据最新消息,美国最西边的州——位于太平洋上的群岛州夏威夷州,成为又一个“大逃离”的目的地。
 
为什么要逃?
 
自1938年比尔.海福莱特(BillHewlett)和大卫.帕卡德(David Packard)在旧金山附近Palo Alto一个私宅车库里创建第一家硅谷高科技企业——如今大名鼎鼎的惠普(HP)以来,阳光明媚、温暖宜人的加州旧金山湾区附近的硅谷,就长期被公认为全美、甚至全球高科技行业的心脏和大脑,一家又一家高科技企业在这里或白手起家、或借壳生蛋,然后做大做强、开枝散叶,在全美、全球高科技领域各领风骚,在投资杠杆市场呼风唤雨,并在不经意间改变着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面貌,改变着诸多新旧行业的命运和发展轨迹。直至今日,硅谷仍然是高科技企业“大到不能倒”的象征,近期美、欧、英、中等体制不同、经营战略各异的大经济体,不约而同收紧了针对互联网巨头的监管措施,许多评论家指出,被针对的互联网巨头中,不少就布局在硅谷或加州境内,这个濒海的高科技重镇,影响力可见一斑。
正因如此,长期以来硅谷知名企业安土重迁,很少轻易“挪窝”。1970年至今,硅谷经历过至少三次严重危机,许多名噪一时的明星企业或一度蛰伏,或销声匿迹,但“幸存者”仍普遍“坚守阵地”,并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
那么,为什么这次它们纷纷选择了逃?
几十年安土重迁的硅谷企业,何以在2020年一股脑“离海上山”?
马斯克和一些愿意多说几句的离开者含蓄表示,加州和硅谷所在县、市“管理不善”,但并未说明具体理由。大选投票日前,共和党支持者曾经认为,加州实行过于严格的新冠(Covid-19)疫情限制措施,令高科技企业经营受限,其高管也多感不便,因此纷纷搬到共和党控制的德州,来个惹不起躲得起。德州州长、共和党人阿伯特(Greg Abbott)就持上述观点,他指出,高科技公司、知名企业纷纷逃离的不只硅谷和加州,而同样包括加州其它地区和纽约、新泽西等“蓝州”(Bleu State,支持民主党的州),而迁徙目的地则不仅有奥斯汀这座“硅山”,还包括加州境内其它地方,以及佛罗里达州等其它“红州”(Red State,支持共和党的州),如就在奥斯汀和惠普搬家前,财富五百强排名第146位的商业不动产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也悄然把总部从发源地洛杉矶,迁到了德州境内的达拉斯。
但更多人对这种说法表示“不能以偏概全”:马斯克固然激烈、公开反对疫情限制措施,但他并不怎么支持共和党和特朗普(Donald Trump),而其它许多加入“离海上山”热潮的硅谷“蓝血”,则并不反对、甚至支持疫情应对措施,并且对包括自己企业在内,高科技和互联挖时代“让远程办公成为事实”、从而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应对措施影响津津乐道,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公开的民主党支持者——很显然,至少不是每一个离开硅谷、投奔德州的硅谷人,都是因为厌烦“蓝州”苛刻的疫情应对措施、或不满民主党在州内的“一手遮天”才走的,更何况,特斯拉和QuestionPro的搬家行动都可追溯到2020年1月,当时美国尚未受到新冠疫情明显波及,国内也无任何限制性应对措施。
夏威夷加入“目的港”行列更让“弃蓝投红说”不攻自破:美国人都知道,夏威夷是如假包换的铁杆“蓝州”,历史上共和党籍州长、联邦议员寥若晨星(要知道如今“蓝得发紫”的加州,历史上可是出过里根Ronald  Reagan这样共和党籍著名州长的地方)。
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
首先,是经营成本。
奥斯汀商会主席兼CEO霍夫曼(Laura Huffman)是硅谷企业“离海上山”潮流兴起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指出,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州往往税负沉重,如硅谷所在的加州号称“万税之州”,仅个人所得税一项,2019年最高税率(年收入100万美元或以上者)高达13.3%,即便个人收入仅有45753、或夫妻收入仅有91506美元者,税率也高达8%,高居全美第一,另一个“蓝州”新泽西州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为10.75%(全美第三),纽约州(最高个人所得税率8.82%)列全美第七。与之相比,德州和佛罗里达州都位列全美7个个人所得税率为零的州之列。
具体到硅谷,除了税,房租、生活成本、劳动力成本,都在全美范围内首当其冲。
旧金山和圣何塞是硅谷两大中心城市,也是美国“全美最昂贵居住地”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两大“霸榜”常客。尽管据Realtor.com网站11月数据显示,旧金山工作室租金在疫情和经济衰退影响下已持续数月领跌,当月同比降幅高达35%,但昂贵的住宅费用(同月1居室公寓租金中位数高达2716美元)仍让大多数硅谷“打工一族”连呼“吃不消”。
在硅谷“四环内”负担不起住房,硅谷打工族只得在被华裔戏称“硅谷燕郊”的阿达米拉县寻求替代方案。然而这个“硅谷燕郊”比硅谷更狠:CAR汽车销售网站调查显示,10月份阿达米拉县独立屋交易价格中位数已逾100万美元,同比增长10%。
打工族和初创者负担不起硅谷住房,就只能仰赖明星企业和基金会慷慨解囊:神出鬼没的扎克伯格通过一个专门单独成立的基金会,宣称将向湾区56个组织,在未来10年提供5亿美元以上资金,用于建造8000套以上经济适用房;此前一年,Salesforce的CEO贝尼奥夫(Marc Benioff)捐款3000万美元,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合作探究“无家可归者住房解决方案”;同年,谷歌宣布建立2.5亿美元基金“协助解决湾区房屋可负担问题”;苹果也宣布建立10亿美元的“首次购房按揭资助”……
但正如许多分析家所言,这些“大手笔”通常都是“饼画很大、‘干货’不多”,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且这也同样进一步抬高了硅谷企业的运营成本。
硅谷另一个吸引明星企业和初创企业“恋栈”的关键,则是资金。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呼风唤雨、逐利来去的杠杆资金,就趋之若鹜地投向硅谷。这些“杠杆”普遍操纵在神通广大的风险投资者手中,而活跃在硅谷的高科技风投家普遍遵循“20分钟规则”(20-minuterule),即他们所投资支持的任何企业,都必须在自己20分钟车程范围内。正是这个“20分钟规则”,捆住了不少企业及其经营者的手脚。
但近几年来,美国经济“虚化”严重,大量“杠杆”逐利流入回报更高的华尔街,而剩余的风投家则同样开始“离海上山”(前文提到的“逃离者”中就有硅谷风投企业、甚至房地产经营者在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它们的“逃离”自然会进一步动摇硅谷明星企业、初创企业“坚守阵地”的信心。
不仅如此,席卷全美的新冠疫情迫使众多企业开始远程办公、在家办公,这让风投家一直坚持的“20分钟规则”变得实际上毫无意义:既然事实证明“20分钟规则”在当代社会已无关痛痒,那么“杠杆”所投资的企业究竟在湾区、在奥斯汀、在迈阿密或者在夏威夷考艾岛,又能有多大差别?
“加州的不友好”也让不少明星企业经营者感到疲倦。以往在加州,硅谷成功者们建立个人基金“作乐善好施状”是一件既荣耀、又令人羡慕的事,但近年来风向变了,人们开始议论富豪们的“真逃税假裸捐”,开始抨击他们的“沽名钓誉”和“每一毛钱都盼着大回报”——虽然很多同行也不见得喜欢扎克伯格,但当地议会和行政当局毫不客气地否决扎克伯格赞助旧金山公立医院的先决条件——将医院用扎克伯格的姓氏冠名,也仍然让富豪们感到芒刺在背。
而“替补”们则各显神通,竭力拉拢。
“第一替补”——“硅山”奥斯汀是戴尔(Dell Computer)等高科技企业的总部所在地,本就是硅谷以外美国最大的高科技基地,市内和周边有25座大学,47%的市内就业人口学历在本科及以上,这些条件接近于当年起步阶段的硅谷。不仅如此,奥斯汀虽然是“小地方”,但拥有多元化的社区、独特的乡土风情,和脍炙人口的乡村音乐传统,这些都成为德州和奥斯汀“招商引资”的重要本钱。
拥有超级大都市迈阿密的佛罗里达州当然也不甘人后:迈阿密市长苏亚雷斯(FrancisSuarez)正借助视频会议系统和网络社交平台向“蓝州”精英和硅谷“蓝血”拼命推销自己的城市,几年前因媳妇喜欢迈阿密而将著名电子布告栏企业Reddit从硅谷搬到这里的该企业联合创始人奥哈尼安(Alexis Ohanian)成了现身说法的标杆,当彼得.泰尔(Peter Thiel)创始人基金负责人、瓦尔达航天工业公司(Varda SpaceIndustries)联合创始人阿斯帕鲁霍夫(DelianAsparouhov)在推特上自言自语“如果我们公司从硅谷往迈阿密搬该怎么办才好”之际,苏亚雷斯驾着一朵祥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天而降,“秒回”了一句“我能帮您点什么”。
看似没什么优势(幅员狭小、税负不低、房租也并不便宜到哪里去)的夏威夷州则更为积极:该州主要以旅游业和军人服务业为经济支柱,季节落差巨大,如果能吸引硅谷高科技企业常驻、或哪怕“短居”,对本州发展也是极为有利的。因此该州各级行政、招商部门“火力全开”向硅谷精英游说,用于吸引“蓝血”们的,除传统的“绿水青山大海滩”外,还包括“性价比高的幼托资源”、“安静的工作环境”,等等。甚至,作为旅游胜地有些畸高的房租,也被夏威夷“说客”们巧妙包装为“招商利好”——“房租贵?可我们这买房不算贵啊,你们买下房再连公司带人都搬来不就好了”?
水火既济,一打一拉,为什么不逃呢?事实上不但硅谷,连纽约华尔街都有一些头部企业,开始往迈阿密挪窝了。
 
结束了么?
 
在“甲骨文”宣布把总部搬到奥斯汀后,《圣何塞水星报》(San JoseMercury News)曾有文章提醒当选的民主党总统拜登(Joe Biden)“必须正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尽管相当多数硅谷“蓝血”政治上倾向民主党,但他们却丝毫不喜欢“民主党的税率”,如果未来的拜登政府屈从党内极为活跃的那些“进步派”压力,进一步在全美范围内推行高税率,恐将削弱传统支持群体对民主党经济政策的支持,甚至可能在未来波及到他们对民主党的政治支持。
不过更多硅谷分析家认为,硅谷是不会被“硅山”之流所替代的。
一位署名“杰森少年”(JASON JUNIOR)的硅谷人在TechnoCodex专业网站上撰文指出,硅谷自30年代崛起后,至少经历过三起三落(战时和战后初期的大发展-上世纪70年代初军工订单下降;80年代初美日“半导体竞争”和个人电脑市场的兴起-90年代因冷战衰退和“台式电脑热”退潮引发的“硅谷冰期”;上世纪末“第一轮电子商务热”和2001年“电商泡沫破裂”),而最近一轮的兴盛则拜2015年风投大规模涌入所赐,自2015年至今,至少有多达2200亿美元以上的杠杆堆砌在硅谷、湾区,如此多的“泡沫”,恐怕既不那么容易退、也未必想退就能退得出、退得起。
研究和倡导组织美国企业家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Entrepreneurship)也指出,加州仍然吸引了将近一半的风投,而美国其它跃跃欲试“抢镜”的“替代者”中,最成功的“硅山”奥斯汀实际上并非“新人”,而是作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一系列大型分支和重要实验室的大本营,和数十家高科技企业的发源地,作为“第二硅谷”存在已逾半个世纪——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在美国范围内,其它“替代者”想结束“硅谷时代”,恐怕为时尚早。
多伦多大学经济分析和政策学教授,CityLab联合创始人佛罗立达教授(Richard Florida)说得更直白:“几乎没人会真的认为硅谷企业会集体搬迁,这是一整个体系,很难从根本上撼动”、“我觉得大多数嘴里喊‘搬走’的硅谷经营者都是在虚张声势,因为会哭的孩子有奶喝”。
但几乎是同一批观察家和专业机构也异口同声指出,硅谷的时代并非不可能结束——因为更强大的竞争者来自海外。
他们指出,尽管美国政府和跨国企业千方百计打压国际竞争对手,扶植硅谷企业,但“高科技投资的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新冠(COVID-19)疫情的肆虐则加快了这一进程。“杰森少年”强调“过去10年里,令世人印象深刻的高科技企业中新面孔,几乎很少来自硅谷、甚至美国,越来越多新兴高科技头部企业的总部设在美国以外”。
经济智库米尔肯研究所(Milken Institute)等机构分析指出,尽管湾区仍然是最大的高科技公司集聚地,但上海、北京的排名紧随其后,美国企业家中心也强调“中国成为全球高科技产业增长的第一动力”,欧洲、印度和其它地方新兴城市在这一领域的崛起,正日益挑战着美国曾一度垄断的高科技“孵化器”统治地位。
这些机构和个人都指出,传统上硅谷乃至整个美国得以长期确保高科技“制高点”的长盛不衰,一个重要原因,是能源源不断地吸引海外高级人才加盟,同时借助无与伦比的研究、开发资金投入,和强大的高校教育、科研能力,在人才和知识产权两方面,对“硅谷们”的发展提供坚实保证。但近年来,由于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排外政策、疫情及其应对措施的影响和限制,以及各移民来源国自身社会的进步、教育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加上美国在高科技研发方面投入后劲不足,教育质量“高位盘整”,这一原本坚实的基础正日趋动摇,美国在疫情中的拙劣表现,社会二元对立引发的动荡,则加剧了海外人才的不安全感,让问题雪上加霜。
许多分析家指出,尽管特朗普败选,但“支持他排外理论的美国人不会减少,更不会轻易改变立场,他们只会变得更暴躁、更偏激、更具杀伤力”——而这只会令人才、甚至资金更加徘徊不进,这非但不利于硅谷,也同样不利于“硅山”及其美国国内效仿者。
更有分析指出,加州和硅谷过于依赖“头部富豪”的贡献,如今恰因此陷入两难境地:如果迁就他们就意味着要减税,意味着加州“变穷”(2019-2020财年,加州财政收入近70%来自个人所得税),以及本就对阶层分化、贫富悬殊高度不满的当地大多数普通选民的愤怒;倘若继续“敲打”,他们纵使不直接出逃,也不免学扎克伯格,隔三差五“云山雾罩”地指东打西一番。
几乎所有的分析家——乐观的、悲观的、不动声色的,都不厌其烦地表示,尽管现在远不能说“硅谷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美国对高科技产业、教育和研发的投资不断减少(事实上资金流并没有减少,但它们越来越多流向更容易赚“块钱”的华尔街),和外来移民的洪流正迅速变细,却是不争的、甚至可能是不可逆的事实和未来趋势。如果美国自己的学校系统不能培养出新的高科技领军人物,而外来英才又被排挤、被拒之门外、被母国或第三国所吸引,那么在不久的将来面临衰落的,将远不止一个硅谷,而会是美国所长久占据的“高科技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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