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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返乡手记——何处天山无落晖

或许因为和许多南京乡亲一样,祖上是从皖北灾区流徙至此安身立命,或许因为父母两家都多变故,能时时走动的亲故不多,我家儿时的“团圆年”氛围并不浓厚,无非包个蛋饺,拌个十样菜,有数在宁的几家亲戚相互走动一下,放几挂拆零的鞭炮,打几个通宵扑克牌罢了。其它同龄小孩子们羡慕的压岁钱我是拿不到许多的,拿到这点且被财会出身的母亲拿去零存整取,最后化作为家庭建设添的砖、加的瓦。
尽管如此,父母还是慈爱的、关护的。但儿时父亲工作忙,出差多,如果赶上我小学放寒暑假,还会带着我一起走南闯北。有一次暑假,一出去就是一个多月,玩得流连忘返,屡屡央求父亲“别回家,就这么到处跑”。但家总是要回的,父亲只好骗我,把返乡旅程说成“去苏州出差”,待离家不远终于恍然大悟,于是在路口嚎啕大哭,邻居跑去报信,母亲以为儿子思乡情切,飞奔过来安慰,没想到我见到她哭得更凄惨,一时间不知所措。待明白就里,母亲一声长叹:“这儿子将来是要离家的”。
一语成谶。
18岁考上大学后我便真的离了家,先是北京,继而杭州、上海,成了千百万“春运大军”的一员,返乡变成了“过春节”的代名词,忙碌一年,回到家中,除去各叙别情外,便抛开杂念,“吃玩二字”。父母自小对我异乎寻常地信任和宽容,能串门的亲戚也少,于是同龄“春运返乡族”最头疼的逼婚攀比通宵麻将,诸多烦恼,便一概于我很陌生。
终于有一年,不甘蛰伏的我再作冯妇,踏上了去非洲打拼的漫漫长路,再往后,便是移民加拿大,在家国万里之遥挈妇将雏,过起了“无春运不返乡”的游子生涯,屈指算来,过去二十多年里虽然几乎每年都回国,在家里过春节却只有可怜的一次。
在非洲是孤身一人去工作、去经商,最初在建筑工地上当翻译,当秘书,当行政管理,后来则回归到贸易的老本行,“过年不返乡”的感受是不同的。
工地上同胞很多,阿尔及利亚两个挂钩工地上,连管理人员带民工,加起来竟有一千三百余人。这些民工兄弟们思乡之情很浓,年关将至,有的会在工棚门口望着满天星斗发呆,有的会围在只有一个台(CCTV4)的电视前,看着在国内不屑一顾的电视栏目一会哭、一会笑,有些有幸在年前收到辗转送来的家书,会一边看,一边抹眼泪。我曾经和他们闲谈,他们告诉我,年前情绪激动不仅仅因为思乡、思念亲人,也因为另一些更实际的原因:他们的收入是“年结”,且折算成人民币打到国内亲人账户上,而出国时还要缴一笔不菲的保证金,许多人因此借了民间信贷,这一出一入,结算期都在年前。工友们十九来自农村,家里不宽裕,家人要生活、要过年,孩子要上学,关心则乱,和思乡、思念亲人的心情相交织,自然格外激动。
我们这些管理人员并没有这些烦恼,“不返乡的躁动”除了“报平安不便”(当时是21世纪初,上网还是窄带拨号,国内家里又没人用,长途电话限定每人每年5分钟,大多数人都留在春节报平安用,但也因此造成线路堵塞,聊不了几句便只能怅然不了了之),便成了聚餐、饮酒的最好借口。当然,我们还要不时关照一下那些乡情洋溢的民工兄弟,以免出什么事情。
做贸易就完全不同了:搭档中同胞不过一两位,时间、空间上都有很大自由度,随着时代进步通讯条件也改善许多,价格低廉的载波电话、甚至早期宽带网先后“落地”,和家里联系更频繁、方便,距离感拉近,“年感”却不觉又淡了几分。可不是么,饺子天天吃,就不会觉得是在打牙祭了。
待从西非的多哥直接转赴加拿大温哥华,开启全新的移民生活,不久后两个儿子相继出生,“大温”就此成为我这个“小家”崭新的坐标轴。
虽然和许多住在大温的同胞一样,我和妻子的工作、生活,和故国仍有许多关联,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我回国的机会、次数,也比同时代大多数移民的同胞要多一些,大温更是亚洲“大中华文化圈”以外“年味”最浓的地方之一,但毕竟是“异文化”了,“在加过年”不过聊胜于无的“符号文化”,华埠的花街巡游陈陈相因,侨团、同乡会的拜年活动仪式感也未免过多,对我这个好静不好动的人而言能躲则躲、能免则免,近年来最常参加的年宵活动,是一班朋友张罗的“新春送温暖”街头慈善。
去年新冠疫情不期而至,包括“新春送温暖”在内,各种聚集性活动一停就是一整年,眼见得接连两个春节,都只能闭门自家过了。去年“全封闭”,连出门去餐厅吃饭都困难,今年情况终究好得多,孩子们张罗着要排个配钢琴伴奏的全家四声部小合唱助兴,也可届时分享给国内的亲人们听,从目前进度看,是否赶趟儿,也还在两可间。
同样因为疫情关系,去年几个回国的日程表被迫取消,工作大受影响,“返乡过年”更难奢望,好在父母、亲友和自己,这么多年早已习惯了。
如今大家都多少适应了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时代,有事没事的可以在微信家庭群中嘘寒问暖几句,线上拜年终究也是拜年,也能互相传递亲情温暖,“云年夜饭”固然只能“心灵饱”,但压岁钱还是可以送可以收的,对出生在异国他乡的孩子们而言,这已是浓浓的年味了。
其实说起来南京儿时的故居前几年已经卖了,新换的住处离故居不远,我却连一夜都未曾住过。妹妹大学毕业后定居在北京,父母这些年也搬过去和她一家同住,我漂泊在外,二十多年里唯一一次在“家”过年,其实也是在北京,而不是儿时所熟悉的南京。
甚至南京于我而言,也只是“儿时所熟悉”了:父母常年在北京后,我回南京公干都只能住酒店,有时兴之所至,想寻访儿时故地,却因城市面貌变迁,只能在孩童们好奇眼神里,操着满口流利乡音问路了——然而是否返乡过年,大约对自己也只是个“伪命题”了吧?
行文至此,意犹未尽,草成一律如右:
 
恍见朱联贴旧扉,网中新客又嘘唏;
乡园梦里春灯暖,野序场边倦鸟飞。
处处猫多和我呢,年年事每与心违;
故居闻已三迁矣,何路天山无落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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